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之所以成为我们国家的国号，华夏之所以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是因为以尧舜禹前赴后继完成的大禹治水工程，造福华夏先民，使得“中国之人得而食也”，人民安居乐业，建立了夏朝，产生了泽被后世的华夏文化。
探寻华夏民族的诞生地，是中国史学界与考古界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解密华夏文化形成发展的主脉络，是中华文化历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经过笔者的不懈努力，排除各方面干扰，以大禹治水为研究重点，确立了以史料“夏之兴也以涂山”“禹合诸侯于涂山”大禹治水的重要区域为淮河涂山周边地区。淮水涂山是大禹治水的关键区域，这里印证了《尚书·尧典》“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史记·五帝本纪》“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史记·夏本纪》“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禹疏九河，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等等记述的尧舜禹时期的洪水情景。
建立世袭制王朝夏朝的大禹儿子启，出生成长于淮水涂山；大禹治水娶于涂山，大禹妻子涂山氏女盼望大禹回家，在涂山南麓吟唱了“候人兮猗”，成为中华文化之始的“南音”；周公召公采风于涂山，成为《诗经》开篇“周南”“召南”的来源；淮水涂山也成为《诗经》的发源地与主要创作地；在淮水涂山成为楚国的属地后，楚国大诗人屈原，以“候人兮猗”与《诗经》中大量“兮”字感叹语，开创了楚辞体的楚辞文化；在汉朝建立后，在《诗经》与楚辞文化的基础上，又诞生了以“兮”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汉赋中华文体。
本以为诞生于淮水涂山的“候人兮猗”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原点，蓬勃发展为《诗经》《楚辞》《汉赋》，已经是淮水涂山文化的最高峰。但事实远远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涂山淮水还将为中华文明创造更加灿烂的文化。
经过笔者的不断探索，在大禹治水、夏启建立夏朝的前后时期，也是中华文字产生的重要阶段。在涂山东北的淮水北岸，经过国家考古发掘的“双墩文化”遗址，发现了7300年前的众多刻画符号，是淮水涂山先民文字产生前的“涂鸦”。我们把儿童最初的下意识的图画，称为涂鸦，也许就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原始印记吧。那么经过3000年的发展，在距今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时期，产生现代可识别的最初一批文字，就是一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合理时期，如“华”“夏”“山”“水”“涂”等文字。
“水”字产生于对大禹治水涂山南麓淮水周边河流湖泊的地理环境的刻画，是大禹治水的区域地图，是最初的涂鸦。大禹治水不仅记述了大禹的事迹，更是记述的大禹治水的区域与地理环境特征。我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淮水、淮、水一也，都是具有明确指向的淮水涂山地区。
《水调歌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诗词，尤以北宋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毛泽东的《水调歌头·游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最为著名。那么“水调歌头”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或者说“水调歌头”的来源是哪里呢？
“水调歌头”是宋词的词牌名，是大家所共知的，但它的原始来源却并不具体、详细、明确。“水调歌头”从来源与含义也都体现出在涂山淮水诞生的华夏文字、华夏文化有着根本关系，是涂山淮水诞生的又一灿烂文化，是唐诗宋词文化的原始基因。
