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影评，毒药君后台经常收到这样的评论：
“你屁股坐歪了。”
“谈电影就谈电影，扯什么政治？”
有时毒药君也觉得委屈，但放眼当今中文互联网，更无奈：
站队，举报，组织水军，网暴......
最近豆瓣上，又发生一起。
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学生，因为质疑小说《休战》的翻译水平，结果反被网友一封举报信，告到了学校。
对待异见，我们越来越不宽容。
但看完最近热映的高分剧集《觉醒年代》，毒药君惊觉：
100年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
有人留洋，有人留辫
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胡适......
北大、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
《觉醒年代》截取了1915-1921年，中国历史上那些最令人激动的人与事。
剧集一播出，豆瓣评分狂飙到9.2，甚至无数年轻人也追更起来。
主旋律剧集，拍的又是我们熟悉的中学历史课本内容。
本以为《觉醒年代》会很无聊，但它偏偏完成了“破圈”奇迹。
只因它拍出了家国情，拍出了先辈的风骨与胸襟。
100年前，家国动荡，时局黑暗。
剧中，毛润之的高能出场片段是这样的：
湖南长沙，大雨倾盆。
路边的乞食者倒在地上。
军阀骑马扬鞭，飞驰而过，撞倒鱼贩。
雨中，润之着一袭青衫，冒雨穿过街市。
他目之所及，有母亲在雨中卖孩子、有老爷车里的富家公子嚼着面包；
正如草鱼在地上挣扎、金鱼在鱼缸中悠然自得；
触目惊心。
鲁迅的出场是这样的：
菜市口有人斩首，周围是一大堆看客。
背景中还有鲁迅小说里的经典意象： “人血馒头”。
在嘈杂的背景里，鲁迅正躲在角落看报。
荷戟独彷徨。
时乱世危，知识分子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不同的流派与思想交锋，堪比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
在北大，既有辜鸿铭这样的复古派，也有留洋归来，思想西化的陈独秀、胡适等人。
辜鸿铭学问没话说，精通9种语言。
在胡适演讲时，还用希腊语和英语教训眼前的“黄毛小儿”。
胡适演讲
作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辜鸿铭最著名的段子，莫过于茶壶茶杯论——
他赞同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夫多妻制，认为男女关系如同茶壶与茶杯。
一只茶壶，可以配多个茶杯，如同一个男人可以三妻四妾。
但反过来，就不行。
一看就没经过今天女权铁拳的洗礼。
剧集中，对辜鸿铭的还原，相当精髓。
马褂穿起，鞭子留起，小脚的侍妾在一旁精心伺候起。
这位守旧派，不用说，和留洋归来的陈独秀、胡适等人一碰面，就是吵吵吵。
像极了今天立场不同，在网上骂骂咧咧的各路网友。
但是，有蔡元培坐镇的北大，大家吵归吵，整体上仍然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剧中有场戏特别有趣。
蔡元培走马上任，大刀阔斧改革，要辞掉教学注水的外籍教授克德莱。
《觉醒年代》中的蔡元培
岂料克德莱告到外交部，工作问题上升到外交问题。
陈独秀得知后，气得要撕下外交部照会的范本。
面对英国方面的施压，北大决定组成教授团同英国使馆谈判。
为了把英文极佳的辜鸿铭吸收进来，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不惜跑到辜鸿铭那儿一阵“恭维”。
胡适甚至要“拜师”，辜鸿铭戏谑地说拜师要带上拜师礼。
于是，几人来到京城八大楼之一东兴楼赴宴。
陈独秀进门就行了清朝的礼。
胡适装作对不上辜鸿铭对联。
面子给足。
结果呢，辜鸿铭在与英国人的谈判中大杀四方。
英国方面只能放弃追究。
你看，当时北大的这帮人，不管立场多么不同，但是，从没听说谁举报谁。
相反，在大是大非前，在关键时刻，大家还能冰释前嫌。
正如同胡适先生有本书的书名——《容忍与自由》。
对异见者多一些容忍，我们收获的是智识的打开，打开即自由。
95%的大众，与5%的精英
作为精品历史剧，《觉醒年代》还带出了另一个与今天密切相关的话题。
那就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精英与大众的关系问题。
在《十三邀》中，马东将人群区分为“5%精英”与“95%大众”。
马东觉得，不管哪个时代，精英总是少数的，95%的人就是普通大众。
在《觉醒年代》表现的历史时期，他们也许是麻木的看客。在今天，他们就是马东眼中并不精致，追求“娱乐至死”的观众。
很显然，马东认为精英不必启蒙大众，因为也许根本启蒙不了。他反问主持人许知远：“这么多年过去了，民智开了吗？”
作为精英的马东，和《觉醒年代》里的那些精英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对比。
有些人，历绝望，转向犬儒主义。而有些人，历绝望，更加充满希望。
《觉醒年代》里，陈独秀从日本归来。
在海外披头散发、韬光养晦的他，一回国，就开始操办起《新青年》杂志。
以杂志为阵地，陈独秀不仅自己勇敢发声，还帮当时只是留学生的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
鲁迅更是经过了“无话可说”到“以笔为刀”直面惨淡现实的过程。
剧中还原了鲁迅写作《狂人日记》的那一夜。
满地纸张，一夜无眠。其中穿插的版画特效，犀利的刀锋感与黑白分明的轮廓感，完美体现了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
而《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发表在了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上。
流星照夜，石破天惊。
学者许子东和画家陈丹青曾在节目中探讨，当时看《新青年》这类杂志的读者，人数也许不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几。
但，正是这么一小撮人，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
也正如马东所说：“1949年之前，中国人的识字率没有超过百分之五......”
如今呢？百分之九十以上。
马东看到的是识字率提升，民众内心的低级趣味没有变。
但毒药君看到的是，识字率的提升，是当时白话文运动的闯将们，用一篇篇文章，一个个无眠的夜晚，几乎以血和泪的代价，向历史换来的。
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启蒙的意义。
《觉醒年代》中的精英们，没有随波逐流，他们始终与大众保持着良性的互动。
他们之中，有像李大钊这样，用脚丈量土地，了解大众真实生活的。
也有像陈独秀这样，在涮羊肉时，被贫苦大众启迪，开始用更简单、粗暴的吃法，还推荐给周围朋友。
甚至，陈独秀的儿子，作为“文二代”，一出场便扛起大包，为贫苦大众说话出力。
这其中当然有编剧的艺术创造，但这种创造贴合历史人物内在的情怀。
启蒙如一盏灯。
一灯能破千暗。
启蒙也如一段路。
注定风雨兼程。
结语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眼前这个解构、娱乐化的“小时代”。
所以，《觉醒年代》这样严肃、触及宏大议题的历史剧，更引毒药君深思。
片中，陈独秀送儿子出国留学的段落，直接看哭了毒药君。
导演用“闪前”手法，创造性地将陈延年、陈乔年两个年轻人历经酷刑，英勇牺牲的画面，穿插在了车站离别场景中。
乔年走过鲜花和血污混合的泥土，慷慨赴死。
蒙太奇镜头切到车站送别时，陈独秀作为一个父亲，流露出了复杂眼神；
两个年轻人最后回望了一眼亲人。
回头那一笑，一瞥，与就义时的场景重叠。
同样的惊心动魄，同样的刻骨铭心。
这种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结合的手法，在《觉醒年代》中特别常见。
毒药君以为，这也是今人与前辈，当下与历史进行的某种沟通吧。
今天，我们仍然面对《觉醒年代》中所提出的那些大问题。
但，我们是否一如前辈那样，仍然充满智慧与勇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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