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形容日军装备时经常有“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之称，但实际上日军的武器水平在工业化国家中属于末流；而在二战中动员起来的美国，才是当时武器生产和供应能力最强大的国家。
二战后，美国不仅在经济力量上继续稳居世界第一；政治地位也远超英国，而且还拥有了战前难以比拟的军事实力。
整个二战中，美军扩充人数突破了1000万人，但同时美军却是各大国中战损人数最少的军队；在实战中，美军是当时唯一一支实现了几乎100%配枪率的军队，大量勤务兵也均配备了手枪。
跟这样的军队作战，对方具有物质条件方面的绝对优势；若以二战时日军的火力强度与之对比的话，恐怕连美军的零头都达不到。
然而1950年的10月，30万背着“万国造”武器的志愿军却跨过了鸭绿江。他们的对手就是这样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以及拥有大量人力资源的韩军和其他15个国家的军队。
上一次中国人直面这么多国家的军队是50年前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果是什么，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
如今，我们很多人都喜欢武器的对比、后勤的对比乃至于兵力的对比。若以正常的纸面实力比较而言，那么这支装备寒酸的军队是根本不可能获胜的。
他们没有一架战机、一辆坦克，甚至在1950年的10月，连兵力都没有对方的十七国联军多。
然而凭借人民军队高超的指挥艺术、基层官兵灵活的战术及顽强的作战意志。这支军队无论是首战对韩军，还是首战对美军，都取得了完胜。
在为期8个多月的运动战期间，他们依靠着手中简陋的武器（苏联武器在第四次战役末期和第五次战役时才部分换装），硬是将当时世界上装备最好的军队赶回了三八线附近。
而随后运动战的中止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是一种新战争样式的开始——阵地战。
阵地战中双方战线相对是静止的，不会再有大规模的穿插、分割等我军传统战术的发挥余地。由于朝鲜战局的特殊性，也不允许我军使用运动式防御的歼敌手段，而是尽可能寸土必争的顽强防御。
在这种战争模式下，武器弹药及后勤物资，甚至于兵员的消耗量是极为惊人的。尤其敌军具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优势，我军能不能守住阵地成为了运动战初期面临的严峻问题。
当时所谓“联合国军”的指挥官是李奇微，地面部队美第8集团军指挥官是范弗里特，二者都不是庸碌之辈，其对于志愿军的优势和劣势有着清晰的判断，同时对美军及联军的优劣势也有着很深刻的认识。
换句话说，我们面对的对手拥有一个知己知彼的指挥层，同时还有世界上最充裕的物质资源。
联军的打法是这样的：
一方面通过其远东空军对鸭绿江至三八线的我军运输线进行狂轰滥炸，美其名为“绞杀战”，以最大限度减少我前线部队所得的武器、弹药、粮秣供应，削弱我本就不充裕的物资储备；
另一方面美军集结了大量重炮部队对我前沿阵地不分昼夜地狂轰滥炸，其弹药消耗之大甚至到了美军高层都警告范弗里特的地步，因此也称这种不计成本的火力投送方式为范弗里特弹药量。
范弗里特弹药量的消耗在《随便一打就是几十万发炮弹！范弗里特弹药量消耗究竟有多大？》一文中已有详细介绍。
在此我们简单列举几组数字，以衔接下文。
1951年9月到10月，美军第2师进攻“伤心岭”战役期间，一共消耗了76毫米坦克炮弹62000发、105毫米榴弹炮弹401000发、155毫米榴弹炮弹84000发、203毫米榴弹炮弹13000发，此外美军步兵师还打出了119000发迫击炮弹和近18000发无后坐力炮弹。
1952年10月至11月，美军第7师、韩军第2师进攻上甘岭战役期间，一共动用了18个105毫米以上炮兵营，共计324门大口径火炮。在战役的43天时间中，向3.7平方公里的我军阵地上打出了1974545发炮弹。
