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 | 在當代企業家文化中創新轉化儒商精神
研討
儒商精神如何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有力的價值支撐？如何培育中國式現代化企業家精神？如何從民族特殊性上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普遍性？這些問題值得我們關注。近日，「儒商精神與中國企業家精神」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財經大學召開，來自國內外高校、企業界60多位學者與企業家匯聚一堂，圍繞儒學與儒商、新時代儒商精神與企業家精神、儒學國際化等重大問題展開熱烈研討。
原文 ：《在當代企業家文化中創新轉化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與中國式現代化企業家精神」研討會在滬召開》
作者 |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董必榮
圖片 |網絡
新時代儒商精神的出場
首先，儒商研究不是一種話語的研究，而是一種精神、文化的研究。上海市儒學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吳震認為，近代上海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的經濟中心。從學術角度來看，將現代性的商業文化和精神，重新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背景中，將儒家精神與當代企業家精神結合起來進行學術研討，應當是最近幾年的學術新現象。當然在新時代中國，如何推動儒商研究，發揚中國的企業家精神，助推中國式現代化全面發展，已經成為迫切的時代課題，值得高度關切。
其次，從儒商精神的發展脈絡看，要從總體上把握儒家思想的要義，採用所謂「知識考古學」的方法顯然不夠，更多的是要運用思想史的方法。華東師範大學高瑞泉教授認為，從18世紀到19世紀商人的社會地位在上升。士商就是即儒即商，商是他的職業，儒是他的文化身份，所以是雙重身份。近代中國商業通過抵禦外部經濟侵略而獲得發展。中國的商人講的利他不僅是利益他人，而且要有利於國家、社會。清華大學陳來教授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滲透了中華文化的宇宙觀、世界觀、價值觀。君子化儒商對人生境界的要求較高，有著崇高責任感、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生活化儒商強調對家族的承諾，堅守節儉、勤勞、忍耐等精神。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重要工作就是把傳統儒商精神在當代企業家文化中創新轉化。
最後，從儒商精神總體特徵及意義分析。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張雄從歷史哲學角度論述儒家思想的價值意義，歷史的「道」呼喚當代儒商精神在承載優秀傳統文化基因的基礎上揚棄自身，推動歷史發展。儒家思想作為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歷史靈性，在價值觀上有鮮明的實踐性，追求內省、和合、崇高、秩序，追求知行合一、家國情懷、心靈世界的意義，是華夏文明優秀基因，潛移默化影響著炎黃子孫的生存方式乃至做事做人的行為準則。中國孔子基金會副理事長國承彥認為，儒商精神植根於商業倫理道德，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合則共贏、生財有道的價值理念，誠實守信、源自善行的行為規範，自強不息、創新求變的進取精神，義利兼顧、樂善好施的道德境界，濟世利民、為國盡忠的家國情懷。華東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楊國榮則強調實踐的儒家思想，儒學發展過程有三點和現代工商業發展有關聯，一是注重普遍之利、共同之利；二是注重誠信，中庸把誠信作為其核心概念；三是注重人道，人道高於權利，內在意義就在於肯定人的價值，能保證社會和諧發展。中山大學黎紅雷教授提出，新儒商是現代的工商企業家，是現代企業的治理能人和熱心社會公益的慈善好人。因此，新儒商是傳統儒家文化的繼承者，更是現代新工商文明的創作者。
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企業家精神
新時代呼喚著企業家精神的培育。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孔慶然認為，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入企業文化，黨的領導至關重要。企業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八個字：仁愛、誠信、責任、進取。
首先，如何定義企業家精神，涉及一個民族的精神與文化。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教授認為，企業家精神是指企業家在實踐活動中所遵循的基本價值觀，包括冒險精神、堅毅精神、使命感以及創新精神等，中國文化要求把做人和做事、成功與成德統一起來。上海市儒學研究會儒商研究專業委員會主任、民營企業家丁興才認為，企業家精神有兩種，一種是西方的，一種是東方的，後者就以儒家文化為主。中國企業家精神的核心首先是利他，即利國利民，追求的是共同富裕，這是更為人性化、社會化的價值觀。
其次，如何理解道與術、體與用？如何對待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這也是認識中西方現代化模式的關鍵所在。上海財經大學朱璐研究員從杜維明對儒商的研究與定義出發，提出兩種類型的儒商：一種儒商是自覺踐行儒家思想的價值觀，他們既讀四書五經，又手拿算盤從事營商勞作，既誠信地經營，又誠實做人。另一種儒商是不自覺地運用儒學價值觀經商的人，他們離經書遠一點，離算盤近一點，是受儒家思想文化薰陶，以集體無意識的不自覺的習俗方式，通過讀書學習、家族家規訓導，實現儒商經營價值觀的商人。上海財經大學劉靜芳教授認為，儒家至德是從道而來的，儒家的道是中庸之道，最高的德是從中庸之道來的，中庸就是無過無不及，其最終邊界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企業家精神的第一條就是萬物並育，第二條就是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即發展經濟的同時又堅守市場規則。
儒家思想的國際化研究
一個思想首先是民族的，然後才是世界的，近年來海外孔子學院發展迅速。儒家思想本身包含著兼濟天下的胸懷，本次大會吸引了許多海外學者參會，他們的發言聚焦儒家思想在亞洲的傳播及影響，這為豐富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提供了依據與佐證。
儒商走向世界離不開重要歷史人物的作用。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原校長祝家華教授以陳嘉庚為例指出，新時代的儒商要走向世界，應該經歷由經濟人到文化人再到生態人的轉變。日本SBI大學學院教授細沼藹芳詳細介紹日本商界之父澀澤榮一的經營哲學，突出其「論語加算盤」思想的當代意義，為我們進一步認識「東亞模式」提供了新視角。馬來西亞拉曼大學教授鄭文泉的報告主題為「從商、儒的角度重估張煜南的儒商成就」，重點介紹了華商張煜南在馬來西亞經商的心路歷程。
與會代表一致認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要互相成就。儒家思想作為人類「軸心時代」的代表，本身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就占據重要地位。習總書記提出「第二個結合」是繼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又一次理論飛躍，將成為今後我們進一步推進中華文化與中國式現代化研究的指導思想。而弘揚儒商精神、塑造新時代企業家精神，對我們構建新發展格局、踐行高質量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65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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