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兴无：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序《沙公临古》

然而胡小石先生的境界决不囿于临古的传统，他不仅和古人一样，以临古作为书法艺术和人生感慨的表现形式，而且以临古的方式再现中国书学和书法艺术的历史与精神。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小石先生于古文字学、楚辞学、中国文学史、中国书学史等方面多有创辟，而临古是开创中国书学史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早在1934年，先生就在金陵大学开设中国书法史课程，其讲义《中国书学史》堪当中国首部。先生晚年又撰有《书艺略论》《论书小记》等，概述了他的书学见解和理论。因此，先生的临古工作，贯穿了他研究中国书学史的全过程。正如学术研究必须基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一样，先生系统临古的意义在于：他以坚实的考古方式和深刻的艺术感受来印证自己的书学史观，勾勒中国古代书法发展的脉络，并且以现代学术方法发展了自清代以来的书学理论。

中国书学至清代发生丕变。清代经史之学重视金石考证，加之出土文献日增，学者对古代钟鼎彝器、碑版、墓志、砖文、简纸等考古史料的研究蔚然成风。相比之下，由古代书札法帖重钩屡翻的刻帖，被目为“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故宋明以来传承刻帖的书风已难以满足书法艺术复古创新的要求。有清一代，除邓石如、何绍基、杨沂孙、吴大澂等书家摹写汉唐碑刻乃至钟鼎文字，创新书风之外，在书学理论的创发方面，有阮元（1764—1849）撰《南北书派论》及《北碑南帖论》，以南北朝分判碑、帖两派，视南派为“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北派为“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呼吁振兴北派，奠定了清代碑派书学的史观和理论。晚清光绪年间，又有康有为（1858—1927）撰《广艺舟双楫》，系统建构了碑派书论，推崇北碑。故清代学术以经学反对宋明理学，清代书学则以碑学反对宋明帖学。

对于清代的书学成就，最为胡小石先生推崇的，是其本师李瑞清先生(1867—1920)。先生字仲麟，号梅庵，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参加光绪二十一年（1895）“公车上书”。后任两江师范学堂学监，胡小石先生师从焉。清帝逊位，先生以遗民居海上鬻书，自称“清道人”。《中国书学史》曰：“清代碑学邓石如始之，本师成之。”论其书学以临古为根本，以经学为理论：“先生之佳，在书才之大，古今未有及之者。米襄阳善摹古，然惟面貌，而所得家数可数出也。先生自同光推及上古三代，每一字一刻，偶一临摹，即得其神彩笔法。……先生本经师，治《公羊》，晚年以治经之法论书，从眼观手摹中分别时代、家数、前后系统与影响。”由“春秋公羊学”主张追迹上古三代，以文质交替和损益变通看待历史变迁，所以清道人主张“学书之从篆入，犹为学之必自经始”。进而追溯殷墟龟版与两周彝器，从上古至隋唐，分判中国书法为十个流派，按照“公羊学”的历史法则阐论书法演变的规律。其《玉梅花庵书断》曰：“大约殷尚质，周末文敝，秦承周，后反之文，从殷之质。”在书法实践上，清道人亦能超越碑派籓篱，以临古的方式融合碑帖，其《玉梅花庵临古各跋》曰：“余幼习鼎彝，长学两汉六朝碑碣，至于法帖了不留意……沈子培先生勖余纳碑入帖……因以暇日稍稍研求法帖。酷暑谢客，乃选临《淳化阁》《大观》《绛州》诸帖，其不能得其笔法者，则以碑笔书之。”所谓“以碑笔书之”，即探求南北书风与碑帖书法在书学史上的继承与融通之处，如云晋武帝《省启贴》“以齐篆作草，宽博遒古，怀素《自叙》出此”，云《晋元帝》《明帝》二贴“解此书之妙，则周鼎汉碑皆晋帖也”，云王献之《送梨帖》“大令草出于篆，然其纵者已开唐派”。他已经关注当时出土的汉简书法在书学中的价值，如临《淳化法帖》曰：“章草久已无传，余近见《流沙坠简》，欲以汉人笔法为此体中兴也。”因此，异于阮、康二氏严分南北，尊碑抑帖，清道人通过临古，从“笔法”这一书法的基本表现方式中探知碑帖的内在联系，因而形成了贯通碑帖的书学史观。

