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当前,听天命还是尽人事?

2020-02-05   路由社

撰文 | 熊宇翔 编辑 | 老司机


在这个不寻常的春节假期里,因为1月初曾出差武汉,加上一次偶然的“慢性咽炎急性发作”,我被列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的“密切接触观察者”。想必这也是汽车记者——一个时常在路上的群体,在这一波严重的疫情面前,普遍会遭遇的尴尬和无奈。


在家中自我隔离期间,关注疫情之余,出于对生命的热爱,我恶补了不少病毒学知识,还阅读了美国科普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


这本书的主角,是一种比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恐怖十倍的传染病病毒:埃博拉。感染埃博拉的人类,死亡率为50%-90%,会在无法停止的流血和不可挽回的脏器衰竭中痛苦离世。

读完它,你会对人类的医疗水平产生深深的怀疑,对一种微小而杀伤力惊人的物种产生深深的恐惧。

通过阅读《血疫》,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的爆发,或许也会有些层次更深的认识——这种新病毒是如何精准地命中了人类社会的“免疫缺陷”,又是如何利用各种条件加速传播的。



《血疫》曾连续61周雄踞《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之列,美国著名惊悚作家斯蒂芬•金评价说,“《血疫》的第一章,是我这辈子读过最可怕的。”

先声明一下,就算没有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的背景,《血疫》也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记叙的事全是真实发生过的。作者理查德·普雷斯顿不仅仅是一个科普作家, 也很像一个导演+摄像,他把复杂而沉重的埃博拉疫情,处理成了一部基于真实历史的悬疑片。

《血疫》是一本“画面感”很强的书。你可以在里面找到大量的特写镜头:

“病毒存在于生命与非生命的边界之上······要是细胞凑巧经过,碰到病毒,病毒的黏性与细胞的黏性能够匹配上,病毒就会附着在细胞上。细胞感觉到病毒的附着,会包裹住病毒,将它拉入内部。一旦病毒进入细胞,就变成了特洛伊木马。它活跃起来,开始复制。病毒就像寄生虫。它无法自己生存,只能在细胞内进行复制,直到细胞被病毒塞满和撑破。”

像这种对病毒破坏人体组织机制的微观特写,可以让哪怕没有生物学知识的读者,也对这一过程有直观的理解。

而理查德在书中对患者大出血乃至因全身组织溶解呕吐出内脏组织的恐怖症状不加掩饰地描绘(容易产生强烈生理不适,暂不引用原文),又绝对会让每个人脊背发凉。

正是这些在微观与宏观世界中不断切换的特写镜头,让埃博拉的形象凶险了起来,它不再仅仅是一种“长度约700纳米、死亡率50%-90%”的丝状病毒,而是一种“沾之即死”的人类杀手。

在定格了杀手的恐怖形象后,《血疫》里出现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潜在受害者。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无药可治、高死亡率、强传染性,每一个了解自己正在接触埃博拉的工作者,都无时无刻处在防护失效直接暴露在病毒面前的忧虑与高压中。

当读到这些文字,人们也会很容易地将自己代入,仿佛是自己在面对有史以来最恐怖的病毒。而理查德往往又利用读者的担忧让他们继续读下去,直到章节的最后,才揭示这些人的命运——虽然常常是虚惊一场。

而大量闪回、多线叙事的运用,则交代了历史上几次主要的埃博拉爆发:1976年扎伊尔疫情、1976年苏丹疫情,以及1989年美国雷斯顿疫情。这些叙事由一处地点发散,最终又收束到同样的地点,指向埃博拉病毒的来源——非洲大陆上,一个叫作奇塔姆洞的蝙蝠洞。与2019-nCoV一样,埃博拉的原始宿主很可能是蝙蝠。

读罢《血疫》,最直接的感受有且仅有一个——无力。无力在于,埃博拉甚至会“伪装”自己,在感染初期骗过人体的免疫系统快速复制。一旦出现症状,往往是病情已经十分严重 ,此时反应过来的免疫系统很容易“殊死一搏”,对自身细胞和埃博拉病毒发动无差别攻击,由此带来极高的死亡率。

而目前,尚无针对埃博拉的特效药投入实际使用。因而,对死亡率惊人的埃博拉,人类办法有限,只能尽力避免其疫情爆发、蔓延。

书中提到的人类对抗埃博拉取得的最大胜利——雷斯顿爆发事件中,没有一起人类死亡事件发生。然而,这绝非人们的防护措施有多好——所有密切接触它的人都感染了雷斯顿型埃博拉,而是这一型病毒,对消灭人类不感兴趣。

在《血疫》一书的末尾,理查德如是说,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最大的病毒库,那里有着无数未知的野生病毒。埃博拉流行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破坏了热带雨林的生态平衡,打开了这个装满未知病毒的潘多拉魔盒。而埃博拉这样的传染病,像是地球对人类作出的免疫反应。理查德在1996年预言,埃博拉还会时不时重返人类世界。

他是正确的,2014年、2019年,埃博拉多次在非洲肆虐, 共夺去近1万人生命——在非洲,医疗资源缺乏、人们常常猎捕“丛林肉”,埃博拉流行的社会基础远远未被消灭。

庆幸的是,这种杀伤力惊人的病毒,从未在中国爆发。



然而, 中国面临的传染病预防压力,可以说史无前例。这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

首先,我们有着颇具东亚特色的人口密度和定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传统(过年),这为传染病病毒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基础;

其次,作为一个经济发展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某些基础设施进步是很快的——尤其是冠绝全球的高铁网络,将人口密集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能搭高铁的病毒,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跨地域传播能力。

再次,民众个人防护意识的进步则没有高铁那么快。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中,很多反应慢半拍的中老年人,就是例证。

