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庆和俞渝互撕的事，这两天估计大家想躲都躲不过去。
这件事也成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最重要的谈资之一。
一对二十多年的夫妻，走到今天这一步，甚至到了互揭隐私，还把家人朋友牵扯其中，确实有些让人扼腕叹息甚至是不忍卒读。
当然，除了吃瓜，乐呵一下以外，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每次不同的新闻或者说大事件，其实，都可以作为我们反思自身的重要契机，因为这些问题也都在时时刻刻的考验着我们自己。
不过，他们今天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成为一幕悲剧，却几乎是无可避免的。
很多人觉得，能够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创业，每天一起工作是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我想请大家想一下，至今我们没有见过几个真正能够一起创业，而且两个人还都非常强势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维持一段关系和婚姻的。
家庭关系、生活琐事与公司的经营事务，以及两个人之间的在夫妻和同事之间的身份切换，想要两边都做好，都能平衡好，这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两个人的良性互动，同时还需要大智慧才有可能处理好。
与李国庆和俞渝的情况相对，我们反而可能见到过很多两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做得非常好，家庭关系也能处理的非常好的情况，老话说，亲人眼里无圣人，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生活琐事，天天生活在一起，每个人的缺点都会显露无疑，甚至是被无限放大，在外边、职场中的高大形象形成强烈反差，而作为另一半的心理落差可能会更大。
不用说夫妻，就是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完全的协调一致、珠联璧合的情况几乎都不可能，维系好、发展好一段关系本身，就要有一定的自我限制、忍让，甚至是做一定的牺牲。两个刺猬永远不可能报团取暖，人身上虽然没有刺，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上却有数不清的刺，这种刺就会造成彼此的伤害。
为什么上边说他们的悲剧基本是无可避免的呢？
《管子·明法》里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也就是如果一个企业或者组织里出现了两个权力的来源和出口，那就会导致企业和组织陷入危险的境地，甚至是崩溃。
其实，一说这样的议题，很多人，总是会联想到独裁，联想到集权，联想到人治，联想到整人。总觉得这些和我们现代所推崇的民主与法制是背道而驰了。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君主也好、最高管理者也好，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符号，一个代表，即使是我们认为的民主典范的西方诸国，也要选出总统、总理，而且诸多大权要加在他一个人身上，才能保证行政治理的有效。
这个议题非常大，不适合在此做深入的讨论，我们还是回到企业的层面。
我们日常的企业管理过程中，很多时候是没有民主可言，也不可能去追求过度的民主，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考虑互相监督的机制，不考虑科学决策的需要，而是现代企业的董事会制度，给予了我们讨论、博弈的空间，但是在以总经理、总裁为代表的执行层面，去讲究民主、讲究照顾弱者，那可能是很可怕的。我这里并不是说企业管理、企业治理就是法外之地，不是让大家去违法，而是要认识到企业这种组织存在的目的以及企业这种组织权力的来源和运行的方式。
威不两措，政不二门，出自《管子·明法》，明法的意思就是指使法显明，其实还是在讲以法治国，不过强调说，以法治国要能得到切实的执行必须”威不两措，政不二门“，就是说君主要牢牢掌控执法和发布命令的权柄。这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君主自己要带头守法，依法行法。
这里涉及到的一段原文，是从：夫国有四亡：令求不出谓之灭，出而道留谓之拥，………..一直到：动无非法者，所以禁过而外私也。威不两错，政不二门。
如果出现了，政出两门的情况，其实很容易导致以下的四亡，这里的四亡，就是陷入危亡境地的四种情况：
第一个是灭，也就是令求不出，就是命令发布不下去。
第二个是拥，这个拥应该壅蔽的意思，就是政策、命令中途滞留，也就是发下去之后，被中间具体执行的官员给锁进了保险箱，不下发也不执行。
第三个是塞，堵塞的塞，也就是下边的实际情况不能及时的向上汇报。王志纲老师最早在新华社的工作就是做宏观经济内参的记者，主要工作就是负责调研一项政策从发布到中间省市县这些具体的环节，一直到最终的实施的环节，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和偏差，有时候就是从政策到结果之间是怎么一层一层变形的。然后通过内参系统给最高领导者汇报。所以很多人都说王志刚老师策划的项目站位都很高，而且具体的项目会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引起重视，如何从不同的层面去调动资源，这都和他这一工作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第四个是侵，侵犯的侵，也就是一些真实的情况被中间的环节给压下了，根本就不上报。