胡小石先生继承发展了清道人的书学。他反驳了世人以清道人“惟能摹仿”的谬见：“不知此存古而传于后，如惠栋经学之功。”他称赞清道人的临古“能见其源流，自高临下，自金文以及于帖，所临自当高出人人也，此书学史之一新境界”。所以，胡先生阐明了临古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将临古定义为书学史的基本研究方法。作为现代书学史的开辟者，胡小石先生注重运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将临古提升到一个更新的境地：通过临写出土文物的书迹，从笔法中体会、验证字体的演变；通过临写六朝碑版法帖，从结体中体会、印证书法风格的变迁。宗白华先生评价这样的方法说道：“胡先生根据最新材料，用风格分析的方法叙述书法的演变，以文化综合的观点通贯每一时代的艺术风格与书型。”如果对照他的书学史论述，则可以更加深入系统地理解他的临古成就，欣赏他的临古作品。

胡小石先生撰有《古文变迁论》《甲骨文例》《金文释例》等论著，于古文字学多有建树。但与文字学研究文字的形音义不同，书学史关注的是字体中用笔方法的历史。通过系统临写甲骨、金文和秦汉文物上的古文字，胡先生将方笔和圆笔确立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两大基本笔法系统。他指出，方笔与圆笔的差异，除了形貌之外，在于用笔的使转与收锋。“方笔之使转为折，断而后起，以形譬之，如折钗股。圆笔之使转为转，换而不断，以形譬之，如屋漏痕。方笔收锋曰外拓，圆笔收锋曰内擫。”作为笔法的方笔起于古文字，圆笔起于大篆，皆有文物印证。《书艺略论》曰：“自殷至西周早期铜器上所见方笔用折之文字，相当于古文。可举大盂鼎为例。甲骨刻辞亦属此类。……自西周中叶以下至东周早期铜器上所见圆笔用转之文字，相当于大篆。可举散氏盘、毛公鼎为例。著名之石鼓文，即东周初年之铭刻。”

对秦篆以下诸体而言，他从秦诏版、虎符以及西汉钟鼎铭文、流沙坠简等书迹的临写中把握了曲折与波磔两种笔法变化，以此确定秦篆向隶书、隶书向分书的字体演变。《论书小记》认为，秦篆与大篆为一系，因为从诸多出土文物的书迹上，看不到笔法的变化：“秦篆按时代先后，由石鼓文、秦公敦、大良造鞅量、相邦吕不韦戟、新郪虎符、阳陵虎符、权量诏版，迄诸山石刻，证明从大篆到小篆是一系，变更不多。”但是篆书演变为隶书，笔法则由曲变直；隶书再进而演变为八分书，笔法则出现了波磔；八分又变为章草，笔法则简易快疾。《书艺略论》曰：“二世元年诏版文字，有作小篆者，有化曲笔为直笔而更简易可速书者，此即当时新兴之所谓隶书。隶出而篆微，实古今文字史上大转折点也。”“隶书既成，渐加波磔，以增华饰，则为‘八分’。其起源可早至汉武帝时。……隶加波挑，而行笔又加简疾，则为章草。其起与‘八分’殆可同时，亦在西汉。今征之西陲居延木简，可以证之。”观其《节临敦煌汉简两种》题识曰：“简出汉武之世，诸简年代盖无早于此者。”又曰：“此简书势亦出西汉。”这些断语皆是胡先生临古时对笔法变化的体悟。