1953年1月到4月，联军每月向我军阵地发射的炮弹数依次为976315发、1051291发、1427418发、1324634发。
也就是说在1951年夏秋季攻势等美军的攻势作战，及后来的阵地战中，我军每个月承受的炮弹总数超过了100万发。
在这样疯狂的火力攻势下，志愿军是如何坚守阵地的呢？
志愿军阵地战模式的完善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最初面对范弗里特弹药量时，我们的压力非常大。
我们以67军金城南反击战（1951年10月中旬）为例，为大家简单介绍。
当时该军的阵地防御分为第一防御地带和第二防御地带；第一防御地带分基本阵地、团预备队阵地和师预备队阵地，由199和200师及配属炮兵守备；第二防御地带地势较险要，以201师及配属炮兵守备。
该军主要精力集中于基本工事的构筑，故师团预备队防御工事稍弱。
阵地构筑方式为在主要支撑点间构筑多道、新续的堑壕，与交通壕相连，并构筑预备工事，加修掩蔽部（2到4层原木，4米积土）；加强前沿障碍物，尤其是反坦克障碍物。
仅据200师不完全统计，该师构筑堑壕、交通壕37650米；防炮洞4632个；防坦克壕3020米；单人掩体9608个；有掩盖的机枪掩体360个；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发射掩体126个；步兵炮有盖发射掩体137个；掩蔽部502个。
阵地工事中虽然有防炮洞和坑道式的掩蔽部，但是尚未有成体系的坑道防御工事。
如果以正常的工事标准来说，这样的工事足够了。但是美军当时投入了整个第9军（下属2个美军师和2个韩军师及配属部队）来进攻，其105毫米以上的炮兵营就超过了10个，大量投射的火力是野战工事很难抵御的。
10月13日第一天战斗，我军守住了大部分阵地，但也失守了部分阵地。如何失守的呢？
734高地以北排级支撑点，承受敌2个营攻击，排长刘东武与敌同归于尽，敌占我阵地一部；602.2高地，我第3连几乎伤亡殆尽；后洞里北山阵地，我1个排战至最后一名战士撤出阵地；569.5高地，我第8连除9人撤出阵地外，全部牺牲。
整个第一天作战，我全线伤亡1400余人。
战至16日，我一线199师与200师已有一定伤亡，由于67军缺乏与美军交战经验，过早地将第二梯队201师及203师进行轮替作战，导致后期我预备兵力不足，使得对方占据了较多阵地。
在当时我以野战阵地为主的工事体系下，很多阵地的失守是以班排或连级部队全部或大部牺牲后，对方才能占领的。
战役进行的10余天时间中，67军及配属部队伤亡的10332人中，很多都是这样的小部队坚守到最后的整建制牺牲。
而美第9军虽占领部分阵地，但即便有巨大火力优势支援，其冲击部队亦损失惨重，其最远突进我阵地9公里之后，也不得不停下进攻。在这一方向作战中，其占我阵地132平方公里（1年多后的金城战役中，又被我军夺回）。
这一方向是联军占我阵地最多的，当时在47军、64军、68军等阵地上同样有着大规模攻防战斗，西线联军总的推进距离是3到4公里。整个秋季防御战，其占我阵地467平方公里，而付出的代价是79000余人。
关于1951年秋季阵地战，敌我均宣布取得了胜利。
从美韩军队角度来说，其夺取了4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不算失败。但以如此巨大的损失为代价，却并未取得决定性优势，却令美国高官们甚为不满。
《李奇微回忆录》中记载：在（美国）国内，尤其是在国会中引起了强烈不满，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专门写信传达了这种情绪。
而从我军角度来说，1951年秋季防御战一方面大量杀伤了敌军，另一方面在绝对优势的敌军面前，我军阵地没有被大块吃掉，实际上证明了我军能不能守的问题，更关键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军找到了克服范弗里特弹药量的法宝。
毫无疑问，当时美军不计成本的火力投射是其能缓慢推进的关键。