“水调歌头”词调来来源于《水调》曲。《水调》曲，为隋炀帝所制。唐刘𫗧《隋唐嘉话》说：“炀帝凿汴河，自制《水调歌》。”《脞说》也说：“《水调》《河传》，炀帝将幸江都时自制，声韵悲切，帝喜之。乐工王令言谓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调》《河传》但有去声。’”（《碧鸡漫志》卷四引）杜牧《扬州》诗“谁家唱水调”句自注亦说：“炀帝凿汴河成，自造《水调》。”（《樊川诗集注》卷三）虽然《水调》究竟是开汴河前还是汴河开成后所制，三家说法不一，但为炀帝自制，则无异辞。但这个结论却有很大的问题，隋炀帝又如何能够在时间内、在其十几年的皇帝位置上，自创一种成熟的并流传后世、深刻影响后世，成为唐诗、宋词辉煌基础的“水调”曲？到了唐代，《水调》更成为传唱不衰的名曲？这不太现实，必另有成因。
到了唐代，《水调》成为传唱不衰的名曲。《水调》在唐代有大曲、小曲之分。大曲《水调》歌，“凡十一叠，前五叠为歌，后六叠为入破。其歌，第五叠五言调，声韵怨切。“水调歌头”，则是截取大曲《水调》的首章另倚新声而成。《填词名解》说：“歌头，又曲之始音，如‘六州歌头’‘氐州第一’之类。《海录碎事》云：‘炀帝开汴河，自造《水调》，其歌颇多，谓之《歌头》，首章之一解也。顾从敬《诗馀笺释》云：‘明皇欲幸蜀时，犹听唱《水调》，至‘唯有年年秋雁飞’，因潸然，叹峤真才子！不待曲终。’水调曲颇广，因歌止首解，故谓之《歌头》。或云南唐元宗留心内宠，击鞫无虚日。乐工杨花飞奏《水调》词，但唱‘南朝天子爱风流’一句，如是数四，以为讽谏。后人广其意为词，以其第一句，故称‘水调歌头’云。”“水调歌头”与唐人《水调》所属宫调不同。唐代的《水调》，属商调曲；宋代的“水调歌头”，则为中吕调（《碧鸡漫志》卷四）。故《词谱》卷二十三说：“凡大曲歌头，另倚新声也。”
如此看来，《歌头》的来历意也有多种，并无权威结论。如果《歌头》仅是来源于“凡大曲歌头，另倚新声也。”，应该有许多《某某歌头》的词牌名，有许多音律的词牌，为何只有一个《水调歌头》固定音律的词牌名？《水调歌头》这一唐诗宋词的始祖，应另有来历。
刘敞（1019—1068）北宋史学家、经学家、散文家。为人耿直，立朝敢言，为政有绩，出使有功。刘敞学识渊博，欧阳修说他“自六经百氏古今传记，下至天文、地理、卜医、数术、浮图、老庄之说，无所不通；其为文章尤敏赡”，著有《公是集》。对金文亦有研究，尝得先秦彝鼎数十，考青铜器铭文，辨识古文字。因以知夏、商、周三代之典章制度，补充史籍之不足。尤长于《春秋》三传，其解经说义，与传统的汉代学者不一样，开宋学者批评汉学者之先声。刘敞既精通经学，又熟悉史学，欧阳修撰写《新唐书》、《新五代史》时，亦求教于刘敞。由此可见，刘敞在历史、文献、文学方面的成就，具有极为重要历史价值。
刘敞在其作品《扬州闻歌》二首诗作中云：“淮南旧有于遮舞，隋俗今传水调声。白雪阳春长寡和，着书愁绝郢中生。”；“半夜暖风吹朔雪，东城南陌晓来春。郊光野气望不极，柳意梅香愁向人。”。
“淮南”在古代是特指淮河涂山地区，“淮”“南”“南淮夷”“淮南”为不同年代对同一地区的称谓。晚于刘敞，同时代的北宋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其诗作《上巳日与二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中自注“秦祖当侑坐，（庙有柏翳。）夏郊亦荐裸。（有鲧庙。）可怜淮海人，尚记弧矢旦。（淮南人谓禹以六月六日生，是日，数万人会山上。虽传记不载，然相传如此。）荆山碧相照，楚水清可乱。”由此可见，刘敞诗中的“淮南旧有于遮舞”是特指淮水涂山旧有“于遮舞”，涂山淮水当地的《水调》音又从隋朝流传至今、流行全国。
“着书愁绝郢中生”“柳意梅香愁向人”“楚水清可乱”更是以诗人的博学，从不同角度，表述了淮水涂山在中国历史不同时期中的不同称谓“楚”“郢”“向”“淮”“涂”“南”“水”。因此，北宋刘敞，以其史学家、经学家的身份，表述的“淮南旧有于遮舞，隋俗今传水调声”具有真实史料的重要价值，肯定了唐诗宋词本源的《水调》，正是来源于涂山的淮水，涂山淮水地区形成的成熟音律，经隋炀帝的推崇，而成为唐诗宋词之源。
在笔者论证中，中华文字“水”的产生正是来自于淮水涂山地区。在隋唐时期，把产生于涂山淮水地区的音律，称之为《水调》，当是正本清源、名副其实。《水调》的形成与流传，也证实了笔者关于“水”字产生于淮水涂山的研究成果；“水”字的研究成果，也证实了《水调》诞生于涂山淮水的史实、原委。
在大禹治水时期，当涂山氏女吟唱出“候人兮猗”时，中国人文的第一首诗歌就诞生了，成为了中华诗词歌赋诞生的头一首歌，淮水涂山也正是成为诞生唐诗宋词的《歌头》。形成于涂山淮水的《水调》与《歌头》合并在一起，称为《水调歌头》。《水调歌头》成为宋词词牌名之首，兴盛于今，通过词牌名的形式，记录、继、承传承了中华文化诗词歌赋的原始源头——淮水涂山。（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