节临西周鲁侯尊铭文（胡小石）

对于汉魏以下真行草书诸体的形成与流行，阮元《北碑南帖论》认为是东晋尊帖的风尚所致，因为汉魏六朝皆推崇隶书碑榜，而晋室南渡所携皆帖，遂以钟繇《宣示表》等为江东书法之祖，今传《阁帖》中钟繇、二王等人的书法皆是帖书，由于“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但是胡小石先生通过临写西域出土的汉晋简纸文书，得出了汉晋之时隶、真、行、草诸体渐成而并行的论断。《中国书学史》曰：“《淳化》及各种《阁帖》，或有真伪优劣，然不能言当魏晋中无真书。今就汉晋木简观之，汉代已偶见真书矣……真书之体减省分势，是自秦至此，书体之变化，破篆为隶，隶华饰为分，分之减省而为真书。鄯善吐峪沟所出经卷遗字为真书。楼兰故址古文书、李柏书牍为真书。若元康六年、永嘉六年，俱为真书。书而已行于晋是证。《阁帖》固为模写，而非伪也。阮芸台辈之非《阁帖》，证以木简，可明之矣。”《书艺略论》中也强调：隶、分、真、草各体的形成固有先后，“然并非前一体灭绝，其他一体始代兴。实际上，隶、分、真、草可以同时并存，亦可以一人兼擅。昔阮芸台作《北碑南帖论》，力主阁帖中魏、晋人书为依托，其言甚辩。然惜其不生今世，令观本世纪各地出土遗物，得一释其疑也”。由本集可见胡先生临写楼兰出土魏晋残纸甚多，于此多有考察体会，其中《节临楼兰魏晋残纸〈五月二日济白帖〉》二纸皆题“足为丛帖张目”一语，因为他认为此纸书迹足证两晋之交草书字体的流行。

和清道人在书法技艺与风格上融合碑帖不同，胡小石先生临写南北碑帖，旨在从结体的变化把握南北书风的异同与分合，并在文学与文化变迁的大历史背景中，揭示南北朝至隋唐书风变迁的过程。所谓结体是指同一书体的书写中呈现出的结构风格。《中国书学史》曰：“书之结体，一如人体，手足同式，而举止殊容。言结体者，首辨取势之纵横。纵势者，行笔向上下伸张，增字之长。横势者，行笔向左右伸张，增字之阔。主纵主横，往往与时代有关。殷周至秦纵势多，汉魏晋南北朝横势多。”后来胡先生在《书艺略论》中，以“八分”的概念指代结体的纵横程度，或称“分势”。他特别指出：“欲掌握中国书学史之关键者，不可不先明‘八分’。”“八，别也，像分别相背之形。今人言八，犹以拇指与食指分张，示相背之意。故知‘八分’者，非言数而言势。此等笔势，已屡见于殷周间方笔之古文。盖字形有以波挑翩翻为美者。”由此，胡小石先生分判钟繇与王羲之的书风及其对南北朝的影响：“书家以钟、王并称。吾辈不当求其同，而当求其异。所谓异者，即二家书体中所含分势之多寡悬殊也……钟书尚翻，真书亦带分势，其用笔尚外拓，故有飞鸟骞腾之姿，所谓钟家隼尾波也……王于钟，而易翻为曲，减去分势。其用笔尚内擫，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拓直下’之法……此二家之异也。其后钟为北书之祖，而王为南书之祖。北朝多师钟，故真书皆多分势，乃至篆书亦以分意入之……‘八分’在书史上占有极长之时间，即至今日，其势尚在。今人作书亦不能避去撇捺之笔也。钟、王而降，历代书人每沿此二派以为向背。”故观其《节临东晋王羲之〈曹娥碑〉》题识曰：“右军学钟者。”此即“王于钟”的继承。《节临东晋王羲之临本〈宣示表〉》曰：“王临，故波磔少翻。”此即“易翻为曲，减去分势”。

节临楼兰出土晋纸《五月二日济白帖》（胡小石）

由于“北朝多师钟”，故胡先生形容北书结体开张方正而非跳跃圆转，如《节临三国魏钟繇〈荐季直表〉》题识曰：“已为北齐启行。”《节临北魏〈安定王造像记〉》题识曰：“方重为洛派之正宗。”《节临北魏〈杜迁等廿三人造像记〉》曰：“方峻而能流美。”《节临北魏〈刁遵墓志〉》曰：“陶稷山（浚宣）得其温厚。”皆云其继承钟书之分势，结体沉稳厚重。

