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博物館「話語」勢在必行 | 社會科學報

另一方面，西方的社會與文化治理需求也對博物館的社區實踐產生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法國，「社會排斥」與「社會包容」相對，被用來描述那些不受國家社會保障的人群。真正實現社會全面發展，需要提升對弱勢群體的全方位資源供給，包括文化資源。於是，關注弱勢群體日益成為西方博物館的社會責任和當代使命。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英國，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工黨政府上台執政，將「社會包容」理念奉為圭臬，通過政策傾斜與經濟槓桿，進一步推動博物館關注弱勢群體。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受過社會學訓練或關注社會現實議題的「外行人」進入博物館工作，博物館在關注「大歷史」的同時，愈發關注社區生活。

由此，博物館服務社區，為西方博物館承擔社會責任、參與文化治理提供了堅實基礎，劃定了現實框架。 中西方發展軌跡不同、社會現實不同，對於「社區」概念的理解與應用自然不同。2011年，國家文物局發布《關於促進生態（社區）博物館發展的通知》，部分省市近年來在社區博物館實踐中也有所探索。簡單來說， 「社區」這一概念，在中國更強調「區」，包括地理與行政區域。而西方博物館「社區」概念，一定程度上和中國博物館的「分眾」概念可能更為接近，但更多的是基於西方社會歷史與現實，按照文化、種族、階層等劃分社群。

相比之下，近些年西方博物館參與社區發展、服務國家文化治理的國際維度這一發展趨勢，更值得我們借鑑。過去二三十年，博物館對國家形象和文化軟實力的價值愈發受到重視。但也有人反思，通過精品文物展覽、專業人員交流、文物保護修復等方式開展的文物外交，本質上還是「精英」外交。 雖然當代博物館愈加開放、包容，但在一定程度上仍是有門檻的。伴隨著精英式「文化外交」向大眾導向的「公共外交」理念轉變，博物館參與社區發展不再局限於國門之內，逐漸成為「博物館外交」的重要方式。美國國務院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聯手美國博物館協會開展「博物館國際合作項目」，支持美國博物館與其他國家博物館工作人員進行館際互訪、專業交流。到了2007年，政府與博物館愈發感覺到項目的局限性，即獲益的更多是博物館機構、甚至是個別人員，在更廣泛的社會與公眾影響方面似乎收效甚微。於是，他們重新調整項目方向，要求必須由一家美國博物館和一家海外博物館聯合提出申請，並且每一方博物館必須帶動一個或多個當地社區參與合作。 項目並不要求一定有展覽等成果產出，重要的是在這一過程中，雙方博物館特別是雙方社區有深度交流。於是，美國博物館走入伊拉克、摩洛哥等國的穆斯林社區，最終服務於美國公眾外交。

在中國博物館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今天，建構中國博物館「話語」勢在必行。對於西方流行的博物館學概念，不能簡單採取「拿來主義」。我們要基於中國現實，思考中國博物館的使命定位與發展方式。與此同時，在增強中華文明國際影響力的戰略要求下，我們又要知己知彼，用國際社會熟悉的話語來講好中華文明故事。在某種程度上，「社區」概念映射著中國博物館本土化的實踐與國際化的探索。立足中國實踐、兼具國際視野，應是中國博物館參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必然之路。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4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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