如果國產電影也有高考，《長安三萬里》必然是會傳遍全網的範文。因為它對仗工整，文辭華麗，最重要的是，它擁有滿滿的正能量，傳遞出了一種保守溫和的中庸價值觀。

而這種價值觀，在遍地是欲待上岸的「高適」們的今天，無比鼓舞人心。

但這恰恰也是它令人不適的地方。

古代中國在儒家思想中浸淫了千年，盛唐是為數不多較為跳脫、思想開放的時代。

請各位觀眾仔細想想，一個講述盛唐文人的故事（其中還包含了安史之亂），最終呼喚和讚美的對象是中庸保守的價值觀，這難道不是很詭異嗎？

這種描繪對象和描繪態度全然背離的詭異感，在對李白的塑造上到達了頂峰。

可以這麼說， 你如何理解李白，就如何理解盛唐。

你要是不懂李白的糾結和痛苦，就拍不出盛唐的複雜和氣度。

影片中對李白的理解，總是隔著一層的。

創作者顯然也是站在高適這邊的。李白每次發酒瘋的場景，都是奇觀化的展現，都有一種強烈的被凝視、被他者化的感覺，而凝視著他的、將他異類化的眼睛，正屬於代表主流價值觀的高適。

因此，片中的李白總是沒來由地酗酒、大笑、發瘋。我對這個李白的理解和共情純靠腦補，以及映後自己翻查資料。而對這方面歷史了解不多的觀眾來說，這就是個空殼，一個比刻板印象還要莫名其妙的李白。

要批評《長安三萬里》對李白和盛唐的誤讀，就要先了解真實的李白是什麼樣（以下大部分史料來自李長之所著的《李白傳》）。

李白的痛苦有一重要來源，即封建社會裡，職業文人是沒有生存空間的。

在儒家思想的把持下，文學是入世的手段，而非目的。在那個時代，對於一個有詩才的人來說，成功只有一條路——仕途，要從政、做官、掌兵。詩以言志，文以載道，寫詩是為了表達自己報效祖國的志向，寫文章是為了闡述自己的治國平天下理念。

整個社會幾乎不會為文學的審美性買單。真正賣文為生的人，要麼徹底隱居，要麼只能蝸居社會底層。

而偏偏李白是一個在文學審美性上無人可比肩的天才。他的詩勝在超絕的想像力和蓬勃爆發的情緒感染力，這些都是自我內心世界的投射，而對外部世界，李白並不算是一個非常能夠洞察世事的人。

我們在教科書上看到的李白是清高的，似乎早早看透了權力遊戲，從不肯「低眉折腰事權貴」，整天「仰天大笑出門去」。

但真實的李白想做官，他明確表示過看不上陶淵明，他想從政，想建功立業，就像電影里那樣，他處處干謁權貴，期望得人賞識。

可他根本不是從政的料。政治本就是權謀之術，要權衡，要通人性，要步步為營。一個酒還沒喝大就要飛到天上去的詩人，怎麼可能深諳此道？

更何況，他還有最樸素也最要命的正義感，看不慣窮人受欺負，也看不慣權貴欺負人，這些在他的詩中占比不多，但也是有的，從他四十多歲應召入朝後，這類揭露現實、針砭時弊的詩就頻繁出現。

也可見，他到了四十多歲，才逐漸看透朝政的腐敗昏庸。

另外，文學在實務方面的作用是「無用」，你不可能指望一個能把戰爭場景渲染得十分壯烈的文人真的上陣殺敵。尤其是李白這樣的詩人，他的詩最「有用」的地方，是能最大程度地解放人的精神世界，讓你感受到超脫物質世界的精神愉悅。但這種作用在當時無法兌換成社會價值，更無法讓入世心切的李白實現自我價值。

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李白是一匹汗血寶馬，卻活在到處都是汽車的時代。他看到天地廣闊，想四處馳騁，卻拿不到通行證，外面的馬路根本不是為他建造的。

他身上的悲劇不僅是因為他出身商人家庭，社會地位底下，也不僅是時局動亂，奸臣當道，所以他才不得重用的緣故。

當社會的成功標準單一扁平到只有一條路通向自我實現，那麼這個體制外的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共情到李白的痛苦。

每每政治受挫，李白就會寄情於喝酒和修仙，按現在的話說，就是「躺平擺爛」。

可是躺平擺爛的背後卻有著深刻的幻滅。他作為一個純粹的文人在這個時代得不到尊重，錯位的自我期待讓他不可能自我實現，到了人生暮年，動亂時局又加深了這種幻滅感。

大好的河山，大把的天賦，到最後好像什麼都沒剩下，什麼都沒實現。

只有深深地絕望了。

所以，影片的華章——李白高吟《將進酒》，帶高適遨遊天地間的段落，其情緒處理是準確的。

聲音如此激昂，畫面極盡絢爛，但配樂卻悲愴無比。李白在酒後的幻想世界裡越是亢奮，內心就越空虛，現實就越淒涼。

高適雙腳著地，看到的是這樣一幅景象——

衰老的李白挺著將軍肚，衣衫不整地醉臥河邊，身邊橫七豎八倒著幾個道士，都是一群在世人眼裡看來不靠譜的酒蒙子。

沒人在意他們在亂喊亂叫些什麼，身後的河水滔滔向前，無意駐足。

《將進酒》是一篇懷有巨大悲劇感的千古名篇，也可以看作是李白遭遇精神幻滅的高潮，其實用現在的流行語來講，這是中國古代「發瘋文學」的巔峰之作。

什麼「古來聖賢多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什麼「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都是什麼意思？