尽管南朝禁碑，所存寥寥，但是胡先生对于南朝尊王书风的推定，一则根据对二王法帖的临写，二则根据对南碑的临写。《书艺略论》曰：“今南京北郊所存梁《萧憺碑》及《萧秀碑阴》，书人为贝义渊，固与（王）褒同时。丰碑巨制，有乌衣子弟风度，实南书之矩镬。”观其《节临南朝梁〈安成康王萧秀碑〉碑阴》题识曰：“秀整真见江左风流也。”又《节临南朝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碑〉》二纸赞其“有乌衣之雅致”“高秀”。而“秀整”“高秀”“挺秀”“竦秀”诸语多为先生用于评价南朝书风。

胡小石先生认为，北朝书风总体上表现为质实朴拙甚至流于粗犷，不够精妙。故其《节临北魏〈鲍纂造石浮图记〉》题识曰：“毡裘之习宛然。”《节临北魏〈大代修华岳庙碑〉》题识曰：“实不能如中岳灵庙耳。”《节临北魏〈韩显祖等造塔像记〉》曰：“拙处不可及。”《节临北齐〈崔頠墓志〉》曰：“北书之至质朴者。”至南方士人进入北朝，带去“减去分势”的江左书风，引起了北朝书风的变革。《书艺略论》曰：“自元魏分裂以为东西以来，邺下晋阳书风，有一部忽趋秀发。此殆因有南方士族流入，熏染所致。洛下长安，保守旧习之力特强，其末流书势崚嶒，如赵文渊之《华岳颂》，渐不为人所好。故王褒入北，而北人群习褒书。”《论书小记》曰：“《黑女》可谓启东魏南风之渐。东魏书最早近南风者，有《高湛墓志》《敬使君碑》《刘碑》等（后两碑实一人书），皆与西魏殊异。西魏至北周，政治承洛阳，书风亦同，分势特多。其流为狞犷者，如赵文渊之《华岳颂》。迄至北周愍帝元年所立《强独乐造像碑》，始入南格。”故胡先生临北魏碑，特举其中秀峻精美一脉，观其《节临北魏〈韩显祖等造塔像记〉》题识曰：“此北书之至精美者。”《节临北魏〈司马绍墓志〉》曰：“刻削，书中之申韩。”《节临北魏〈孟敬训墓志〉》题识曰：“北书之最秀逸者。”《节临北魏〈张猛龙碑〉》曰：“峻削，是书中之申韩。”《节临北魏〈贾智渊妻张宝珠造像记〉》曰：“风神大似王典籖也。”而于东魏时期南风之渐至为关注，故其《节临北魏〈张黑女墓志〉》题识曰：“下笔有灵妙之感。”《节临东魏〈敬使君碑〉》一纸曰：“已渐南风。”一纸曰：“与刘碑造像同出一人。”《节临北齐〈刘碑寺造像记〉》曰：“尤密于《敬使君》。”《节临西魏〈杜照贤造像记〉》题识曰：“与洛下书大异。”《节临北齐〈比丘道宁造像记〉》题识曰：“高齐书多从东魏演出者。”

隋代实现了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也是开启唐代书风的时代。胡小石先生指出：“隋统一中华，开皇、大业不过数十年，而石刻在百种以上，其特征有南北调和之趣味。”如《节临隋〈龙山公墓志〉》题识曰：“此纯出元常耳。”即以其师承钟繇分势，为隋书中的北朝风格。《节临隋〈常丑奴墓志〉》曰：“较《龙藏》尤精妙。”因其以《龙藏寺碑》“与北魏碑大不同，有南意”，则以此墓志为隋书中的南朝风格。至于唐代的书风气格与六朝的差异，胡先生仍从出土文献的书迹中把握唐人书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风尚：“唐书与六朝不同者，就普通经生所写者观，如敦煌石室所出之写经，南北朝书有天趣而未妥帖，唐人则妥帖至工矣。是真书源于南北朝，而成于唐。犹沈约唱声偶诗，至唐而成律诗；骈丽文于六朝而成，唐之四六皆由散漫而至正整。”因此，以今隶（楷书）为代表的唐代书法，其结体不再偏取纵横分势，而是趋于偏旁架构的妥帖精工。故胡先生《节临隋〈张贵男墓志〉》题识曰：“虽严整而终非唐格。”以其尚不够妥帖工整。而《节临北魏〈崔敬邕墓志〉》云：“结体已启唐风。”因为胡先生以此为“人间佳刻，偏旁巧妙，实开唐风，与六朝人不事事前布置者大不同”。至《节临隋〈佛说宝梁经刻石〉》方曰：“已纯然唐格。”

