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是中国的老邻居，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时中国与之便已有较密切的关系，三藏西天取经就曾到过这里。
康熙时期清朝控制西藏，当时尼泊尔被称为廓尔喀，也成为清朝的藩属，向清朝进贡，后来清朝势弱，尼泊尔纳入英国势力范围，英国退走后又换成印度。
作为“夹在两块巨石间的山芋”的尼泊尔，周边只有中印两个邻国，因而其边界安全显得极为重要。
由于中尼两国在边界上存在一些争议问题，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着手解决边界问题。
在此期间，中国一直体现出大国风度和对和平外交五项原则的遵守，使得中国和尼泊尔在边界谈判从始到终都唱响着一股平等、和平的主旋律。
中国和尼泊尔
建交之始的划界行动
尼泊尔是中国重要的陆地邻国，巍峨的喜马拉雅山横亘在中尼两国之间，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两国拥有长达1400多公里的边界线，自然条件复杂。
尼泊尔同中国西藏地方关系一直较为密切，在中尼两国上千年的交往史中，佛教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唐代高僧玄奘都曾到尼泊尔的蓝毗尼，拜谒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地。
唐朝时，尼泊尔赤尊公主与文成公主一样，都成为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妃子。
17世纪，尼泊尔曾侵占西藏地区吉隆和聂拉木两个口岸长达数十年。
18世纪，尼泊尔结束分裂，统一后建立廓尔喀王朝。
1788年，廓尔喀军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同意赔款后廓军退兵。2年后，廓尔喀军再度入侵，西藏军队节节败退。
廓尔喀王朝
1792年，乾隆派遣福康安率大军援藏，击退廓尔喀军并直至距加德满都几十公里处，廓尔喀战败请降。其后双方着手进行边界确定，当时是用石块垒成圆堆，成为具有界碑性质的标志物，命名为鄂博，1793年基本完成定界事宜。
这是中国中央政府首次和尼泊尔进行边界确定，以喜玛拉雅山脉为主线，至今在中尼边界上尚有12处鄂博。
从那时起，中尼两国边界就守着一条传统习惯线，基本上是沿着喜马拉雅山山脉中段而行。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中尼开始进行边界谈判。
对于中尼边界谈判，中方一直体现出积极主动的态度。
早在1957年1月，周恩来在访问尼泊尔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和尼泊尔是由伟大的喜马拉雅山以将近一千公里的共同边界连接在一起的。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对于这一片广大地区的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喜马拉雅山
1959年10月，周恩来在回答关于中国政府对于解决边界问题立场的提问时指出：中尼边界虽未正式划定，但两国都共同维持着这条习惯线。为在亚洲树立中尼友好范例，两国可经过勘测来划定边界。
1960年3月，在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与其进行三次正式会谈，其中边界划定是主要内容。在会谈中，周恩来反复阐明中方“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周恩来提出了三个原则：
第一个是肯定现状，以传统习惯线和双方实际管辖为基础。
第二个是解决个别争议，通过实地勘察，使双方的地图达到统一。
第三个是如确有争议而无法短时间解决的，在保证两国友好的情况维持现状，互不侵犯。
他还提议建立中尼联合委员会，实地勘察划线，以传统习惯线为基础，通过调查解决。尼方认同我方提出的关于划界、勘界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案。
周恩来
受到最高层关注的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峰因其世界第一高峰的名号，在中尼两国人民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它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中尼两国边界线上。珠穆朗玛是藏语，意为“女神”。
尼泊尔称其为萨加玛塔峰，意为“高达天庭的山峰”。它是中国藏族和尼泊尔人心中的神山。因此珠穆朗玛峰的归属成为中尼边界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其重要程度直接引起两国政府高层的关注。
1960年3月15日两国会谈时，周恩来谈到穆朗玛峰时指出，这件事可以由两国总理直接解决。
3天后，毛泽东接见柯伊拉腊首相时也谈到“珠峰”问题，他的意见是两国“一半一半”，并建议这个山改名中尼友谊峰。
柯伊拉腊借口需要时间进行国内的说服工作，没有当时表态，但回国后却与反对派一起制造不和谐舆论。
柯伊拉腊
1960年4月，周恩来应邀访问尼泊尔，双方边界问题集中在珠穆朗玛峰上。周恩来表示，中国管辖着北坡，分歧只不过是这个山峰的几个地方，双方在“珠峰”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缩小。
这个问题取得突破是在1961年10月，当时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访华。周恩来同马亨德拉就中尼边界等问题会谈时，双方在珠穆朗玛峰问题上取得一致。
事实上，马亨德拉国王历来主张珠穆朗玛峰中尼各有一半，他在1960年4月访日时指出，尼泊尔承认珠穆朗玛峰的一面是属于尼泊尔的，另一面是属于中国的西藏的。
双方最终以“边界线通过顶峰”来进行最后界定，峰北属于中国，峰南属于尼泊尔。至此，在双方政府最高领导人亲自磋商之下，“珠峰”问题圆满解决。
尼泊尔
1961年10月5日，刘少奇主席与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代表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
珠穆朗玛归属问题为何一直拖到最后才解决？主要原因是：
首先，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在“珠峰”问题上持两面态度是重要因素。
当时掌握实权的柯伊拉腊首相在与中国会谈时，一方面同意中国关于两国按照“一半一半”原则划分珠穆朗玛峰的建议。另一方面却在尼泊尔国内举行集会时，就“珠峰”归属问题大做文章，挑起国内外对此问题的关注。
柯伊拉腊在解决“珠峰”问题上的两面性，加上尼泊尔国内反对派趁机鼓动和生事，使“珠峰”问题的解决一时陷入困境。
柯伊拉腊
