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7日，台湾青年作家林奕含在公寓上吊自杀。

在她去世的第三年，互联网再次迎来对她的集中注视。

无疑，#林奕含去世三周年#登上热搜，是公众意志对鲍毓明掉出热搜的不满与反抗。

“书里的李国华并没有死，也不会死，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

诚如林奕含所言。

在“女孩'爱'上诱奸犯”这一类似的叙事路径下，林奕含成了李星星（化名）的镜子。

她的经历和言论，对李星星来说，以及对公众如何看待李星星来说，都具有了强烈的参照意义。

一个成年男性与未成年少女多次发生性关系。

假使其中夹杂着混沌不明的“情感”意味，不仅会造成司法界定的难题，也使得“受害者有罪论 ”从不缺席。

正如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已被李国华诱奸的房思琪试探她妈妈：

“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

妈妈下意识回道：“这么小年纪就这么骚。”

现实中，林爸林妈也有过类似“是你不对”的心态

又正如在《财新》那篇争议性报道里，记者在采访鲍毓明之后妄下断语：

“这个更像是一个自小缺乏关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

一个是受害者家属的本能反应，一个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立场。

他们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喜欢站在道德高地朝受害者吐唾沫的网友们了：

“小三都该死。”

以上种种，什么“受害者有罪论”的说辞，倒不如林奕含的文字直见其中的残暴与荒谬：

“他选择硬插进来，而我要为此道歉。”

01

性的荒谬

在性的问题上，女性总是面临污名化的险境。

但凡有性侵案发生，有些声音从不会缺席——

“你不该半夜出门。”

“你不该穿那么少。”

“你不该明知有危险还跟进去。”

“你不该不反抗。”

“你不该反抗得不明显。”

“你不该当时不报警。”

“你不该在细节上撒谎。”

任何一个环节有“漏洞”，女性就有可能从受害者身份转变为“骚货”、“仙人跳”和“小三”的评价。

倘使将以上句式翻译一下，其实本质上在说——

“你不该是个女的”，“你不该长着阴道”，“你不该在男性面前散发性魅力”。

一个衣着保守的、殊死抵抗的、甚至不能太好看的女性，才配称作一个“完美受害人”。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侵害女学生二十多年的李国华暗自得意：

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

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

2014年的台湾电影《不能说的夏天》，提前拍出了房思琪们的遭遇。

郭采洁饰演的音乐系新生白慧华，被戴立忍饰演的指导教授李教授性侵。

她自残，试图自杀，却又前后八次与李教授发生性关系。

不报案、不求助、性侵之后的后续“自愿”性行为，成为白慧华无法辩解的死穴。

学校里，她被风传为追求指导教授不得而自杀的疯狂女生；

法庭上，李教授的律师妻子抓住她“蓄意破坏他人家庭”的点狠狠攻击。

外界的孤立无援和内心的深度创伤，让少女不敢主动求助。

若她们胆敢发声，又会被塑造成关系破裂后的“狭怨报复”。

这一典型思维也应验在鲍毓明和李星星的关系里。

面对财新的采访，鲍毓明拿出大量聊天记录来佐证，自己是一个被阴晴不定的小女孩玩弄感情的痴情男子。

“我们偶然吵架也是因为她敏感多疑爱吃醋。”

“报假案也是她闹的极端方式之一。”

“19年初我还按她说的送了订婚钻戒，我也为了等她而一直单身，没想到最后等来的是一场灾祸。”

看完鲍毓明的自述，这件性侵案居然就在不少人心里“反转”了。

两人社会阶层的差异，男方对女方的物质资助，自动在大众脑海形成一种流行叙事：

这是一个拜金小女孩与sugar daddy的养成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鲍毓明的恋童癖顶多是有钱人的小癖好，而李星星的遭遇则是穷困少女的灵魂堕落。

许多人的道德观，对前者予以理解，对后者表示唾弃。

“弱者不一定有理”，“女的未必吃亏”，人们喜欢如此来理解生活的真相，着迷其中的反差。

02

爱的荒谬

诱奸和强奸的区别在于，“爱”被当做借口，被当做洗刷罪恶的工具。

它让躲过14岁定罪年龄线的少女性侵案里的同意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犯罪分子一句“我们是真心相爱”，就能有效地模糊犯罪事实。

有些人看得到李星星对鲍毓明的亲密言行，看得到房思琪对李国华的依恋和爱，但却看不到背后成年人对未成年少女的精神控制。

在她们尚未明白什么是性什么是爱的阶段，便给其灌输扭曲的性爱观念。

鲍毓明教李星星，人和动物，孩子和家人之间都可以“做那种事”。

李国华告诉房思琪：你喜欢老师，老师喜欢你，我们没有做不对的事情。这是两个互相喜欢的人能做的最极致的事情。

而相处日常里，男方对女方的关心、送礼物、说情话，为少女编织了恋爱的假象。

说出去，身败名裂，待在这段关系里，有人“爱”你。

对于一个受害少女来说，一段畸形性爱关系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控制，最终让她们放弃呼救，甚至患上斯德哥尔摩症。

