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党情报工作的龙潭三杰之一，一生多才多艺，充满了传奇

钱壮飞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周恩来同志曾把他与李克农、胡底并称为我党情报工作的“前三杰”。他长期担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钱壮飞将国民党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及时转告中共中央，为党中央的安全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发生在1931年4月的顾顺章叛变事件，更使钱壮飞成为中共情报史上的传奇人物。周恩来同志每当念及此事，都会动情地说：“如果没有钱壮飞，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钱壮飞不仅是一名足智多谋的“红色间谍”，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拍过电影，搞过设计，写过剧本，他的一生，可谓是既充满了传奇色彩又绚烂多姿。
初露锋芒
钱壮飞189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殷实的绸商家庭，6岁进洋学堂读书，学业优异，每次考试都名列前；12岁进入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今湖州中学），18岁只身到北平，住在湖州会馆。1915年，在族亲钱玄同的帮助下考入北京医科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后留京行医，1925年经内弟介绍，他和夫人张振华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以医生职业作掩护，在北京从事党的宣传工作。
1926年，钱壮飞与好友徐光华、胡底在北京护国寺附近合资创办了“光华影片公司”，拍摄了北京地区第一部黑白武侠故事片《燕山侠隐》。钱壮飞与妻子、女儿一家三口全上阵，他本人则集编导、美工、主演于一身，首次显示了他过人的艺术才华。影片拍成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送到日本放映。他的女儿、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黎莉莉事后回忆说：“在影片中，我妈妈扮演我爸爸的母亲，我扮演爸爸的妹妹。有一场戏，爸爸的父亲要赶他出家门，爸爸的母亲舍不得儿子，只是哭，我拖住哥哥（爸爸）不放，不让他走，也要哭，但是我哭不出，反而笑。因为我觉得我拖的是我爸爸，嘴里却叫哥哥，很可笑。这场戏拍了多次不行，我妈妈生气打了我，我真的哭了，最后拍成了。”
受父亲影响，黎莉莉也对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电影界后先后主演了《体育皇后》《大路》《小玩意》《塞上风云》《孤岛天堂》等多部影片，以健康、活泼和富有时代性的形象征服了观众，与阮玲玉、陈燕燕、王人美一起被誉为联华影业公司的“四大名旦”。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到河南开封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军医，后因军中欠饷严重，迫于生计又去上海谋生，与党失去联系。第二年，他无意中在报上看到一则无线电训练招考广告，经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这个训练班是国民党CC系骨干、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主办的，徐很赏识这个博学多才的年轻人，兼之钱壮飞又与徐恩曾同是湖州同乡，所以他很快便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并破格担任了徐恩曾的秘书。
1929年春，徐恩曾奉陈立夫之命筹办第一届杭州西湖博览会，作为徐的主要助手，钱壮飞与徐一同赴杭，负责博览会的策划和筹备工作。这届博览会是浙江省政府特地为提倡国货、振兴民族经济而举办的，会址设在西湖四周，这里山清水秀风光秀丽，是西湖的精华所在。钱壮飞利用他在艺术方面的特长，将博览会筹办的有声有色，筹备处专门设计了会旗、会徽、纪念章和纪念册，发行了有奖游券和纪念明信片。钱壮飞还利用他在电气电报的知识，专门撰文介绍了博览会特种陈列所内展出的电报电话和电气设备，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1929年6月6日，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开幕，孔祥熙、朱家骅、林森、蔡元培、蒋梦麟等国民党党政要员出席了开幕典礼。展会设八馆二所三个特别陈列处，面积约5平方公里，展出物品共计14.76万件，其中绝大多数为国货。 博览会原定于10月10 日闭幕，但因参观者络绎不绝，只好延迟至10月20日结束。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前后共历时4个多月，吸引了海内外各界2000余万人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此届博览会影响深远，与历史上著名的“芝加哥博览会”、“巴黎博览会”和“费城博览会”相齐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钱壮飞也以其在博览会设计和会务工作中显示出的卓越才华和组织能力，进一步得到了徐恩曾的赏识和重用，同年冬徐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后，马上将钱壮飞带到南京，委以机要秘书的要职。
魔窟生涯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是中统的前身，是陈果夫、陈立夫直接操纵的特务机关,钱壮飞到调查科工作后，深感关系重大，便通过李克农向中央请示。周恩来听了汇报后认为机会难得，提出要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拿来为我们服务，并决定让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组成特别党小组，直接归中央特科单线领导。随后经钱壮飞介绍，李克农和胡底也相继进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受到徐恩曾的重用，成为党务调查科在上海、天津方面的重要负责人。钱壮飞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秘密建立了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长城通讯社。从此，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情报，胡底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以后调到天津“长城通讯社”，形成了打入国民党内部的“红色间谍”网。他们截获了了大量机密情报，通过通讯社的红色交通线，源源不断地向党中央传送情报，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党务调查科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办公，后来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不容易保密，于是他便选定了位于中山东路上的一幢两层小楼作为“大本营”，建立起了秘密电台，对外称“正元实业社”。徐恩曾是个花花公子，整天混在舞厅、酒馆，他把所有的事都交给钱壮飞具体负责，钱壮飞便把女婿刘杞夫等可靠的人安排到这里，一方面管理电台，处理日常事务，一方面担任他和李克农等人联系的秘密交通。调查科迁到新址后，国民党各机关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调查科派到全国各地的调查员，都同这里的电台通报。所有的电报、情报和各种文件，都首先要经过钱壮飞之手，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调查科的全部机密。国民党对“苏区”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将获得许多重要军事情报，通过李克农准确及时地转交给党中央，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之后，由于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的重要作用，蒋介石急需有关东北方面的情报。钱壮飞听说后马上主动向徐恩曾请缨，邀上胡底、陈赓等人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招牌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为了应付徐恩曾，钱壮飞回到南京后，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上一些材料，写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交给徐。陈立夫、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了不起！了不起！”马上上报给了蒋介石，并立即对钱壮飞给予了嘉奖。钱壮飞在调查科的地位由此更加稳固了，成为陈立夫、徐恩曾系统特务组织的灵魂人物。