据我军统计，美军当时每发射40到60发炮弹即可杀伤我一名战士。而美军师一级进攻中，每天可发射1万发以上的炮弹，仅炮弹数对我军的杀伤就可达200人/日。若能减轻美军重火力的杀伤，则大大有利于我阵地阵地防御。
而在秋季防御战中，64军马良山阵地上的一起战例引起了志愿军总部的重视：
该军在防御战中将单人防炮掩体（志愿军1951年3月就已强调“步兵工事以构筑单人洞穴掩体最好”），加深，并创造性地串联起来，形成了马蹄形的坑道。这种坑道还比较原始，也并没有普及，但在阵地战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64军的1个步兵连就凭借这种工事抗击了敌军21次进攻，而自身伤亡仅为26人；而在整个马良山战斗中，该军以伤亡1600余人的代价毙伤美英军4400余人，取得了较好的战损比。
因此1951年秋季防御战后，构筑坑道工事成为了志愿军阵地防御的一大特点。
这种坑道工事可不是大家想想的挖条洞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地下防御体系，其与地面及纵深阵地相结合，构成了志愿军的钢铁防线。
第一线各军在半年时间中就构筑了长达190公里的坑道，堑壕、交通壕650公里，各种火器掩体1.2万多个；到1952年5月，基本完成第一线阵地全部坑道工事；到1952年8月，第二线阵地坑道工事基本完成。
志司对坑道工事有统一规格要求：必须达到“七防”的要求，即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
具体构筑上要求坑道顶部的厚度一般在30米以上， 坑道幅宽1.2米，每条坑道至少有2个以上出口；坑道内构筑了火力点、观察孔、住室、粮弹库、储水池，并设置了防毒门。
其开口通常在反斜面两侧，以避免敌炮火封锁；坑道入口几米后要转弯，以防敌火焰喷射器和重机枪直射；坑道内要有推土设备，以免敌封闭坑道；主坑道外要有小型的马蹄形坑道及若干防炮洞。
有了坚固坑道之后，美韩军队的炮击效率大大下降。
1951年夏秋防御战时，敌发射40到60枚炮弹可杀伤我一名战士，另外还能毁伤我大量工事；而到了1952年1到8月，其发射660发炮弹才能杀伤我一名战士，而且通过火力很难摧毁我坑道工事。
而在范弗里特弹药量逐渐失效的同时，我军的弹药量却提了上来。
1951年到1952年，我军新组建了火箭炮兵21师、22师；防坦克炮兵31师、32师、33师；另外对预备炮兵第1、2、8师及3、7师部分部队换装苏械的152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
1952年，步兵师山炮营扩编为炮兵团，辖122毫米榴弹炮营、76.2毫米加农炮营、76毫米山炮营和12.7毫米高射机枪连；步兵团属炮兵有120毫米迫击炮连、75毫米无后坐力炮连及12.7毫米高射机枪连。
到1952年6月，志愿军炮兵已经开始对联军全线进行炮击，使得其炮兵阵地全线后缩，减轻了对我阵地的威胁；我炮兵还广泛展开冷炮歼敌运动，如39军在1952年8月下旬有44门炮为游击炮，发射283次即毁伤敌装甲车辆44辆、汽车45辆、火炮5门、地堡7个，毙伤敌830余人。
美军注意到了志愿军火力增强的情况，《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即记载：从（1952年)4月到6月，敌军平均每天发射的炮弹数从2388发增加到了6843发。弹药消耗量的增加表明了其已经在前线增强了炮兵力量。
而且志愿军炮兵游动式的打击方式使得习惯了对轰的美军炮兵极不适宜，其反制性炮击往往难以奏效。
在越来越强大的志愿军炮兵面前，美军和韩军也修起了坑道工事，被志愿军冷炮和冷枪打得不敢露头的美韩军队吃喝拉撒都不敢露出头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志愿军炮兵即使壮大了起来，其与对方的绝对实力差距仍是巨大的。
以上甘岭战役为例，我军投入的炮兵是空前的，计有12个多营，133门大口径火炮参战；此外还有47门高射炮和514门下口径火炮；战役中一共打出了414430发炮弹，平均每天耗弹近1万发。