不就是說，什麼功名啊，什麼道德啊，什麼金錢啊，都是個屁，朋友，你就喝吧，人間根本就不值得。

中國正統的價值觀，文人士大夫被規訓必須遵循的東西，在這首詩里統統被瓦解了。

恰恰是詩中這種徹底的幻滅和解構，才能帶給掙扎其中的人以極大的安慰感。

所以李白帶高適乘著白鶴上天的時候，高適是興奮的，是渴望的。像他這樣一輩子守著自己田地的人，最是享受那一瞬間雙腳離地、不管不顧、脫離塵世的迷狂。

我看到有評論說這兩人的友誼沒有根基，不懂為什麼李白每次都忘記承諾，但高適卻還要上趕著去找他。這倒不是電影的問題。李白其人對高適的吸引力是致命的，也許高適自己都不知道怎麼總是鬼使神差地想要靠近李白。其實也不難理解，像高適這樣一個前半生鬱郁不得志的人，怎麼捨得拒絕和李白這種朋友喝酒的機會？再堅忍的人也得發泄自己的負面情緒，也希望能有一個人幫他卸一卸精神上的擔子。

不過，別看《將進酒》收錄在高中教材里，每個中學生都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在目前的價值觀體系下，這顯然不是一首正能量詩歌。相反，它是滿滿的負能量，細究之下有兩個字盤桓不去——虛無。

《將進酒》寫於李白第二次漫遊期間。彼時他將近五十歲，已從長安辭官離京，這大概是當時他人生最為挫敗的時期。他心心念念的朝堂終於去到了，當朝天子也見到了，唐明皇不僅親自下步迎接他，甚至一度成了喝酒吟詩的好哥們。從政的夢想似乎唾手可得。

可是身在其中才發現，原來權貴們的生活這麼枯燥且無聊，整天就是喝酒作樂，自己作為翰林文人什麼正事也幹不了不說，明明就是酒喝大了，寫兩句拍馬屁的詩，也會招來非議，遭奸人誹謗。於是日子混到第三年，終於混不下去了，跑了。

你要說真給李白一個機會，讓他擔任重要官職，他能否勝任？也夠嗆。

但他可愛就可愛在忍受不了虛偽。或者說，他對精神自由，對情感真誠，有著極高的要求。而他渴望的高純度的自由和真誠，在當時的唐朝官僚體系中，怎麼可能有呢？

別說唐朝了，就是現在，他恐怕也找不到。

所以，他只能流浪、修仙，做個體制外的孤魂野鬼。

別看他大喊「天生我材必有用」，社會現實告訴他，天生我材，就是沒有用，這裡沒有你走的路。

《長安三萬里》呈現了這種虛無，也呈現了高適作為普通人對這種虛無的不理解，這是好的地方。

但奇怪的是，影片著重放大了這種虛無帶來的結果——李白以及當時一眾文人把自己喝成了酒蒙子。

卻有意無意忽略了造成這種虛無的現實成因。

單就影片呈現而言，李白的放浪形骸確實流於表面，反而是高適的腳踏實地更有實感和細節。

這就引申到了另一個問題：

影片為何要以高適為主視角展開敘述？

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以片中高適為代表的務實守規的現實主義者，是我們這個民族的主流。

從高適的視角切入故事，簡直不要太絲滑。觀眾幾乎無需動用太多歷史知識就可以輕鬆共情高適這個一心「考公」的「小鎮做題家」。

「穩定」和「體制」就是刻在中國人DNA里的因子，哪怕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孫悟空，也要在天庭找個蘿蔔坑，占一個編制名額。

而李白呢？

他真就是石頭縫裡蹦出來的。至今籍貫成謎，有人說他有外國血統，祖上也幾乎無可考，他這個「李」姓，據說還是他爸看到李子樹後自封的，原本他父親連姓都沒有（出自《李白傳》，李長之著）。

《李白傳》的代序里提到，民國時期，學者張蔭麟受國民政府教育部委託，著手主編《中國史綱》，曾邀請剛畢業於清華哲學系的李長之撰寫杜甫一章。

李長之問為什麼不寫李白呢？

張蔭麟先生表示： 李白是浪漫派，在中國文化和詩歌史上並非主流，不能單獨立章。

李白在我們民族文化中獨特而邊緣的地位，可見一斑。

後來李長之執意寫出了《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在書中，他援引了尼采的超人哲學來分析李白的個性和命運。而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提出的「酒神精神」，其中所蘊含的極端亢奮的、超脫社會規訓的強大生命力，竟與李白其人其詩無比吻合。