所以李星星难以离开鲍毓明，白慧华一次次和李教授发生性关系，房思琪让自己爱上了李国华。

“反正我们原来就说爱老师，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

不相信爱，耻辱挥之不去，相信爱，眼前的一切才能自洽。

只有这样，房思琪们、李星星们才活得下去。

只不过，这份“爱”很容易戳破。

当少女开始反抗，开始逃离，开始嚷嚷，恶魔的獠牙便亮了出来。

被李国华称为“命中注定的小天使”的房思琪，后来被他绑成螃蟹、拍成照片寄给了另一位受害女生作为威胁；

白慧华在法庭上亲耳听见说爱她的李教授坦白：

是她勾引我的，我一时没有把持住。

而鲍毓明，则称他未来的新娘“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大肆编造悲惨故事骗取人们的关注和同情。

此前不跟她们一般见识，接下来不得不考虑“做出一些应对”。

正值五一，鲍毓明便带着他的“十问韩某”来了。

这样的“爱”，若都能成功为性侵辩护的话，那必然是有的人选择装瞎。

03

美的荒谬

“洛丽塔，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洛-丽-塔：舌尖向上，分三步——从上颚往下轻轻落在牙齿上。

洛。丽。塔。”

这一情欲喷涌的开头，来自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

它通过主角亨伯特的自述，让恋童癖这一非道德行为，化身为具有文学美感的洛丽塔情结。

因为亨伯特非常擅长文学修辞。

“我望着她，望了又望。一生一世，全心全意，我最爱的就是她，可以肯定，就象自己必死一样肯定……她可以褪色，可以枯萎，怎样都可以。但我只望她一眼，万般柔情，便涌上心头……”

这样的句子，有几个人不会心动？

在那些精美的修辞里，亨伯特暴露出既疯狂又脆弱的特质。

对洛丽塔疯狂的爱欲和占有欲撕扯着他，直至为她杀人犯罪，付出一切。

这份强烈的爱，看似，让一个中年男人被一个无情下流的小女孩给玩弄了。

这让多数读者，对这个不道德的恋童癖成功生出同情来。

若这个男人长着杰瑞米·艾恩斯的脸，你更会心甘情愿沦陷在大叔与萝莉的爱情故事里。

作为语文补习名师的李国华，同样善用修辞。

性事中，他会对房思琪说：

“你现在是曹衣带水，我就是吴带当风。”

“我在爱情，是怀才不遇。”

还会套用胡兰成的句子：“我跟你在一起，好像喜怒哀乐都没有名字。”

如林奕含所说：

“因为读者都已经有一个有色眼镜，知道他是一个所谓的犯罪者，所以觉得他很恶心呀什么的。但是其实他有些话，如果你单独把它挑出来看，会知道那句话其实是很美的。”

同样地，李教授把白白压在身下时，说的是音乐，说的是艺术。

甚至，上升到人的存在的哲学命题。

他们一边犯下罪恶，一边用高度艺术化的美感来合理化自己的畸形欲望。

这是林奕含必然走向崩溃的根源：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而李国华们、陈星（李国华原型）们、胡兰成们，他们的情话，并不一定言有所衷。

另林奕含痛苦的是，这些真正相信中文的人，居然背叛了几千年来的文学语境和传统。

同样，她无法相信奈波尔这个创造了最完美的寓言体的作家，会虐打自己的妻子；

写出了《东方主义》的萨义德，被人指出是里外不一的小人。

原来，文学的美与人格的美并不必然相关。

林奕含作为一个从小迷信文字的人，发现文学背叛了自己。

世界上，还有谁，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

这是身为人的意义系统的坍塌。

蒋方舟读解《洛丽塔》时，说纳博科夫设下了一道考验，而90%以上的专业读者都没有通过——

纳博科夫写《洛丽塔》，根本不是让我们理解一个恋童癖，理解人性的幽暗之处。

恰恰相反，他是想让我们警惕这个变态。

纳博科夫自己评价亨伯特时说的是：

这是一个自负、残忍的恶棍，却努力显得“动人”。

他让自己显得“动人”的工具，无疑就是他的文学修辞，他的巧言令色。

纳博科夫警醒我们：

不要夸大恶的深度和美感，不要把它提高到它配不上的位置上。

就像房思琪用青春的崩溃和破碎，重新解读了李国华的“温良恭俭让”——

温暖的是体液，良莠的是体力，恭喜的是出血，俭省的是保险套，让步的是人生。

林奕含之所以值得一再被记起，一再被解析。

是因为她用整个生命完成的书写，为我们戳破了恶魔的谎言。

恶就是恶，它跟爱无关，跟美无关，跟人性复杂无关。

恶是一望见底的平庸。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