而美军则打出了81毫米口径以上炮弹1974545发，我军炮弹中同等口径数量为112566发。
尽管双方火力差距依然巨大，但是我以如此火力，辅之以完善的坑道工事，再加上志愿军战士的顽强作战，使得美韩军队付出巨大代价而不得前进一步。
一年之前，美韩军以范弗里特弹药量开路，尽管伤亡很大，但至少能缓慢推进；如今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了。
而在彻底解决了能不能守问题之后，主管能动性极强的志愿军开始研究如何进攻的问题了。
上甘岭战役前后，志愿军对美韩军阵地发起了战术反击，大部分得手，但38军攻击白马山失利。
由于38军是王牌部队，而白马山守军主力是韩军第9师，因此此战经常被一些人拿来说事。同样在这些人嘴里，砥平里、长津湖、180师也是高频词汇。
谈起抗美援朝，这些人动辄就提这几处战例，他们看到志愿军的败战比美国人还要兴奋；看到志愿军的伤亡，比韩国人还要激动。
可是，你让他再说出几个类似战例，这些书都没看过几本的人就要显出原形了。至于问起这几次败战的详情，你会发现他们更加无知。
以白马山之战为例，是志愿军进攻敌坚固据点的一次尝试。战前虽然为攻击部队配备了较强的火力，但由于一个败类临阵投敌的缘故，计划外泄，导致韩9师提前战备，我火力准备对敌的实际杀伤极为有限。
而联军方面则调集了大量的美军炮兵及韩军后备步兵。实际作战中，38军攻击部队虽然多次夺占阵地，但被重火力杀伤的情况也很严重，因此最后退出战斗。
此战38军伤亡6700余人，尽管没能夺下白马山，但也重创了韩军第9师。
所谓胜利则归纳经验，失利则总结教训，真正的强军在意的不是没打好仗的责任，而是原因，不断学习进步才是强军之所以强悍的基本特性。
白马山的失利说明，进攻一定要有突然性，否则不仅我火力难以歼敌，更会招致有准备之敌的火力杀伤；而且在作战中要更加灵活，能夺下来的阵地就夺，不能夺下或付出代价过重的阵地则相机放弃。
因此在对胜利经验不断汲取和失败教训不断总结的情况下，志愿军逐步形成了一套攻击敌坚固阵地的打法。
这套打法的核心是：阵前潜伏、火力扫荡、灵活作战、反复歼敌。
以邱少云烈士牺牲的391之战为例，我攻击部队在进攻前即已潜伏到敌阵地前。攻击开始后，能以最少的时间冲入敌阵，其重火力往往难以对我形成有效杀伤，而我炮兵既对防守之敌进行打击，更可拦截敌后续反攻部队，对其进行大量杀伤。
同时志愿军的阵地进攻战是极为灵活的，除了要求必须稳固的要点外。很多阵地打下来之后，立即撤退或仅留少数观察哨；这时敌往往以大量火力投射到我已撤走的阵地上，徒费弹药；而其步兵大队夺回阵地时，我即以火力对其杀伤。
待其重新占领阵地后，我军冲击部队往往在夜间再度对立足未稳之敌发起进攻。如此反复交战，大量杀伤美韩军。
1952年年底到1953年7月，美韩军队再也难以夺占我军任何阵地，即便其在1953年后每月向我阵地发射炮弹多达100万发以上，也已无济于事。
而我军的进攻规模越来越大，在最后的金城战役中，一战就能撕开韩军4个师的防御纵深，极大地震慑了对方。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相信，金城战役是我军在朝鲜战争历次战役期间，唯一一次我方火力超过对方的大战。
至此，可以说我志愿军完成了在范弗里特弹药量之下由守到攻的完美转变。
这其中的因素除了以上我们重点提到的坑道工事、越来越强大的炮兵力量、灵活多变的战术之外，还离不开我钢铁运输线有力的后勤保障和我志愿军战士以死相搏的意志与勇气。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顽强、最有智慧的军队，他们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创造了光耀千秋的战绩；在烈火与鲜血的战场上，这些最可爱的人重新锻造了中国人的脊梁，为新成立的共和国打出了国威、军威。
同样，这群人也是最顽强、最具奉献精神的钢铁战士；他们的光辉事迹和精神不容任何“人”污蔑和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