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是谁？不熟悉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想来并不清楚。但是关注文学诺奖的，大概没有谁不知道他。作为汉学家高本汉的弟子，生于瑞典的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汉语的评委。

在他的书柜里，最显眼的还要属日本人诸桥辙次编纂的多卷《大汉和辞典》。对中文，马悦然近乎痴爱。他喜欢中国每个时期的文学，如果生命无限期，他对中国文学的情愫，亦将无止境。

01、一入中文深似海

学生时代的马悦然，勤奋，善于思考。有一天他在阅读林语堂先生英文版《生活的艺术》时，对林先生文章里提及的道教心生兴趣。于是他当即去图书馆，想借一本《道德经》来读读。结果书架上的三种不同译本，让他不知该如何取舍。

不知所措之下，马悦然即刻向当时已经很有名望的汉学家高本汉先生请教，不成想先生直白地说：“那些译本都一样糟，只有我译的是好的。”听先生如此自信，马悦然便将高老师的译本拿回家细读。一周以后归还书籍时，高老师问他，既然喜欢中文，为何不跟着我学习中文呢？就这样，马悦然从此跟随高本汉，一颗心沉入中文这汪深深流动着的静水。那一年是1946年，年轻的马悦然只有22岁。

若想掌握更典雅更纯粹的中文，自然要先和古人们打的火热。因此，马悦然最初接触并喜欢上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也算情理之中。无论先秦经典，亦或唐诗宋词，古文的韵味妙趣横生，古人的哲思颇多奥秘。他就像一只自由自在的飞鸟，舍不得飞离中国文学这方晴空。它太浩瀚，亦太高远，难以触到边界。

一年后，马悦然尝试将《桃花源记》和《秋声赋》译成瑞典文，尽管这对世界翻译文学来说，可能连渺小的脚印也留不下。但对马悦然自身而言，却有着堪比里程碑般的重大意义。这一次过把瘾之后，更坚定了他要深入学习中文，并继续翻译中国文学的决心。

02、从马可汗到马悦然

说起马悦然这个名字的由来，就不得不提一段扎根四川峨眉山报国寺的往事。那是1948年，高先生派爱徒去四川调查方言。一连八个月的时间，马悦然一直和寺里的小和尚朝夕相处。小和尚们从初始时怕他，到与之亲密无间，尽管相处时间不长，但彼此感情可谓深厚。

晚年的马悦然仍然记得这些远方朋友，此刻的他们已是人到暮年，想必也会偶尔想起那个名叫马可汗的外国老头儿吧。我猜他们总归是对马可汗记忆更深，至少马悦然清楚的记得，当年小和尚们说可汗这名字不可胡乱叫，这才有了日后的马悦然。

与小和尚们的情谊，是他忘不掉四川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四川美食的“辣”劲儿，是又一诱人之处。他不仅学习四川方言学得快，吃起四川菜来也入乡随俗得快。四川的“辣”中滋味，只有好这口儿的人才懂其中味。就像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只有真正喜欢的知己，才愿意以大量私人时间来交换，哪怕仅懂其十之一二。

若说马悦然和中国的缘分，可不只于学问。他的第一任妻子陈宁组女士，恰是在这段四川考察期间，成就的美好姻缘。两人携手多年，恩爱有佳，直到1996年，陈宁组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2005年，马悦然和第二任妻子的婚姻，同样在中国开启。这位女士名叫陈文芬，来自中国台湾，两人在山西公布婚讯，彼此情真意切，三观一致。

爱情和美食这两大“牵绊”，注定让中国成为马悦然魂牵梦萦之所在。美食让他的舌尖长久恋着中国，爱情甚至从衣食住行上改变着他的习惯。幸而他乐于这种变化，凡是中国的，他皆不抗拒。每当人们喊他的名字，我想总会有些许回忆浮现在脑海，也会有点滴情怀缠绕眉间心上。

03、与中国作家们剪不断的关系

马悦然最受中国媒体热议的一年，是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年。莫言获奖，各路声音四起。这其中不乏一些不够友好和客观的声浪。面对记者一次次有意或无意的质疑，马悦然对莫言的赞赏一如既往。他指责那些不想着先读书，只一味先开口的批评者们，开口固然无妨，前提是不以貌取人的进行公正评价。