但酒神精神和我們這個民族推崇的理想人格相去甚遠。酒神精神的破壞力和悲劇力量，恰是儒家哲學避之不及的。

所以，雖然千百年來，人們愛李白，贊李白，可在主流價值觀的標尺內，他始終是一個他者，一匹脫韁野馬。

皇帝看李白，就像看一個吉祥物。

而李白不肯只做一個吉祥物。

片中的高適看李白，又何嘗不是報以一種看吉祥物的心態？

只敢遠觀，遠遠地賞玩這個精神黑洞，從李白身上汲取原始的生命力，卻沒膽量走進他的內心，與他同喜同悲。

《長安三萬里》這樣拍當然沒什麼錯。相反，它的中庸和穩妥換來了相當喜人的成績，什麼人都能從中得到點自己想要的東西。

只是， 太「慫」的創作者是拍不出盛唐氣象的。這也就是許多人吐槽本片只畫了盛唐的「皮」，沒有摸到盛唐的「骨」的原因。

影片野心不小，特意截取了安史之亂前後幾十年的時間段，試圖以歷史之巨變來映襯時代之恢弘。

盛時有多輝煌，敗時就有多凋敝。國家命運的大起大落，正如同李白詩中的酒神精神那樣極端。

所以，李白是避不開的。

可是創作者又要以高適這個最終意義上的成功者來中和這種極端。以高適起，以高適終，最後還不忘點出，高適是唐代詩人中做官做得最好的。

高適最後的總結中心思想，情感傾向也是肯定和向上的，所謂「只要黃鶴樓的詩在，黃鶴樓就在。只要詩在、書在，長安就在。」

殊不知，李白的魅力，在於「否定」。

哪裡都容不下，於是永遠在路上，也就永遠自由。

《長安三萬里》沒有膽量直視李白心中那個巨大的黑洞，更不敢點出他人生中巨大的幻滅感。

可那也是盛唐的一部分。

片中高適面對李白的幻滅感，始終是敬而遠之的。

他覺得李白自暴自棄，不可理喻，不肯陪他一起瘋。

李白的主體性，他發瘋的來龍去脈，全部都被隱去了，或者只是不咸不淡地提上一嘴。

但實際上，那些與李白差不多時代的詩人，大多都體會過李白遭遇的幻滅感，只是程度不同罷了。

其中，最負盛名也是最「少年老成」的杜甫，作為例子，再合適不過了。

大家都知道，李白和杜甫有過私交。尤其是杜甫對李白，可謂牽腸掛肚。

杜甫就像片中的高適那樣，對李白的才華很是傾慕。兩人一生中曾相處過三回，其中一次，他倆和高適一起結伴出遊。

就這三次，足以讓杜甫回味一輩子。「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總而言之，杜甫對李白愛得深沉，可是呢，有時候他也會不理解，就像片中高適對李白的每一次失望一樣，「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

杜甫比李白小了11歲，曾經小杜也不明白，李白天天喝大酒吹大牛，空有這滿腹才華，為何如此不思進取？

後來，兩人各自漂泊著，經歷了戰亂、貧困，看多了權貴的荒唐、軍隊的殺虐，也不斷耳聞各路好友的慘訊，比如他倆一同去拜訪過的書法家李邕，就因為站錯隊，以七十歲高齡被奸臣下令杖殺。

最後，李白也站錯隊，險些丟了性命。他被流放夜郎期間，徹底沒了音訊，杜甫以為他死了，哀痛欲絕，接連寫了好幾首詩：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他稱李白是「佯狂」，也逐漸明白這種「狂」背後深重的悲哀。

「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他想像李白滿頭的白髮，裡頭凝聚了多少無法實現「平生志」的痛苦。

此時的杜甫已經步入人生最後二十年，帶著一家老少四處逃難，看似站對了隊伍，追隨肅宗得了官職，卻又因耿直而被疏遠忌憚，反覆如此，最終撲了一場大空。

他哀嘆李白，又何嘗不是在哀嘆自己一生徒勞？

影片中李白高呼「將進酒」的那個夜晚，如果陪在李白身邊的是杜甫，他一定會留下來，而不是再一次默默走掉。

承認歷史上這場盛世狂歡背後藏著巨大的幻滅，才算真正理解李白，理解盛唐。

至於鑽野史的空子，把哥舒翰塑造成愛國將士，讓高適作為成功者去「赦免」失敗者李白的「罪」，這樣惺惺作態地渲染忠君愛國的思想，渲染盛唐之下傳統道義的固若金湯、堅不可摧，不過是媚俗、媚上、媚體制的產物。

永遠流浪在體制外的李白，他的狂、瘋、癲，是盛唐的魂魄和精氣，絕不是用來裝點門面，用來告訴外賓我們也是有浪漫主義詩人的道具。

最後，想對追光說一句：

不敢發瘋，就別霍霍李白；不敢凝視深淵，就只能永遠淺薄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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