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乃德
很荣幸受冯知明先生所邀，能够为这本书写篇书评，这本书我在2020年就读过一遍，但是当时并未深入地思考，而今年又重新读了数遍，才敢发表一点浅薄的意见，抛砖引玉，以期待读者有更多新奇的发现。
这本书虽然在长篇小说中，并不算是特别长，总共30万字，但是内容气势磅礴，跨越时间段较长，想象力非常丰富，杂糅多种表达形式。
书中以敏为主人公，从他的一生当中，几乎可以看出整个荆楚大地的几十年变迁历程。敏出生在世代“巫术”传统的家庭中，敏的外婆贞之，是一位法力高强的巫者。她的神迹得以传扬，两巫斗法，十里法场结界，就连气功大师也难以突破，被认定为楚地第三十六代大巫。巫本是主宰远古人类的法术，几千年过去，它依然与人类生生不息，即使在大灭四旧的红色运动之时也得以延续下来。
在楚国的文化历史传承中，“巫”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这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时期。按照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来看，人类对自然世界最早的认知都是起源于“巫”。
而在周王朝之前，就已经有了楚文化，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祝融。他因善于用火而出名，由此对火的崇拜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得到广泛传播，而形成了楚国。但是北方的黄河流域在周王朝的建立之后，巫术逐渐退出主流的意识形态领域，礼乐文明成为了王朝的正统思想。
而楚国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掺杂诸多“巫”术，并且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虽然与主流思想并不重合，却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这种“巫文化”恰恰代表长江流域的特色，特别是在周朝之后，作为黄河流域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逐步消除“巫”文化的特色，那么这两种文化的对比就非常明显，不可避免会发生矛盾。但实际上，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发展方向。
正如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书中指出，人类对世界的认知都是经过巫术到宗教，再到科学，这样的发展历程。巫术背后体现的是群体无意识，就是某个群体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记忆。而“巫”文化在楚地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最典型的就是《楚辞》，从屈原、宋玉到刘安、刘向等等，这些楚辞代表人物的作品中，都有大量关于巫的文化，这些文学作品都写了大量的魂魄鬼神。
事实上，对于鬼神的崇拜，并非楚文化所独有。殷商乃至更为久远一些时代，都有大量的鬼神崇拜记载，《礼记·表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可以说，鬼神祭祀与崇拜贯穿上古时代，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的楚国，由此而逐步形成独特的楚文化。
只是从周朝开始，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周王朝兴起后，开始采用另外一套偏理性的哲学体系来逐渐疏远原先的鬼神崇拜，那就是施行“天命观”。这套“天命观”则体现在“敬天爱民”的基础上，发展一整套“天德”思想，而采用礼乐教化百姓，确定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这就由对鬼神祭祀崇拜演化成了遵从“天命”，由此来施行仁政，才能保证周王朝的延续与统一。
但是，周朝的这套思想体系并不受楚国的接纳，楚国自然也不接受周朝的礼制。事实上，楚国贵族自认为身份高贵，屈原《离骚》中第一句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说，自己是黄帝的后裔。从血统上来说，楚国贵族是先王后裔，那么轻视周朝统治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周朝核心区域国家却认为楚国是蛮族，这背后判断标准则是楚国贵族并不遵守周朝的礼制。由此可见，周朝的礼乐文化代表了黄河流域的“正统”思想，楚文化则是长江流域的“非正统”思想。
楚国由于长期不受重视，爵位太低，祭祀时候排在诸多小国的后面，楚国国君不满这样的安排，索性不参加对周天子的朝贡，而自称为“王”。在周朝的制度中，只有周天子才能称王，诸侯只能是公、侯、伯、子，这样的爵位。而楚国自楚武王之后，都自称为王，显然是根本没把周王朝放在眼里，直接挑战黄河流域为代表的正统秩序。
其实在相当长时间内，周王朝要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是西北方的戎狄，更重要的是南方楚国为代表的蛮夷。而周昭王甚至讨伐楚国的归途中直接掉到汉水中去世了，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这背后都体现了周文化与楚文化之间强烈的对抗与冲突。
秦王朝依靠武力统一了中国，甚至兵锋直指南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但是秦朝并不能在思想文化和民族认同上统一中国，这就导致了楚国率先揭竿而起。而楚地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属于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而保留了相当独特的地域性文化。并且在古代温度比现在要高，楚地非常湿热，和中原的生活与饮食习惯都不太一样。以至于西汉的著名学者贾谊被贬到长沙就感叹身体不适，命不久矣。
这种情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温度下降，以及中原人口的南迁，长江流域逐渐开发起来，人口也逐渐增加，到了唐朝南方人口逐渐占比达到四成，这是重大突破。
而且在南北朝时期，在本土楚文化基础上，在佛教文化冲击之下，道教文化在南方开始兴盛。但是对于民间来说，巫文化和佛教、道教信仰杂糅在一起，形成诸多民间文化信仰。
