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體意味的碑在最遲不超過孔子時代已作測方位、定時辰等器物使用，作銘記功能使用，最早在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上開始。
然而一種學說認為碑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就出現了。
另一種觀點認為，「碑」的稱謂在周代才出現。如張曉旭在《論先秦碑刻》一文中即寫道：「夏商兩代還沒有碑的概念。碑的概念只是到了周代才出現。」杜玥、李民昌、王鵬江等在其文中亦表明了相同的觀點。
戰國 中山王鐵足銅鼎 中山王陵文物陳列館藏
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或者認為《儀禮》乃為西周之禮，故其所載內容理所當然為周代之物。但據彭林的研究，《儀禮》並非周公所制之禮，其中所載「《明堂位》的陰陽家色彩太濃，所記制度又過於齊整，顯然不是西周的實錄，當是漢儒的偽托。所以，這一說法不足據信。」如是，「碑」最早出現於周代這一定論不成立。
儘管，黃會奇的《中國早期銘文石刻新論——兼辯碑的初始功用》是近期碑刻本體研究的最新成果，其對碑刻出現的年代及功用作了十分詳盡的考證。同時從刻辭載體的角度，對於金石之間的轉變關係亦作了梳理。
遺憾的是，他並未找到秦公大墓的發掘中與碑刻相關的考證依據：「筆者查閱一九八二年發掘，一九八三年發表的第一次鳳翔秦公陵園發掘簡報；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發掘，一九八七年發表的鑽探簡報，根本未提到有木製碑的發現……一一查找相關的引文原文，亦未發現秦公墓中有木質碑的內容。」可見黃會奇的研究缺失了早期碑刻本體的重要考古學環節。
秦 陝西鳳翔秦公大墓槨室兩壁外側的「木碑」實物 秦公大墓陳列室藏
儘管，諸家學者對碑刻出現的最早年代提出了各自認為合理的判斷，然皆缺乏確鑿依據。同時，從考古學的角度而言，僅以史料為據而未有實物證明所作的推斷，亦不能作為確切的考證結果。
因此，這裡將討論焦點集中於立碑之性質功用，載體(即碑之本體形制)及材質演變，從而對前述問題作出筆者以為合理的解釋。
戰國 韓國宗廟碑新鄭市博物館藏
人們常常認為石刻的起源即是碑刻的起源，實際上根《儀禮》的記載，最早的碑或為觀日影之石柱，以作測時之用；或為定位之用；或為系牲之用，或作下棺之用。大多數碑刻相關的著述中都已提到這一點，然而，他們並未提及碑的使用與當時的政治制度之間的關係。
戰國 石鼓文 故宮博物院藏
事實上，早期的碑無論是作定位之用，或是下棺之用，都是當時禮儀程序的一個部分，其意義遠遠超過了本身的功用。
例如《禮記·喪大記》記載：「君葬用，四二碑。大夫葬用，二二碑。士葬用國車，二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碑，桓楹也。」碑的使用在數量上表現出十分明顯的等級之別。葛兆光曾言：「禮儀不僅是一種動作和姿態，也不僅是一種制度和風俗，它所象徵的是一種秩序……沒有這套禮儀，個人的道德無從寄寓和表現，社會的秩序也無法得到確認和遵守。」無疑，此處碑的使用以數量之別恰恰表現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禮」的制度性特徵。
嵩山少室東石闕
其次，據彭林的研究：」《儀禮》與《周禮》《禮記》合稱』三禮』……三禮之中，《儀禮》的出現年代最早。」儘管，《儀禮》的成書年代尚不能確定，然其」主要是由孔子根據宗周時代流傳下來的一些禮儀規制加以編訂整理而纂輯成書」。如此，可以確定，至少在孔子時期，宗廟碑既已出現，甚而得到廣泛使用。然而，前文所有的分析與推斷，僅是以史料為據所得結果。能夠與文獻相應證的下棺之碑，是在陝西鳳翔縣秦公大墓的發掘出土的木碑實物。
內容整編自：張宇《碑刻前的碑刻——中國獨代碑刻探源》《榮寶齋》2019年9月刊，感謝榮寶齋雜誌及作者提供資料，如有問題私信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