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社會醫學自主知識體系，需以實踐為基 | 社會科學報

新型社會動員體系成為亟待發掘的中國式健康社會決定因素

鄭永廷將「社會動員」定義為人在思想層面變化發展的過程，他指出：「社會動員就是廣義的社會影響，也可以稱之為社會發動，是人們在某些經常、持久的社會因素影響下，其態度、價值觀與期望值變化和發展的過程。」新中國成立之後，社會動員機制被認為是我國健康水平得到顯著提高的突出特徵。愛國衛生運動就是社會動員機制應用於衛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實踐，通過與基層治理工作的融合，推動形成自上而下行政動員與自下而上主動參與結合的群眾動員機制；又如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我國創造性地通過構建縣級醫療衛生服務機構、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有效地保障了農村居民的健康水平，被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醫療問題的典範」。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這一突發公共衛生危機暴發後，黨中央作出重要安排部署，充分利用緊急動員、參與式動員等方式整合社會資源、凝聚各方共識，取得了顯著的危機治理成效，有效地保護了人民健康。這些都彰顯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通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模式，抓住關鍵節點，對於人民健康水平的提升超越了特定階段所有的因素和力量，超越了以往單一的、有規律的、循序漸進的疾病防治模式。同時，新型社會動員體系創造了特定時期、特定人群和特定環境，整群式激活了一系列外在社會決定因素，從而實現了對人群健康的極大程度提升。

傳統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研究面臨數字社會浪潮的巨大挑戰

近年來，我國社會醫學學科的發展深受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理念的影響，相關的傳統理論和經典模型成為研究主導。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快速推進，人工智慧（AI）、虛擬現實（VR）/增強現實（AR）、區塊鏈等顛覆性技術得到迅速發展，與之相關的人口、資源、環境、生態等一系列社會因素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由於現代科技的複雜性、不確定性快速增強，傳統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的模型和理論受到衝擊，解釋力也大大削弱。

其一是虛擬社會的建構對傳統模型的挑戰。像達爾格倫和懷特海德所提出的分層模型，是由內向外的層層遞推演進關係，處於內環的因素都受到外層因素的影響。當虛擬社會出現後，現實社會主體以虛擬存在方式在網絡空間進行社會交往，「非空間性」屬性使人們的社會交往超越了層次限制。這樣傳統模型無法適用，特別是在大數據時代，傳統統計分析和建模受到挑戰，使其對現實的社會決定因素深入挖掘出現偏差，不再符合現實情況。

其二是虛擬社會的建構對傳統理論的挑戰。例如社會生態理論是研究人與各種社會環境要素關係的理論，健康行為是人與環境複雜系統內的一個要素，但隨著虛擬社會的發展，社會交往已經不僅限於實際生活，可能形成新的虛擬交往模式，或者是虛擬和現實相結合的交往模式。這就使得虛擬社會的個體行為和現實社會的個體行為邊界難以界定，如何在研究中實現線上和線下的變量相結合，如何反映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的現實情境，這是未來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相關理論構建關注的方向。當前，「網際網路+」技術廣泛應用，我國智慧醫療、虛擬支付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這對我們應用健康社會決定因素分析機制的視角、凝練問題的方式以及分析問題使用的模型和理論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來社會醫學學科體系的發展以及概念命題的提升也都迎來新的挑戰。同時，虛擬社會的發展也給我們提供了重要的學科發展機遇，未來，我們要藉助人工智慧的領先優勢，實現社會醫學學科，包括分析問題的方法和手段的快發展、新突破。

發展政策科學實驗是充分呼應社會醫學知識場景的重要途徑

近年來，試驗或試點作為一種新的治理機制，成為眾多學者關注的熱點議題。來自衛生健康、衛生經濟，乃至行政管理等不同學科的研究主要是在政策過程中的框架下展開討論的，並將試驗或試點視為政策創新或擴散的有效機制，進而將其視為解釋國家體制機制改革取得成功或獲得發展的重要原因。以往政策實驗表明西方國家社會實驗多呈現非官方組織參與、自下而上的自治模式等特點，例如，英格蘭政府通過對南部的托基市某貧民社區實施房屋改善項目，為人們提供更好的居住條件，來改善居民的健康和福利以及家庭關係；1987年加拿大由非官方組織率先從多倫多開展「健康城市運動」，從魁北克開展「健康城市與健康城鎮運動」；美國非營利組織或宗教組織等推動美國早期健康城市構想；等等。相比較而言，中國的政策實驗是基於大規模的人群試點，形成推動社會改革的有效經驗，然後在全社會範圍進行推廣。其組織性、示範性、經驗性強是中國政策實驗顯著區別於其他國家或區域社會實驗的典型特徵。如2016年開始在全國49個試點城市開展長期護理保險試點，是我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制度安排；為了推進健康中國行動，同年全國愛衛辦確定了首批38個全國健康城市試點城市。諸如此類以社會實驗為單元，對基於現實場景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的分析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因為它能通過更強大、更宏觀、更漸進的政策示範效應，干預大眾群體的健康提升，而不僅局限於某個社區或者某個個體。以往通過社會實驗強調健康社會決定因素往往倚重於西方經典模型，但在現階段，特別是當下的中國社會，我們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和做法，更強調由宏觀社會主導來激勵、集成、創新和參與，在這種大背景下，如何將眾多社會實驗與我們的學科甚至是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相結合，提煉中國式社會醫學理論，關注現實，值得更多學者去探討和思考。

總之，社會醫學既具備深刻理念又充滿現實關懷，醫學學科的社會性質與社會因素的影響愈發凸顯，醫學與社會互動關係愈發密切。經過學者們多年不懈努力，我國社會醫學知識體系在反思中不斷進步。過去的30年中，我國社會醫學已經展現出強大的發展潛力，未來我們仍需結合中國式現代化發展規律，擷取以往研究中符合時代精神、具有指導意義的思想精華，促使其成為建構中國社會醫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源泉；繼續投身於醫療衛生改革的實踐，對其範疇、概念和術語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力求將我國社會醫學自主體系建構得更加完善，學科本土化特色和學科的國際貢獻度更高，為衛生健康事業的發展貢獻更多的學科精神營養。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9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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