在SARS销声匿迹的17年里,更接近现实的情形应该是,不断有活跃在野外的新病毒试图闯入中国社会制造一场大爆发。但即便有很多适宜病毒传播的条件,野生环境与人体环境的天然差异、相对完善的检验检疫制度乃至自然气候的因素,形成了社会机体的多级防护服,遏制了一次次可能的传染病大流行。

可惜的是,热衷野味的饮食文化,直接洞穿了多层防护,源源不断地制造人们与各种未知病毒亲密接触的机会。这个持续至今的漏洞,让多级防护服变成了多级过滤网,最终筛选出了一种非常适合在中国社会大规模传播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去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引发的不明肺炎开始在国内出现。此时,能阻止它蔓延的最后一道防线,只剩社会免疫系统,其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是疾控系统以及医疗系统。但同样可惜的是,正如人类免疫系统面对重压时会遭到抑制,社会免疫系统受到了维持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发展要求等多重压力,疾控系统与医疗系统面对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时,并未表现出最佳的“活性”。

待到社会机体察觉过来,发动抗疫总动员时,病毒已经蔓延开。此时要对抗数量倍增的病毒,社会机体势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人们被迫隔离在家,只是这些代价中微不足道的一个。

从过往的数次大型传染病乃至这一次的疫情来看,一旦传染病在现代社会中形成规模,医疗资源几乎必然遭到挤兑,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中,即使率先拿出“特效药”的美国,在2009年对H1N1(猪流感)的阻击中也曾遭遇失败,蔓延开的病情让美国乃至世卫组织直接放弃了对新增病例的准确检测与统计。美国疾控中心根据数据模型,推测共有超过6000万人感染H1N1,死亡人数则超过1.3万人。最终,美国政府改变了对H1N1的应对策略,将其纳入普通流感范畴中。

回顾近期的传染病案例,得出来的答案可能会让人们有些伤悲——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我们消灭了病毒,而是病毒放过了我们。·

各种病毒的致死率

比如,传染力惊人的H1N1,它选择了和人类这个新宿主相对平和地相处;而致死率更高的SARS,则在夏天到来后自行隐匿,截止目前再无现身;至于埃博拉,虽然致死率恐怖,但它非常“友善”地带有潜伏期无传染性的特征,给了人类相对充分的时间进行预防。

制衡病毒的终极武器,不是人类发明的各种药物,而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决定了,病毒只是一种试图复制遗传物质的生物,而不是特意针对人类的武器,在传播力与杀伤力之间,它只能偏向于一种。



《血疫》一书指出了新型传染病频繁流行的关键原因——人与野生病毒“争地”,虽然理查德无意寻找人类与病毒争地矛盾的解决方法,但却切实地提出了警示——人类是“寄生”于自然这个有机体的物种,并非全能的主宰。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听天由命。我们可以在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疫情中看到很多闪光点,也能发现不少改进之处。人们痛定思痛,开始寻找我们与野生病毒之间防护屏障的薄弱环节。

比如,人们纷纷倡议,将野生动物交易纳入更严格的管理中,补上这个长期忽视的漏洞。

一些在社会免疫系统中扮演重要职能的政府及非政府机构,其负责人因能力与职责不匹配、擅长打太极,招致了广泛的批评,并受到处罚。

很多民间自组织的团体与个人,自发的捐助、营救活动,则让人们看到了自主的个体,在公共事件中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要说这次疫情带来了什么“元启发”,或许是这两点:

不把抵御风险的希望完全寄托给其他人、其他物,每个个体自发地做好该做的事。自觉而进取的个体,是现代组织抵御风险、正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一个组织,无论是政府、事业单位还是企业,能提供的最大善意,就是理顺权责,将自己变成一个能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把专业人才摆在专业位置上的现代组织。



如果,暂时没时间啃这部长达500页的纪实作品,或者,觉得通过看书来了解一种致命病毒还不够直观,那么,2019年5月开播的同名美剧《血疫》(The Hot Zone)是另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部根据理查德·普雷斯顿同名畅销书改编的迷你剧,将埃博拉病毒的杀伤力,重新放回到1976年最初被发现的南非扎伊尔,并且,以1989年美国雷斯顿的疫情爆发和防御之间的拉锯战为焦点,来呈现一位美国军方防疫专家在个人安危和国家安全之间的选择。

豆瓣评分达到8.1分的《血疫》,会让人自然联想到同样扣人心弦的高分惊悚美剧《切尔诺贝利》。

只不过,两者既相似也有差别。相通之处在于,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人类宁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敢与高贵;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如果说,切尔诺贝利的核泄漏事故还显得陌生而遥远,那么,包括埃博拉、SARS等致命病毒的传染和蔓延却近在眼前,就像这一次突然从武汉爆发开来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

就剧集本身的质量而言,在南非和加拿大拍摄的这部迷你剧集,因为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参与,多了几分野性的力量和质感。而由曾经参演过《傲骨贤妻》、《急诊室的故事》等佳作的朱丽安娜·马格丽丝出演一位临危不惧的女主角——美国军方防疫专家南希·杰克斯(Dr. Nancy Jaax),也是恰当的人选。在突如其来的意外和灾难面前,她将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奉献精神演绎得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疫情肆虐,远未终结的当下,谁都不是一座孤岛。对我们这些免遭厄运的幸运儿来说,对比着阅读和观看这样一部优秀的纪实作品和剧集,无疑让我们对病毒和疫情本身、人们由此产生的恐惧、社会系统的应对措施等,多一重认知和体认。尤其是对那些原本和我们毫无关联,却勇敢担负起守护者角色的人们的担当和奉献,会有更多同情和理解。等到疫情退去,这些都将最终化为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让我们积极投身于本职工作和良序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