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风云变幻
1 | 没有良好的公司结构，业务就没有了载体 |
2 | 成立公司：一场咨询引发的新东方变革 |
3 | 合伙人之间，股权如何进行分配 |
4 | 从合伙人到股东，再到职业经理人，一场艰难的历程 |
5 | 定心丸：给股权定价 |
6 | 引进外部投资人的是是非非 |
7 | 我是用什么心态来对待变革中职位的起起伏伏的 |
8 | 卢跃刚对新东方稳定起到的作用 |
这里我要先讲一下，后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就解决了上一讲内容中的这个矛盾。现在，我就具体讲一讲这个矛盾。
当时新东方所有的人，都是合伙人，是各人干各人的，是包产到户的模式。那么，从合伙人变成股东，从股东再变成职业经理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
因为，这个时候的股东都是干活的，并不是说当了股东就不干活了，出钱让别人去干。大家甚至都没出钱，只是拿到了这个股份。拿到股份以后，那么大家继续去干活，就要变成职业经理人了。
首先第一个要素，是我上一讲讲过的，新东方是每人包了一块，到年终的时候把钱都拿回去。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新东方下面其实每年都是没有利润的。
那么，现在要变成公司化运作，未来还想让它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上市公司，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有利润、有收入。
如果光有收入，没有利润，在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垃圾公司。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公司只要蓬勃发展，哪怕没有利润，甚至是负利润，都是可以上市的。为什么？看的是未来的预期。但是，当时完全不是这么看的。因为我们想的是在中国上市，还没有想到去美国上市。在当时的美国，也没公司是说亏本了还能去上市的。
所以毫无疑问，大家就不能再把钱都领回家了，必须把钱留在公司。留在公司的话，就意味着把利润留在公司，同时意味着个人收入大幅减少。比如说，原来每年可以拎200万，现在只能拎20万，剩下的180万必须留在公司作为利润。
大家发现收入突然减少了，那种当土豪的感觉没有了！觉得怎么回事，收入还不归自己，归公司了？尽管大家预期未来能上市，但是谁知道哪天能上市。眼前收入减少了，上市又变得遥遥无期，最后个人的感觉就不好了。而且在此之前，谁也没有当过股东，谁也没有当过职业经理人。
所以，在这个定义上的股东是假的。为什么？因为大家根本就没有出钱，只是名义上的股东，还要自己拼命去干活，才能把钱赚出来。现在大家突然感觉到，干活不比原来少，但是钱比原来拿得少多了。大家都没有扭转过来，因为没有任何先例。从合伙人变成股东，再变成职业经理人，到底怎么变，大家都没有感觉。
接着就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怎么样分配大家在公司的职位呢？集团公司的总裁、副总裁谁当呢？大家都说总裁肯定是俞敏洪当，那副总裁谁当呢？有了副总裁，就有了第一副总裁、第二副总裁的区别，平时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现在凭什么你来做第一副总裁，我来当第二副总裁？新的问题就出现了。
当时也没有明确分工合作的想法，仅是第一副总裁和第二副总裁，王强和徐小平就开始产生矛盾。大家互相就说，凭什么你来管我，凭什么我要管你。排位的矛盾让大家都感到，这些完全没有做过公司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公司组织结构的改造和身份的变化的时候，完全是一种迷茫、不适应的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利益猜忌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讲过，当时的组织机构是归新东方总公司，北京新东方学校也是归我所有。总公司股份化之后，北京新东方学校的钱没法转到总公司，放到总公司去就是转移资产——当时国家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学校的资产是可以通过关联交易转到公司去的。
所以到最后，这个变革是大家一起讨论的，总公司的发展也是大家一起讨论的，总公司未来决定要上市也是大家一起讨论的，但是大家突然发现，是不是俞敏洪用了一个办法，把我们所有的钱都收回来，给我们一个虚拟的股份，这个股份也不值钱。
所以大家互相之间就产生各种不适应，矛盾就开始集中到了我的身上。觉得好像俞敏洪在背后做了一件事情，把王明夫请过来弄了一个套，这个套下完以后，让大家突然就失去了对所有业务的控制权，而且失去了对所有的钱的归属权。大家变成了一个空壳公司的股东，而真正赚钱的北京新东方学校还在俞敏洪一个人名下。万一他哪天要说你们就走吧，这个学校是我的，那等于我们一分钱没有。
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也并没有这么想，但是这种矛盾的纠葛直接导致了什么呢？直接导致的就是，大家都没感觉了，觉得要不我们再回到合伙人时代算了，就不要做总公司了。
我想总公司都做了，不这么做下去，再回到合伙人时代的话，不还是一个乱七八糟吗？所以无论如何要把总公司做出来，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来讨论了。
7月-9月，“老俞闲话”将在80天的时间里，连载《蛋壳来了》APP上的“新东方成长历程”音频课程和由此出版的新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文字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