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百超
一位神童，七岁随口作了一首“咏鹅”诗，便成了千古绝唱。这首诗歌，朗朗上口，妇孺能唱，成为文化的符号。
这个咏鹅的神童便是骆宾王（约619—约684），婺州义乌人（今浙江义乌），唐代著名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
谁能相信，正是这个咏鹅的神童，日后却成了一名讨伐武则天的旗手。一纸檄文，令朝野震动，天下变色。
把一个诗人变成一位叛逆者，其中又隐含着多少辛酸故事。其实，一部文学史，都是一把一把的辛酸泪。个中滋味，谁能说个清楚。
命途多舛，仕途坎坷，这是骆宾王一生的写照。一个读书人，为何总是遭遇诸多挫折，让人嘘唏，也令人百思难解。
对于书生而言，考场即战场。如果连考场这一关都闯不过去，便意味着耻辱，更别指望实现所谓的修齐治平理想了。
骆宾王正是科举的失败者，平生第一场考试便被淘汰出局。贞观十四年（640），二十二岁的骆宾王赴京应试，结果落第而归。虽然考场失利，贞观十九年（645），二十七岁的骆宾王还是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在京中谋得一官半职，但只做了五年，三十二岁时便辞去。至于什么职务，无法考证，但可以确定，应该是文员之类的低级岗位。
在科举取士的年代，若不是进士出身，要想谋一个朝廷命官，就难如登天。不过，机会不是没有，而是骆宾王并不在意。唐高宗永徽二年（651），三十三岁，骆宾王赴豫州担任道王李元庆的府属，其职务大概是参军、录事之类。道王元庆是唐高祖第十六子，贞观九年，拜赵州刺史，十年，改封道王，授豫州刺史。
能在道王手下做事，自然是幸事，而且李元庆对骆宾王的才能颇为赏识。果然，三年之后，特下谕要宾王“自叙所能”，似有考察提拔之意。但不知为何，骆宾王没有写自叙，而是写了一篇《自叙状》，说：“若乃脂韦其迹，干没其心，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腼容冒进，贪禄要君，上以紊国家之大猷，下以渎狷介之高节，此凶人以为耻，况吉士之为荣乎！所以令炫其能，斯不奉令。谨状。”
一个士子，既无进士出身，又朝中无人，既要想仕途亨通，又要讲究尊严，实在是难以理解。三年后，即高宗显庆元年（656），居然离开了道王府，这是骆宾王错失的第一次机会。
离开道王府之后，骆宾王回到了山东博昌的家，其父亲去世前曾担任博昌县令。由于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不得不从事一些农事，聊以谋生。但毕竟没有农民的那份勤劳与细作，因此生活依然窘困，但时光一晃就是十二年。
十二年的耕读，或许让他真正明白了，像他这样出身书香门第的人，只有走科举之路，才会自我实现。于是只好再度参加考试，以便求仕。
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乾封二年（667），四十九岁的骆宾王对策入选，授奉礼郎，一个从六品的官，不久为东台详正学士。通过考试，谋得官职，可谓春风得意，接着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骆宾王偏偏是一个不知安分的人，喜欢折腾，刚过上好日子没几年，又忘记了过去的苦难生活。
成亨元年（670），五十二岁，已是年过半百的人，居然离开了东台，随薛仁贵出征边塞。咸亨三年（672），又随军调赴姚州平叛。咸亨四年（673），五十五岁，姚州平叛后返回长安，秋天，奉使入蜀。后因事被贬谪，充军西域。两三年后从塞外返回，到四川参军，为姚州道大总管掌管书檄，在蜀中宦游多年。
这次出征边塞，虽然跌宕起伏，但还是颇有收获。正是这次从军，写下一系列边塞诗，为唐代边塞诗的先声。
上元二年（675），五十七岁，这年秋天离蜀回京，做了武功县主簿。
上天总是眷顾着骆宾王，可是他总是有意错过。上元三年（676），五十八岁，吐蕃向唐发起进攻，吏部侍郎裴行俭任洮州道左二军主管，想以骆宾王为掌书记。能够跟礼部侍郎一起共事，应该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可是他却以母亲年迈为借口加以拒绝，这是骆宾王第二次错失良机。
