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克武（1885－1970），字锦帆，四川井研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民革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2月30日，入冬的成都大街小巷到处是一派喜气洋洋的热烈景象，成都各界人民自发地排列在道路两边，欢迎贺龙司令员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到来，欢庆这个西南重镇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解放。在北门外驷马桥，贺龙见到了国民党元老熊克武与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国民党将领和成都各界人士代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不久前在彭县宣布起义，熊克武则是在30日当天发表书面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
抗日战争胜利后，熊克武目睹国民党当局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而中国共产党事事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这使他看清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和希望所在，他积极策动反蒋起义，期盼四川早日解放。
早在1948年初，人民解放军在粉碎了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猖獗进攻、进入反攻阶段后，蒋介石为了把四川牢固控制在自己手里，作为其反共复兴的基地，于3月间下令把他认为靠不住的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召到南京，宣布撤去邓的省主席职位，另调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接替。邓锡侯返川后即到布后街拜访熊克武，讲述了蒋介石逼其辞职的经过，咨询熊的意见。熊克武对邓说：“蒋介石诡谲阴险、十分狠毒，我早就把他看穿了。”他力劝邓另谋出路，靠拢共产党，做好起义准备。
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在整个西南格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牵一发而动全身——辛亥革命始于四川的保路运动，之后历经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之役，四川早已是一个“独立王国”，军阀多如牛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金木水火土五大军阀长期割据一方，连年混战，排外倾向严重；加之蒋介石入川后苦心经营多年，蒋系势力根深蒂固、力量庞大，这使得四川的局势更为复杂。而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故解放四川的任务极为艰巨。作为征战四川多年的当事人，熊克武深知四川地位的重要、局势的复杂和解放的艰难。
同时，熊克武对四川的解放也深有信心，一方面是因为毛泽东、共产党深入人心，国民党大势已去，人心思变，人民解放军能征善战，势如破竹；另一方面，他也暗中佩服毛泽东的知人善任、用兵如神，毛泽东派了刘伯承和贺龙两员身经百战的蜀中大将来收复四川，可谓顺天应人，四川的解放指日可待。因此，熊克武信心满满，时刻关注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程，并积极联络川康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国民党将领，准备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为起义做着充足的准备。
在熊克武等人的努力下，1949年7月1日，经张群批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正式成立，熊克武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以保乡自卫名义，反对王陵基的“戡乱”、“扩军”政策；以“人不离枪，枪不离乡”的口号，反对王陵基集中地方武装、替蒋介石充当反共反人民炮灰的行径；提出“自治方案”，以反对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增加人民的负担；提出“军事自卫”方案，以反对蒋介石的“军事戡乱”。7月18日，行政院电川省转熊克武，斥责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未经政府批准，即行成立，殊属非是”。8月15日，又电令熊克武将“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改名为“川、康、渝反共保民委员会”，熊克武等人拒不接受。自卫委员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张群为了固守，于10月19日邀请熊克武和邓锡侯、王缵绪、刘文辉、向传义来渝商讨川省自卫组织问题，李宗仁亲临会场听取意见。会见时，熊克武等人提出撤换省主席的要求遭到拒绝，坚定了他们“倒拐”的意愿。熊克武协同刘文辉、邓锡侯等人从重庆返回成都后，便加紧准备，迎接解放。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綦江，与南川人民解放军胜利会师，迅速向重庆挺进。
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重镇重庆。蒋介石于这天由渝飞逃至成都。到成都后，即约见熊克武和刘文辉、邓锡侯、向传义、王陵基等人。蒋在讲话中，竭力掩饰溃败真相，要求“川、康的朋友与胡宗南合作”，并诱迫熊克武等人立即携家属飞往台湾。熊克武在布后街的住宅被特务严密监视，但被熊克武机智地躲开。
12月10日，蒋介石由成都仓皇飞逃台湾。24日，熊克武从乡间返回成都。为了迎接解放，熊克武立即联络国民党成都市长冷寅东等人出面组织力量，暂时维持成都市区治安，约集各界成立了四川省会临时治安委员会。25日，由熊克武领衔在成都市内贴出布告，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12月30日，成都解放。在熊克武等人的积极配合下，国民党四川将领纷纷起义或投诚，四川在1949年底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50年1月6日，贺龙司令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再嘱托和派遣，亲自来到成都布后街2号拜访、看望自己的老长官和老前辈熊克武先生。
在四川解放的同时，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熊克武虽然未来得及出席，但仍当选为由李济深、何香凝等72人组成的以“团结和联系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为任务的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团结委员会作为民革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一个特殊机构，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950年6月14日，熊克武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列席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熊克武认真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和闭幕词，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提请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熊克武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由7人组成，主席是刘伯承，副主席是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
熊克武返回成都做了简单安排后，于7月赴重庆任职。熊克武在离开成都时，嘱咐八弟熊达成将全都房产重新整修后，连同家具和花木一起，上交军管会。军代表在接收熊克武的房产时，拟保留北新街住房。熊达成将此事转告熊克武，熊立即回答说：“在新社会里，我们不应留下私有的尾巴！”同时，熊克武还将他在井研的万余册藏书全部函赠井研县文教部门。
在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期间，熊克武同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同志密切合作，对安定西南社会秩序、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1月，熊克武任民革川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他为整理、建设和发展川康两省的民革工作不懈地努力着。
熊克武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深切怀念在台湾和海外的老同事、老朋友于右任、张群、黄季陆、萧毅肃等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呼吁他们沟通为促进国家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晚年，熊克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写下多篇回忆文章，为后人留下了丰富、鲜活、宝贵的资料：《辛亥革命宜宾起义的经过》《广州起义亲历记》《大革命前四川国民党的内讧及其与南北政府的关系》《订正余切参加同盟会的时间》《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虎门蒙难记》《十年军政工作回忆录》等。
熊克武临终前上书毛泽东同志，信中说“唯有共产党才能拯斯民于水火、致国家于富强”，并以自己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而感到无限欣慰。（孙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