特别是唐朝之后，南迁势力带来的中原文化和本土的民间信仰文化交融在一起，形成共融共存的局面。这背后体现的则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交织与交融的关系。中心代表更为先进的技术以及更为抽象的思辨理论体系，而边缘则代表本土的、原生性的、多元性的文化以及信仰，而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开始不断地融合。
而到了元朝之后，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力与影响力，帝国任命的流官和本地的土司之间在不断博弈下形成权力平衡，由此而形成民族与文化的融合，这些是构成中国元明清以来地方秩序的根本。
随着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不断渗透到中国的土壤。书中最直接的体现主要西方传教士借着基督教名义传播西方文化，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骨髓当中。而对本地最根本性改变的还是近代革命文化，它一方面对传统进行“洗礼”，试图打倒旧有的一切，但是又不能建立起新的精神秩序，于是就面临传统的反复。
在近代不断的革命过程中，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也被逐步瓦解，祠堂被打碎，宗族被打散。而“巫”更是如此，彻底边缘化，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而与之相反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对“巫”的信仰甚至迷恋并没有被剪除。甚至可以说，它是渗透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是无数代传承下来的种族图腾记忆，与当地的环境与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并且根植到民族的骨髓当中。
所以，不论外部的广场修建得多么雄伟与辉煌，对“巫”的崇拜则是一种民族的思维惯性。只是随着革命文化的不断渗透，这种崇拜逐步演化成对伟大人物的崇拜，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又演化成了对金钱的崇拜。
现代化可以为社会提供科技与物质的力量，甚至极大的创造了财富，但是它并不能解决人的根本性精神问题，而“巫”文化一旦被根除之后，反而失去了精神图腾，也就失去了精神的“故乡”。而本书的主角“敏”从本质来说，就是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在现代社会中不断地漂泊与流浪，因为故乡中已经没有了他当初成长的那个根。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会认为那些封建的、落后的仪式和文化，应该被破除。但是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来看，这些东西恰恰是我们无数代祖传下来的精神灵魂，一旦被切割掉，那么就失去了对祖先的敬畏与心灵上的沟通，也打破了与原先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因为这些“巫”文化恰恰是无数代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与这片土地相契合，与人们本地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与自然世界和谐一致的。
在现代化的过程，技术是可以统一的。不论在任何国度，都可以采用相同的通讯设施，让人与人之间沟通起来。但是，人与先祖、人与自然世界的沟通，应该按照原先的方式来实现，原先的传统应该得到尊重，因为它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原生态的。这并非表明传统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演化，但绝对不是以破坏当地的原先生活方式为代价。
也更不是说，所有的现代生活习惯都应该是一样的。因为有生活环境的不同，历史文化的不同，那么现代不同的区域，呈现的现代文明也应该是多样的。而楚文化它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诸多问题并不是用科学与不科学就能简单判断，甚至以“科学”的名义来否定一切。
通过人类学的研究来看，任何一种我们认为的“野蛮”甚至“落后”的民族，他们本身都具有一整套完整的思维体系，这套思维体系恰恰是当地原生态的心灵秩序，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精神与心灵的缺少。这也是为什么，现代都市生活的人们往往回到偏远而又淳朴的乡野，才能找到心灵的安宁。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与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互相耦合、互相弥补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危机，以及心灵归宿的问题。
总之，通过冯知明先生的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乃至文明的差异、对抗与冲突，从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文化的差异，到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与巫文化的差异，再到近代以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与传统地域文化的差异，这背后体现的都是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差异。
这种中心与边缘的文化对抗与融合，才是一个民族发展未来，也是文化创新的源泉。相信冯知明先生在游历诸国之后，在感受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后，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大作，像歌德创作出《威廉·迈斯特》，像福克纳创作出《喧哗与骚动》一样，像马尔克斯创作出《百年孤独》一样。
詹乃德，河南信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中西方思想文化史，著有《武神孙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