或许是过于自信，不愁没有官职，就在这一年，骆宾王很快又被调为明堂县主簿。就在此期间，写下了长篇歌行《帝京篇》，被誉为绝唱。接着又奉使吴会，年底由江南返回长安，因为生了一场重病，接着母亲去世，骆宾王便离职服丧。
仪凤四年（679），六十一岁，调任长安主簿，不久，又擢升侍御史，这是他一生官宦生涯的顶峰。可是，秋天却因诬赃而下狱，写《萤火赋》、《在狱咏蝉》以明志，明年秋冬获释。永隆二年（681），六十三岁，这年夏天，贬临海县丞。
人的一生，命运是最难把握的，其兴衰存亡，仿佛有第三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能够把命运拽在自己手中的人，毕竟为少数。
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废去刚登基的中宗李显，另立李旦为帝，而自己却临朝称制，并想登位称帝，建立大周王朝。武则天改元文明之后，下诏“职官五品以上举所知一人”，时为左晓卫大将军的程务挺非常器重骆宾王，就以大将军的身份，表荐骆参预典选。但骆宾王已无意于仕途的进取，对武后用权，更是持反对的态度，所以就婉言辞谢，这是骆宾王错失的第三次机会。
武则天的专制成为骆宾王人生的分水岭，而某些机缘的出现，却又加速了命运的逆转。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命中注定，在离京回临海的途中，路径扬州时，恰逢徐敬业等人密谋武装讨伐武则天，骆宾王就参与了其事。九月，起兵扬州，骆宾王被署为“艺文令”，为了号令天下，壮大反武阵营，骆宾王代徐敬业起草了一篇讨伐檄文，即《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檄文传出，朝野震动，武则天读罢，虽则震怒，但不无欣赏地说：“宰相安能失此人！”十一月，徐敬业兵败，骆宾王逃亡，不知所终。或说被乱军杀死，或说出家当和尚。尽管他的死是一个谜团，但总归人去楼空，无论哪一种结果，都彻底宣告一代杰出诗人生命的终结。对于他的结局，真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是忠臣还是贼子，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罢。
正如学者张世欣所总结，骆宾王备尝丧父之痛、落第之辱、罢官之耻、入狱之恨，并几次为流言所伤，历尽世态炎凉，虽蓄志于心胸，终难伸于天下。垂暮之年，毅然加入叛武护唐壮举，最后背着“逆魁”、“乱党”之恶名，悄然消失，不知所终，令当代人瞠目，令后世人沉思。
初唐四杰，虽然都是熠熠生辉的诗坛明星，但各自的命运凄惨不堪，如此辛酸，读来让人不能接受。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个致力于明德至善的人，为何却没有得到善终呢？或许裴行俭的评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裴行俭有知人之鉴，初为吏部侍郎，便对人说：“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沈静，应至令长，馀得令终幸矣。”果然一一被他言中，王勃渡海堕水，炯终于盈川令，照邻恶疾不愈，赴水死，宾王反诛。
确实，正如裴行俭所言，一个读书人是否堪当重任，应当首先在于度量见识，而后才是才艺技能。如果恃才傲物，心高气躁，哪里能够享受官爵俸禄呢？
骆宾王因一首“咏鹅”诗而登上诗坛，又因一纸檄文而终结人生，是时乎？是命乎?
生活在一种体制当中，一个文人应当如何立身处世，终究是一个大学问。无论多有才华，如果不能屈伸有度，进退有序，适时而为，顺势而行，那么，结局终究是悲剧性的。四杰的故事，虽去千年，犹历历在目，嗟夫！
2018.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