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丰农场，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中部地区，上海在此建有三个农场安置知识青年和关押劳教人员，最盛期拥有8万知青，每年供应上海粮油等物产，是上海的三个“飞地”之一。
上海大丰农场辖区面积300平方公里，由上海农场、海丰农场和川东农场组成，现已成为上海粮食生产基地和规模化畜禽生产基地。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加快、江苏沿海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上海大丰农场的土地、区位、环境、资源优势日益凸显。
天不太冷。黄昏时候，四岔河的桥上，两三个年纪蛮大的女人，站在桥上看看四周，看看桥下河水，聊聊天。
与过往的人形成很大反差的是，她们穿了旗袍；旗袍显然老旧了，但样子还在；青春虽然不再，但她们旗袍穿得有模有样。
淡淡的夕阳照过来，
在桥下的水面上，
留下了她们的倒影。
几年前，还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再往前几年，更寻常。如今却很难见到了。
她们都已经是八九十岁，离世的不少，还健在的也已经不再去曾经走过了六七十年的四岔桥了。她们腿脚不好了。
这一座四岔桥，就在大丰，
就在大丰当年的劳改农场。
从上海来到大丰的时候，她们大约是二十岁上下。漫漫几十年过后，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真实的生活镜头。
后来也被拍进了电视剧，那就是2016年收视率不低的《硝烟散尽》。
在上海，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大丰， “大丰农场”这四个字，关乎上海近十万家庭的悲欢离合，或者，也有长者知晓大丰还曾经是一个劳改农场……
除此之外，大丰还有什么？很少人知道，位于江苏盐城的大丰，是上海的“飞地”——在行政区划意义上，近十分之一的大丰，也就是当年农场和劳改农场的区域，属于上海，如今在“飞地”，有上海派过去的基层干部，他们在大丰工作生活了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他们的户籍所在地是上海。
知道这一层的恐怕不很多，
甚至没有多少人关心过“飞地”这一个概念。
在中国，“飞地”并不少。
就面积而论，大丰这一块“飞地”在中国是排不上号的，但是，当大丰这一块“飞地”刻上了“上海”的印记，它的价值和意义，就不能和面积大小划等号了。
1950年，上海百废待兴。除了有正常职业和正常生活的市民学生之外，还有无正当职业生活的人员及流浪儿童亟待安置，而上海缺乏可以永久性收纳他们的场所。
时任上海市长陈毅想到了盐城，他非常熟悉当地的地形，一面是海，余下便是滩涂、盐碱地，荒无人烟，非常适合收容和改造。
陈毅提出在大丰建立劳改局，将大丰作为收容改造场所，而划出来的300平方公里，由上海负责管理。
这就是大丰“飞地”的由来。
也正是大丰这一块“飞地”的存在，到了1968年，它又成为上海知识青年的“外农”——“外地农场”。这是距离上海最近的外地国营农场。
所谓农场，就是有工资收入的。包括后来1980年代一小部分新疆知青的转入，当年大丰农场共接收了8.5万上海知识青年。
“外农”这个词汇，是有鲜明的年代特征的。1968年开始，中学生毕业是国家分配的，并且是指令式的。
留在上海的，称为“上工”，在上海郊区务农的叫作“上农”，去外地工厂工作是“外工”，去外地农场、插队，那就是“外农”了。
决定一个学生留在上海还是去外地，工厂还是农村，取决于兄弟姐妹分配情况。比如老大已经留在了上海工厂，那么老二就是“外农”了。1968年年底之后的三年中，政府取消了“四个面向”，直至1972年才恢复了。
大丰也就是在这一个时段，
成为上海知青比较理想的“外农”去向。
大丰的农场，最初是“上海农场”，又称上海市劳教局第一劳动教养管理所。
1968年，上海农场开始接纳第一批上海知青。由于不宜将众多知青置于劳改农场，1973年初上海农场划出海丰农场，独立建制，后续大批知青到的都是这座农场。
1983年，原属上海农场的川东分场、也就是上海市劳教局第二劳动教养管理所也分离出来，建立川东农场。
上海知青务农的地块名曰海丰农场，
大丰的劳教农场则是上海农场。
当年的海丰农场知青，极其忌讳将海丰农场混同于大丰农场，但是对于没有去过大丰和海丰的上海人来说，都模糊地统称为大丰农场了。
去大丰的，在大丰生活的都是上海人。
我在《新周报》上读到了一个上海女知青陈玉兰的去大丰务农的经历。我们很喜欢用“缩影”来形容个体和社会的关系，陈玉兰就是大丰知识青年的缩影。
应该是1973年前后了。陈玉兰和一批跟她年龄相仿的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在上海登上了去苏北的客轮，去大丰境内的上海海丰农场。
路程并不遥远，但他们下轮船、上汽车，下了汽车再转场部拖拉机，足足用了20多个小时，才到达农场。迎接他们的是一片荒芜的滩涂。在这里，他们开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涯。
陈玉兰和25个同去的知青，合住在50平方米的破旧茅屋里。
每人每天凭票可以在队里的“老虎灶”泡一热水瓶水，洗脸、洗脚、喝茶、漱口全靠它了。至于洗头洗澡，十天半个月才轮得上一次。
事实上陈玉兰她们不算最苦。因为她们是七十年代的“小知青”。与1968年第一批“老知青”相比，生活条件已相对有所改善。
老知青们来到这片黄海滩涂时，蒿草遍野、人烟荒芜，没有一间可以居住的房屋，没有一条可以行车的路。
知青们自己动手割芦苇茅草盖房子，睡潮湿的地铺，夏天蚊虫肆虐，冬天寒风刺骨。
最恼人的是夏天内急……我以为一定是说臭不可闻，不，根本不考虑臭不臭，只是快频率地拍打屁股——裸露的臀部会叮满蚊子，若不拍打，那就是一个一个蚊子块。
名气非常响的四岔河桥，为南北向。因为是交通要道，那座老桥是平直的。农场被四岔河分割成四块地方（也就是四个分场）。
去场部，去四岔河桥，去盐城，先要摆渡。只有一个老船夫，就是摆渡人了，当时任何人离开农场，都要得到农场领导的书面批准，就像边境海关一样严格。
大丰四岔河
好在那一个老艄公厚道，经常给他们帮忙。再后来，还是在知青时代，造起了新的四岔河桥。
如今的老知青重走大丰路，
四岔河桥是一定要拍照留念的，
而且还要“话说当年”……
用河塘水洗脸
这8.5万知识青年，加上1950年代时的2万“劳改劳教”者，还有管理者，他们在大丰的土地上务农，也给大丰带去了上海的物质、上海的文明和上海的生活方式，不知不觉地给大丰注入了上海的元素，并且让“大丰”这两个字在上海8.5万个家庭中有了念想，也使得大丰对上海而言有一种特别的亲和感。
大丰朋友不无舒心地告诉我，因为至今还有不少上海户籍的干部和职工常年生活在大丰，所以大丰和周边乡镇相比，就比出来了上海的腔调和上海的味道，就比出来了些许洋气。
很多年过去后，海风农场成为光明集团子公司；2014年，上海农场、川东农场、海丰农场这三个“飞地”农场合并，成立了新的上海农场。
据说上海超市的几分之一的米，
几分之一的牛奶，
几分之一的猪肉……
都来自大丰“上海农场”，
百分比都是很惊人的，我却是记不住了。
如今当然早就不是一天一瓶热水，早就不需要内急时快频率地拍打臀部了，但是大丰人总是会说起那一个年代，总是会请客人去看一看承载了8万多年轻人梦想的“知青博物馆”。
（文、图版权属原作者马尚龙 ，侵权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