徐恩曾虽然对钱壮飞越来越信任，但是有一件东西，他却紧紧抓住不放，不论在家还是外出，总是随身藏在贴身的衣服口袋里面，这个东西便是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电报密码本。钱壮飞知道，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就搞不到。他虽然早就想搞到这个密码本，可是却一直没有得手。后来钱壮飞随徐恩曾到上海开会，他与李克农便利用徐恩曾好色喜嫖的特点设下了一计，他们一起向徐恩曾宣扬哪儿哪儿有漂亮姑娘，徐恩曾一听便动了心，马上要去。钱壮飞却故意说：“您不能去，您身上带着密码本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徐恩曾马上将密码本掏出让钱壮飞放到保险柜里，他们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复制了一份收藏起来，后来正是这本密码本在“顾顺章事件”中立了大功，使我党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损失，挽救了党中央的命运。
龙潭救险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 顾顺章又名顾凤鸣，上海宝山县白杨人，早年曾在南洋烟草公司当小工头，在“五卅”运动中因表现活跃而加人中国共产党。顾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 年回国后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与向忠发、周恩来一起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当时他领导的“红队”在上海极为有名，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唯我独尊，并利用工作的特殊性，在生活上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时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对人说过：“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4月25日晚，顾顺章被秘密送上一艘货轮，连夜押送南京。与此同时，国民党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连续向南京国民党中央调查科发了五封绝密电报。几小时后，一个机要员把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电报送到正在值班的钱壮飞手中。钱壮飞打开电报一看，见发电地址是武汉行营，标明徐恩曾亲译，而当时正值周末，徐恩增正在上海度假，钱壮飞也没在意，随手把电报放到一边。但接下来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机要员却接连送来送来五份来自武汉行营的绝密电报，并且全都注明“徐恩曾亲译”。究竟是什么事情这样紧急？这五封密电究竟藏着什么秘密？钱壮飞起了疑心，他拿出复制的电报密码本开始逐一破译，刚译完第一封，钱壮飞就惊出了一身冷汗，只见上面写道：“共匪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黎明，业已于昨日下午在汉口汉江关码头被捕。”钱壮飞知道黎明即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此事非同小可，他急忙把其他几封电报译出，电报二：“黎明已归顺中央，说有消灭共匪中央的重大计划，欲面陈蒋总司令。”电报三：“何长官电请陈部长，速报蒋总司令，调军舰一艘即赴汉口，以便押解黎明赴宁。”电报四：“虑事关十万火急，汉口方面已征招商局客货轮一艘。即刻解押黎明赴南京。”电报五：“调查科驻武汉特派员蔡孟坚将于明日飞抵南京，向钧座秉报。”
　　顾顺章是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掌握着中共中央的大量核心机密，如果顾顺章把这一切和盘托出，几天后的大上海将是一片腥风血雨，更可怕的是，党中央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还一无所知。押运顾顺章的货轮几小时前已经起航，大约30个小时后，最迟后天4月27日上午到达南京，加上半天的紧急部属，4月28日就有可能进行大搜捕，现在已接近4月25日子夜，情报最迟必须在26日傍晚前送交上海李克农，否则即使得到消息也根本没时间转移。钱壮飞一看钟表，发现今晚还有一趟去上海的火车，他急忙到家中叫起女婿刘杞夫，让他连夜赶往上海通知李克农。
　　刚送走刘杞夫，这时机要员又送来一封加急密电：“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钱壮飞顿时明白了到自己的处境，顾顺章对自己的身份一清二楚，电报中所说的徐恩曾以外的人，指的正是自己。他连忙将几封密电恢复原状，放在徐恩曾办公桌上，又把文件柜中的文件和几本往来账本整理清楚，随后，他快步赶往隔壁中央饭店四楼的“长江通讯社”，用小刀把办公桌上的地图划出一个十字，暗示安插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切断一切联系迅速撤离。最后，他给徐恩曾写了一封信，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可均先生大鉴：行色匆匆，未及面辞，尚祈见谅。政见之争，希勿罹及子女。不然，先生之秽行，一旦披露报端，悔之晚矣！”第二天清晨，钱壮飞结束了值班从容离开，直接来到火车站，跳上了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与此同时，先行出发到达上海的刘杞夫，也在一家小旅馆内找到了李克农， 李克农立刻通过陈赓将情况汇报给周恩来，此后的两天两夜，迅速将中央机关、江苏省委机关、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等中共中央几十个秘密机关和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等几百名工作人员及地下交通等全部转移，从此之后，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
这时，钱壮飞也悄悄告别了妻子儿女，准备潜往苏区。他的女儿黎莉莉回忆了与父亲的最后一面：“父亲准备离开上海到外地去，他穿着农村老百姓的衣服，母亲给他烧了平时他最爱吃的红烧肉，然后父亲化装成卖菜的悄悄离开了诊所。我不知道父亲这一走竟是永别，只记得此后的三天三夜，呼啸的警笛声冲斥着整个上海街头……”
徐恩曾怕被追究，经疏通上司陈立夫和有关同僚，向蒋介石隐瞒了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及密码已泄露之事，使密码无法更改。当时红军的对敌侦察主要依靠无线电侦听，长征万里一次也未中埋伏，并总能选择敌合围的薄弱部位跳出，对此钱壮飞功不可没。 直到蒋介石死后，徐恩曾才将自己隐瞒几十年的往事公布于众。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一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重用钱壮飞。”

