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后，表现出的活力，真是令人惊叹。
说是全新阶层，其实也不全对，中国传统宗教在历史上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割据政权，比如三国时期汉中的张鲁等等，但这个新阶层和张鲁那样的宗教形式不同，这个阶层出现在东汉末年，南北朝时期就已经不容小觑，是佛教的寺院。寺院在以后衍生了一个奇特的经济状态和一个全新的阶层，没有人在之初能够想到佛教会走的这样远，在中国会发展出这个样子。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公元67年佛教传入，北魏立国的第二个皇帝明元帝广建庙宇，佛寺佛塔，在文成帝以后《洛阳珈蓝记》载；有寺3万多所，僧尼200万，孝文帝时洛阳佛寺1300多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分裂动荡的战乱纷争反而利于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不只于平民，王公显贵的带头作用更加明显，南朝的宋齐梁陈，王公显贵舍家为寺是普遍现象。杜牧描述对佛教文化的敬意时，没有看到这四百八十寺后面的意义。
寺院经济的发端都是赏赐和捐赠，赏赐和捐赠的最主要的物品是土地，寺院最开始是收地租，既佃租，再有了实力以后，往往在寺院左近建造屋宇出租，开设油坊、碾坊、邸店、商铺、车店牟利，然后购买更多的土地，建造更辉煌的寺院，招揽更多的信众再获利。寺庙比滚滚红尘中更容易生活，而在滚滚红尘中原来属于皇帝的那些平民百姓，则选择托庇于寺庙，成为僧人，仆役且数量庞大。
在寺院的商业化中，信仰成了一个重要的"异化"品，简而言之，它是一种类似无形的"法"，它不但开启了寺院盈利的渠道，也衍生了相应业务，中国的最早的银行可能就诞生在南北朝的寺院，南齐的招提寺和南梁的长沙寺，都有一个叫做“典质”的部门，又称“质库”，抵押贷款，典当放贷。接受存款，没有人胆敢借债不还，这个钱还有一个专用名称:长生钱，利息当然非常高。
财富就是这么出乎寻常的壮大，南朝刘宋皇帝没钱打仗都要向僧尼借钱，我们都知道的少林武术也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和尚为什么研究武术?最早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众多的庙产。
寺庙和社会的关系不单是经济关系，很多著名僧人深入朝堂以影响国家政治走向，僧人或者成为重要的大臣，或者进出高门，一种与政体足以对抗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在形成。
寺院依旧享有者各种特权，甚至比达官显贵在表面上享有的特权更多。"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 免税、免役，寺院商业到了唐代更加急速膨胀。这也和历代唐朝皇帝无一不大兴庙宇崇信佛教有关，虽然唐代皇帝都自称是另一个宗教--道教始祖的后裔。佛教的教义与宣传方法无疑比道教更适合中国人，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宗教力量比政权更有约束力和影响力。
大兴庙宇带来的政治影响更大的带来了经济收入，唐朝的著名庙宇的大僧人都是披着袈裟的大地主，大量的庙宇还有一个恶果是几亿，十几亿，甚至更多的铜钱全都化作了造像，"十分天下与财而佛有七八"，这影响了国家经济的运转。佛教寺院在唐代中晚期破灭并不全是土地问题，虽然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上最注重土地，土地流失必然导致流民，流民多了就是社会动荡，但在中晚唐也不是统治者不能承受之重。
但佛教寺院把最重要的产品--信仰--搞砸了，唐武宗就是感到受骗的一个，作为道教徒的唐武宗也被屡屡发生的"圣水"诈骗，"造像流泪"诈骗对佛教产生了质疑。
但唐武宗也关注到了更深的问题--人丁，寺院里有数量极为庞大的人员。历代唐朝皇帝都不注意人丁问题，为什么唐武宗开始了呢?
是因为税制，唐朝在德宗时代改变了收税制度，从"租庸调"转向"两税法"，而寺院的人丁是不计入国家户籍的，对税收的影响是德宗之后笃信佛教的唐文宗开始控制不允许寺庙擅自度人为僧。
寺院经济到了中晚唐戛然而止的原因就在于此。寺院影响了国家，两税法的佃租货币化让过去并不明显的寺院问题浮上水面并非常急迫。
唐武宗是唐代中晚期有作为的君主，但他有两场国内平叛的巨大花费无法解决，宰相李德裕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最终全国拆毁寺院、招提、兰若共4.46万余所，还俗僧尼26.1万人，奴婢15万人，大约有六十万人回到了国家的纳税系统中，国家又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不得不说这场"法难"对于唐王朝的影响是完全正面的。
但虽然被称为灭佛，但因为武宗的政治影响在中晚唐，实际上很多割据状态下的藩镇并没有执行他的政策，他死后，佛教再度开始流行，不过佛教的最鼎盛时期此时已经过去。佛教被重视在于能够带来稳定，佛教被灭在于经济支撑下成为新的政治对手。
烧头香，摇仟，打卦，我们今天遵守的其实就是古代寺院繁盛时代用于创收的创意遗存，现在寺院经济仿佛正回归、发展和再演化，这似乎又是另外一种全新的，但也可能换汤不换药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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