组织的指挥系统，既包括政令的发布和执行，又包括执行过程和结果的反馈，这个结果既包括执行的成果，也包括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上令下达，令行禁止，下情上达，才能够做到通过执行和反馈进行政策的不断调整和优化。
顺着这个问题往下走，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个问题，也就是企业的决策能不能民主化？
我想绝大部分人的直觉，决策当然要民主化，要不为什么要团队决策，为什么企业又要成立股东大会，董事会，每个董事又拥有表决权。
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特别是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设置是解决陌生人之间互相信任和行使自身权力，保证自身权利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因为股东所持股份所代表的权益的不一样，基本决定了股东在企业的话语权，这也是参与重大决策的一种机制。
所以，大家认为现代公司治理意义上的决策机制必然是民主的，真的是这样吗？
民主的意义不在于每个参与者都有对决策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权力，并以自己代表的股东权益在治理框架下行使自己权力，获取自身的利益。
民主的只是形式，而不是其运行的真正逻辑。
因为决策没有民主可言，一个严格意义上民主的公司治理决策，这样的企业的董事会，基本会变成大股东的分赃大会，很难保证中小股东的权益。
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管子·法法》
这段话的大意是，在开始谋划一件事的时候，不要让老百姓知道。等成功以后，才可以跟老百姓一起庆祝。所以真正仁慈的人、有智慧的人，有道的人，不会一开始就跟大众商量困难的事。
这一段话，后来被法家引用，作为一种政治经验有一定道理。这也是后世有人将管子列入法家的原因之一。
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的是企业治理，而不是政治的问题，这个前提需要跟大家提前说明。
如果一件大事，比如企业想上一个重点项目，完成原有项目的技术改造或者是一个还不清楚的提前布局的战略性行业。如果这时候找公司的普通员工，甚至是中高层一起讨论，说实话，得出结论，或者说可以作为决策参考的情况概率很低。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说任何时候都不要和普通员工、中高层参与，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开始的时候。到了一定阶段，在企业内部需要大张旗鼓、全员参与的“大讨论、大调研”，这个阶段更多的是差异不缺，需要有机会听取更多的反面意见。
接着说，为什么在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找普通员工，甚至是企业的中高层全面讨论。第一，新的业务机会或者对原有业务的调整，说到底是利益的再分配，就会触及到利益相关者自身利益的变化，其很难在客观层面对新业务做出中肯的评价；第二，作为基层员工，能够看到的公司内外部的信息，相对有限，对决策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潜在风险也很难做出客观的评价；第三，因为新业务的讨论，造成人心浮动，对原有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如果你想造一栋房子，亲戚朋友都会给你提很多意见，可能谁的意见都有道理，而且可能有些人的方案非常高明，但是有很多的前提条件，比如，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但是你没有，是在资金受限的情况下做设计。所以，这样的结果是，你的房子永远都不可能造起来。一件事没有十全十美，总有积分缺点。要等到十全十美去做，事情永远做不了。事情在于你自己的判断，分析优劣之后做出自己的决定。一件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弊多别做，利多再做。
一个好的管理者，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再开会，叫大家来挑毛病，讲相反的意见，然后再考虑这些意见是否影响自己原先的想法。
如果你只考虑到利，没有考虑到弊，人家提出了很多弊，弊大于利，那就要推翻自己的倾向性的决定。如果所有的弊都摆出来，还是利大，就坚持你自己最初的倾向性的决定。
决策需要的是科学化，而不是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是在形成倾向性的决策的时候，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比如智库、专业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等，对相关决策进行深入的论证。需要提醒一点，这里的第三方机构的选择，需要慎之又慎，中国的咨询机构基本是根据甲方老板的喜好，顺着老板思路做决策，纯粹是骗咨询费的，最多是给老板的思路做做美容，看起来高大上，更容易引导你误入歧途。
决策的科学化是一整套的机制和流程，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这个有机会再谈。
回到今天我们说的李国庆和俞渝的事情上，对于我们而言，家庭是每个人最后的心灵港湾，家庭的和谐也是一切顺遂的基础，而如果把家庭变成了利益的博弈场，家庭和企业都会受到双重的伤害。而对于企业而言，两个甚至更多的权利的源头，则会导致企业陷入危亡的境地，而如果是夫妻这种状态，两人之间如果缺乏共同认可的原则，并且能够共同遵守，这样的悲剧基本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