　　　　　　　　　　　　　　侠隐乌江
钱壮飞到达中央根据地后，先后担任了红一方面军军医处处长、中革军委后方二局局长、总参二局（情报局）副局长等职。为发展苏区的戏剧创作，丰富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他与时任中央俱乐部主任的胡底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率先组建了“八一剧团”，编导并主演了《最后的晚餐》、《暴动前夜》、《红色间谍》、《八一》、《我——红军》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戏剧佳作，成为闻名一时的“红色戏剧家”。根据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决定，钱壮飞还为红军烈士设计了一座炮弹型的纪念塔，并承担了“红都”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的设计工作。根据红军的特点，钱壮飞把大礼堂设计成一个八角形的建筑，俯瞰酷似一顶红军军帽，他还借鉴了欧洲建筑的特点，将柱子顶端加上了装饰品，使整个建筑既富丽堂皇又庄重大方。多才多艺的钱壮飞还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编写了一本《化学常识读本》，把军人应该了解的一些化学知识编印成册，下发给红军各基层部队，并为刚刚创刊的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题写了报头。钱壮飞的艺术才能在中央根据地得到了尽情的发挥。
1934年10月，钱壮飞随中央红军参加了长征，1935年遵义会议后调任总政治部副秘书长。同年3月在贵州乌江渡口一带失踪，后被断为牺牲，年仅40岁。对于这位谍海奇侠牺牲的地点和原因，多少年来一直众说纷纭，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空袭遇难。