其次，印度对尼泊尔的干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中印关系因西藏问题与边界问题开始恶化，印度对中尼边界谈判高度关心与戒备。
印度支持尼泊尔国内大会党组织的针对“珠峰”问题的1960年4月16日反华游行，并把“珠峰”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诬蔑我国进行扩张。
另外，还有一个事件发生，1960年上半年，中苏曾计划攀登珠峰，后来苏联单方面退出，中国登山队单独于5月25日成功登上海拔8848米的地球最高山峰-----珠穆朗玛峰顶峰。
印度方面却对此单纯的登山活动进行歪曲报道，认为中国可能利用这一胜利重申对珠峰要求，印度有些报纸还发表侮辱我国家领导人的漫画。
在印度的歪曲宣传与影响下，尼泊尔报纸也宣传“尼方关心我爬山队是否像过去英、瑞爬山队在峰顶插了尼国旗，并引证尼反动分子“侵犯尼领土完整”、“损伤尼泊尔人的情绪”等荒谬言论。
印度
历尽波折终签约
在外界的纷扰和不安的气氛中，1960年8月11日，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主要任务就是具体划定、勘定陆地边界线并拟订最终法律文件。
1960年到1961年，中尼边界联合委员会第一、第二、第三次会议分别在加德满都和北京轮流举行，双方共同发表公报披露委员会工作进展情况。
确定整个边界线勘察点的位置，在地图上肯定边界线上一系列的共同点，对边界的大致走向取得共同的认识。并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对两国边界线不相符合、实际管辖情况有不同认识的几处地段都一一予以解决。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边界联合委员会进行边界线的勘定工作，树立界桩，迅速和顺利地取得完满的结果，两国边界条约草案达成协议。在边界问题谈判中，我国采取互谅互让、平等协商和主动照顾尼方的方针，同尼方达成一系列的协议。
中尼边境
1961年秋，中尼边界联合委员对已经达成协议的《中尼边界条约》草案进行最后讨论和认定，并由双方的首席代表分别代表本国政府进行草签。
1961年9月28日至10月15日，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应邀访问中国，并出席《中尼边界条约》的正式签署仪式。
10月5日，刘少奇和马亨德拉分别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字，条约即时生效。
《中尼边界条约》是中尼边界谈判的标志性成果，标志着中尼边界谈判基本结束。
中尼关系
中尼边界谈判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主要原因是：
首先，中方自始至终的积极推动态度至关重要。1961年初，中尼双方举行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是具体划定、勘定陆地边界线并拟订相关法律文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关节点。
能不能尽快签订边界条约以及签订怎样的边界条约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为取得实质性进展，会议召开期间，刘少奇、周恩来分别会见尼泊尔代表团一行并举行会谈。
在会谈中，刘少奇、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中尼边界问题的基本立场，并对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会议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刘少奇指出：“中尼边界正式划定标定了，对我们两国人民永远都有好处。中尼边界历史上基本上是良好的，没有多少争议，都是小问题。通过正式划界，小问题都可以消灭。我们要建立两国间永久和平的边界。”
周恩来认为，可以制定一个条约草案进行研究，下次会议经过讨论变成正式草案，提交两国政府。
周恩来
其次，尼方国内政坛变动出现重大契机。尼方由于国内发生政变不久，初掌实权的国王急需政治资本，谋求国内外支持，以稳定政局。
因而在谈判开始时，尼方即表示解决问题“愈快愈好”，愿意尽早签订边界条约。
我方根据一贯的睦邻政策，在政治上，对尼泊尔王国政府表示支持，我国家领导人同尼代表团谈话中，强调两国应该永久友好相处，要建立一条永久和平友好的边界。
其三，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外交理念对边界谈判发挥有力的指导作用。边界问题是与邻国关系的晴雨表。中尼边界谈判是以两国关系正常化发展为大背景，以双方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为基础。
和平共处外交理念
双方陆地边界的缔造又为两国外交关系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消除隐患、扫清障碍，成为两国外交关系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并且中尼两国均有从维护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全面彻底地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和善意，以相互信任为基础，通过互谅互让的友好协商，能够理性地解决各类问题。
其四，谈判中“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产生的良好结果。我国在边界谈判过程中尊重双方历史和现实、尊重国际惯例，同时也尊重当事国具体国情。
中尼在处理历史资料以及现实状况等问题上，双方均采取既坚持原则性又坚持灵活性的立场。努力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相互妥协和退让，力求达成对双方都有利、都可以接受的折中方案。
圆满解决周边陆地边界问题必须尊重当事国之民意，尊重当事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理性诉求，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和避免极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
应该说，新中国在集中解决周边陆地边界问题的第一个高潮期内，无论是有圆满结局的中缅、中尼、中巴、中阿谈判，还是遭遇重大挫折的中印、中苏谈判都很好地遵循了这一原则。
通过公开化、透明化的民主举措来统一思想、协调立场，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形成强大的舆论和民意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