谈及对莫言的赏识，马悦然坦然表示：早在2004年，《上海文学》刊登了一篇名为《小说九段》的文章，尽管文章不长，但是每个简短的故事却很有趣。他分明从中读出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奇幻感，但它们又的确仅是形式类似，故事又确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他被这个叫莫言的作者吸引住，并将这篇文章译成了瑞典文。

在兴趣的驱使下，马悦然又接连读了几篇莫言的小说，果然内容不俗，很有嚼头。像是《透明的胡萝卜》、《30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姑娘翱翔》等等，他从中读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那份引人入胜。

日后在同莫言相处时，两人聊起福克纳、马尔克斯，莫言说那些带着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内容，他的家乡高密从不乏这类看似离奇的故事，因此故乡便是他的创作土壤，有着取之不尽的题材。马悦然和莫言的单独相处，一共有三次。想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重：作者与译者、作者与读者，当然还有多年的老朋友。

马悦然算是莫言文学作品上的知音，在莫言还未获奖前，他便已经读懂其文字表层的意蕴和背后的内涵。我想他之所以翻译莫言的作品，恰是因为这些文字透出的属于文学层面的坦诚。文学的作用不只在夸赞和褒奖，它同样具有揭露和批判的功能。文学让读者更进一步看清人世的真实，我们可以选择不看，但它一直存在。

马悦然的妻子陈文芬曾说：“我明白我们跟中国之间就是这样了，中国作家没得奖，就怪悦然一个人，得奖了以后就莫名攻击得更加厉害。”这话不假，因而听来心酸。马悦然能做的无非是推荐，为那些他认为完全有资格参评的中国作家，争取登上更大舞台的机会。试问哪个作家真心不想获奖？即便有，也是由真正获奖的人说来更有分量，否则听上去总归显得假大空。

作为推荐官，他拥有推荐权，评价权，但不拥有决定权。最终谁能获奖，不是他一人说的算。所以那些怨怼马悦然的，这股气出的不是地方啊。中国作家的文学水准能被国际承认，到底是好事。至于各种流言蜚语，我们茶余饭后听听便罢了。

从我个人读莫言的作品感受上说，我觉得马悦然说的不错：“我读过莫言很多作品，也读过很多当代小说作家的作品，但没一个比得上莫言敢批评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现象。”敢说真相的作家，是为我所钦佩的。

除了莫言，马悦然和不少中国当代作家都保持着联系，他不断向国际推荐这些作家的作品，包括今年炒的很热的作家残雪，马悦然对她早已是颇多赞赏。残雪是50年代生人，40年代的曹乃谦，是另一个倍受其推崇的作家。来自山西，马悦然亲切地称他“乡巴佬”，“他笔下的雁北，就像沈从文的湘西一样让人感动。”

更早些年的老舍、艾青、沈从文、钱钟书等国内众多文学大咖，也都或多或少有过交集。他自小接触中国文学，对中国作家有天然的好感。但好感归好感，他自有评定作品优劣的标准。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中国得一马悦然，可谓幸运。

据马悦然的妻子陈文芬回忆，10月17日那天，马悦然说自己有点儿不舒服，坐在平常的椅子上几秒钟就离开了。就像老和尚圆寂了一样，没有痛苦，很平静。在病中休养的日子里，《庄子》是他的灵丹妙药。他嘴里念着《庄子》，便觉得身上不痛了。

去年《庄子》已由他翻译完成，不得不说是功德一件。《庄子》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毋庸置疑。若能将这本代表中国文化一部分含义的作品广而告之，也是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一个捷径。

马悦然曾用中文写下一本随笔集《另一种乡愁》，在接受采访时，他说：“自从1950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就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个祖国。”整本书中遍布着我们熟悉的一个个文学巨匠，马悦然和这些逝去的古人约为朋友，并且久处不厌。

在谈到译介问题时，他坦言瑞典学院的18个院士中，只有他一个精通文学，因此也只有他能够将中国文学介绍给同院的朋友们，这不得不说是莫大的遗憾。他盼望能有更多优质的翻译家，将目光关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片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作家，完全有水准媲美世界文学。

在读马悦然的一些采访和了解到他为中国文学所做的贡献时，我经常觉得他甚至比我们更热爱中国文化。他愿意去体会这个国家每个角落发生的故事，每种方言蕴藏的质感，每位写作者潜心的创作历程。他是在真正触摸中国文化的灵魂，并投入自己的灵魂来与之共鸣。如今他去世了，假如中国文学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果真慰藉了他的身心，这也算是一种旁人难懂的属于彼此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