胡小石先生的《中国书学史》虽论至晚清，但将中国书法史的盛世断为汉唐。其曰：“唐代文学波腾，为中华文化之极盛，上可与汉并称雄。汉之分隶，唐之今隶，足代表二朝之磅礴精神。……故中国文化，唐以下不足观也。中国民族精神，至唐而后日以衰替矣。”其临古着力于唐以前的传世与出土书迹，即以此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中所指的古代。唐人以汉以前为古，故韩愈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明清之人则以唐以前为古，劝人勿读唐以后书。这并非是厚古薄今之论，而是对文化根源和文化精神的重视。由此可见胡先生系统临古作品断至隋代的学术主张和书学史观。而临古正是他进入汉唐盛世，探求中国书法中蕴涵的文化精神、师古创新的途径。胡先生在《书艺略论》中阐论道：“夫学书之初，不得不师古，此乃手段，而非目的。临古者所以成我，此即接受遗产，非可终身与古人为奴也。”又曰：“尝见昔人赞美文艺或学术成就之高者，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语割断历史前后关系，孤立作家存在地位，所当批判也。今易其语曰：‘前不同于古人，自古人来，而能发展古人；后不同于来者，向来者去，而能启迪来者。’”倘若借用唐人之语赞叹沙公临古的成就，则司空表圣之语最可当之，其曰：“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徐兴无

壬寅季秋草于江宁翠屏东坡

（因篇幅所限，文中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号夏庐，晚年别号沙公和子夏等，浙江嘉兴人。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书坛泰斗。学问渊博，长期从事古文字声韵、训诂、经史子籍、佛典道藏、金石书画和诗词曲赋的研究与教学；书法造诣精深，与林散之、萧娴和高二适并称“金陵四老”。书法秉承李瑞清衣钵，对书史书论亦颇有研究对现代中国书法教育有筚路蓝缕之功。著有《中国文学史讲稿》《中国书学史》《书艺略论》等作品。

内容简介

本书裒集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胡小石先生于20世纪20—40年代临写甲骨、金文、秦篆、汉隶、汉晋简纸、南北朝及隋代碑志法帖等古代书迹作品一百三十余件，绝大多数作品系首次披露。内容涉及殷商甲骨文八种，两周金文两种，秦代篆籀三种，又有汉代钟鼎、镜铭、墓券、刻石、摩崖、画像题榜等十四种，悉用荣宝斋精制仿古笺纸，古道颜色，交相辉映，可见先生欲以遍临古代书迹自现之意。

本书由南京大学考古学青年学者魏美强整理并释文，辅以对临古对象的简要说明和历史评价，以助读者理解。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兴无为本书撰写序文，介绍了胡小石通过临古研究中国书学的独特路径与造诣，使读者在鉴赏大师书法作品的同时得以窥见中国古代书法发展的脉络。

装帧设计

知名设计师潘焰荣担纲本书整体设计：小8开阔大开本，原大原色原样影印，完美再现胡小石临古作品的风采和神韵；精选八幅长卷临古作品，以M折的形式与正文呼应，呈现先生对临古对象的丰富理解和诠释；临古作品对照以释文与说明，既具可读性与鉴赏性，亦便于临写追摹；封面凸印，内文采用四种艺术纸，柔软温润，古意翩然，触感与视觉体验俱佳。

《沙公临古》

胡小石 著；魏美强 整理

ISBN 978-7-100-16772-7

商务印书馆202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