1940年，周恩来把钱壮飞家人接到延安，钱妻张振华在重庆苦苦等待了八年，此时才得知丈夫的死讯。钱壮飞次子钱一平回忆说：“在杨家岭，周恩来和邓妈妈把我叫去说，‘你爸爸在第二次过乌江时遭敌人袭击，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等国民党飞机停止轰炸后，队伍集合走了一段路，我发现他不在身边，就下令一支队伍回去找……你爸爸牺牲了……那是1935年3月29日，他只有40岁。’”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空袭时曾有人看见一位骑白马的红军坠入乌江渡口，这位红军的体貌特征与钱壮飞极为相似。
二是行军掉队遭反动民团杀害，持此说的有金沙和息烽两地。

据金沙县党史办调查，当红军大部队过江后，有一位红军沿着主力部队过江的路线单独向乌江北岸方向走来。这位红军身穿青色军装，背一个黄布包和一个小皮包，随身带一支手枪，曾向当地群众买东西吃。快黑天时，他误入当地恶霸地主的帮凶黎丛山家，求黎带他过江。黎丛山见他单身一人还带着包裹，随生歹意，便“热心”地为他带路。当行至今后山乡岩口时，黎趁这位红军观看过江路线，猛然将其推入30余米深的岩底，然后又下岩把他用乱石砸死，抢走了手枪和所有衣物，黎丛山回家后用手枪换了两石米和一匹马。后来当地群众冒着极大的危险将这位红军的遗骨就地掩埋，建国后修水库时又将其迁往后山乡张家垭口，并立一石碑，上书：“红军烈士之墓。”金沙县党史部门经过多方调查论证后认为，这位遇害的红军就是钱壮飞。

但息烽党史部门则认为，钱壮飞同志是度过乌江后牺牲于息烽县流长乡宋家寨旁的没良坑。据宋家寨的老百姓介绍，一位自称叫夏树云的红军因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栖身于宋家寨的一座山神庙内，被跟踪而至的“清乡团”骨干罗绍安抢去行李。夏树云找到当地的里长陈玉顺说：“你们这里一个大麻子抢去了我的行李，别的东西可以不要，但有一枚印章和一些书籍必须还给我，否则找到部队后我可不答应。”此事后被清乡委员宋子桢得知，他与手下密谋将夏树云推入40多米深的没良坑中摔死。后据当时参与杀害红军的凶手之一宋昭荣（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1980年减刑释放）交代，那位红军的体形、相貌、年龄、口音均与钱壮飞酷似，后来有关方面又拿钱壮飞的照片让宋昭荣辨认，宋说照片上的人就是被宋子桢推入没良坑的夏树云，因此息烽党史办认为夏树云就是钱壮飞。

2002年贵州省党史部门最终认定，钱壮飞的牺牲地为金沙县后山乡岩口村，但是对此至今仍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钱壮飞牺牲在金沙、息烽一带的乌江渡口，看来已无疑义，但其死因真相究竟如何，目前尚无定论，只有留待后人去辨析考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