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兴名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这样写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论，实滥觞于此。
其实，中国近世之变，早在所谓乾嘉盛世时便已显征兆。洪亮吉越级上书论时弊逆龙鳞，实为看到了传统统治将难以为继。及1840年鸦片战争，原本偏安的中国被裹入世界巨变潮流，内外合流冲击，中国之变局面，更加复杂。
如何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求稳，改善传统治道求存，还是激进求变，向远来之敌学习强国新路，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应对之道。但无论哪种，都可以说是求变者。鸦片战争以后，求变从涓涓细流而渐成奔涌的大河，实在是时势使然。但李礼笔下的那些求变者，显然选择的是后一种，也即向远来之敌学习强国新路，这也是“求变”之主旨。这一条求变之路，在一开始，因不同于王朝习惯因循的传统改革，而是带着新世界的“异己”色彩，不为主流传统所接受，也因此注定了坎坷和牺牲。
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并非必然带着“异己”的色彩。但是，晚清那些主张向西方学习求变之人，要学的和希望改变的，其实不惟器物，更有祖宗之法，虽然是一步步走过，但试图用新世界的观念来刷新旧传统，却从一开始就存在了。这对于守旧者而言，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自然是异己的。更主要的是，晚清这些求变者，多是受过很深的传统文化训练的人，他们的向西向新求变，在别人眼中，就是一种严重的背叛，“数典忘祖”。所以洪亮吉被流放，送行者众，而郭嵩焘使英办洋务，却被谤“贰臣”“汉奸”，两相比较，颇堪玩味。这种情况，直到严复、张之洞时，才有所改变。
但是，这些求变者，并不因此而却步。因为他们明白，不变，失去的，不仅是王朝的土地财物和脸面，还有自己身为中国人的尊严体面。惊醒的他们，带着迷茫，委屈，继续寻求变革之道。李礼笔下的那些求变者，诸如徐继畲、张之洞、严复、谭嗣同、王韬、张謇、沈家本、梁启超等，无论身在边缘，还是位在中枢；无论激进还是保守；无论是早期先行者，还是后期践行者，他们共同的底色，都是读书人，都不满于现状，试图更新观念和传统，改变国家和个人的命运，以期与列强平等相处，有尊严有体面，他们共同的写照，就是“求变”，尤其是寻求“观念之变”。
张之洞
这种观念之变，实是中国向现代转型的启蒙开始。可惜的是，相比日本幕府晚年日本志士的求变维新之路，中国的求变者走过的路，要漫长艰难得多。
对于这些历史人物，有的正史野史都有较多叙说，各地也都留有各种纪念的遗存。但也有一些被历史的风尘遮掩，后人知者甚少。李礼带着有意识的目的，在史料典籍和历史现场之间寻访游走，试图拂去历史的尘埃，为我们呈现这些求变者的思想变迁和历史背景，以及他们的命运和帝国的黄昏纠缠难解的关系。
本书的写作，是带有游记色彩的历史随笔，史料扎实，又带着写作者的个人偏好，既有历史回望的遗憾，也有重访现场的惆怅，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对于非历史专业的普通读者而言，这本书还是一本不错的近代中国变革人物的导读，和历史人文遗存的导游。
《纽约时报》曾有“文学履途”专栏，主旨是“漫游在伟大故事诞生之地”，由《纽约时报》的记者、编辑和专栏作家撰写，写作风格与李礼的《求变者：回望与重访》有近似之处，李礼所写，其实就是那些激荡变革的先行者们的故事诞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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