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22号,是一栋西洋风格的红楼。而它旧主所在的家族,却被媒体看作超越李嘉诚的亚洲首富。
红楼旧主
上海有个地方被称作“中国华尔街”,与外滩22号正好隔江相望。
1990年,国家在开发浦东同时就在陆家嘴成立了首个国家级金融开发区。现在,这里早已成为国内投资机构的密集聚集地。
“一夜暴富”,在这里不是神话而是理想。
然而,外滩22号的“旧主”,却证明不追求“一夜暴富”也能成为传奇。
这个人叫约翰·森姆尔·施怀雅。
消费者熟悉的太古方糖,其实只是他一手缔造的太古集团本着不愿意浪费运力搞出来的“小生意”。而太古真正的核心资产应该是航空、远洋船队以及地产。
在香港太古城附近一个不起眼大楼的8层,有一个极其现代化的太古档案馆,这里封存了太古集团200年的记忆。
如果翻看这些文件,你会发现这家英国洋行这么多年来,坚定以贸易和航运为主线,缓慢拓展业务,不做股票投资,不炒期货,不做互联网。
甚至每任家族企业掌门人说话都很温和,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
但现在太古集团仅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总市值就超过2000亿港元,那些非上市公司的情况,连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清楚。
也有好事的香港媒体曾做过测算,认为太古集团背后的施怀雅家族才是超越李嘉诚的真正亚洲首富。而他们家200年坚持实业投资的发家史,完全可以称作一段传奇。
这个传奇,却要从1866年11月28日那个薄雾的清晨说起。
崛起航运的创二代
那天清晨,约翰·森姆尔·施怀雅走下远洋邮轮,雄心勃勃的踏上了上海外滩的土地。
他是挥舞着支票来到中国的。
作为一个成功英国出口商人的小儿子,约翰自小备受宠爱,本来应该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17岁那年,父亲的突然去世和21岁的哥哥不得不出面撑起生意的事实,迅速让他成熟起来。
之后他与哥哥形成分工,自己负责海外贸易。
当时,太古在英国以外最大的业务就是向中国出口英国纺织品,然后从中国进口茶叶和丝绸。
但一直以来,在华销售都是委托他人进行,利润有限。因此他干脆前往中国,打算建立洋行直接开展业务。
满脑子都是羊毛和布匹生意的约翰,甚至一下船先去租了库房。
可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却发现,相比较进出口贸易,中国还有一趟生意更让他感兴趣。
那就是航运。
当时长江是西方与中国内陆通商的唯一通道,而官办的招商轮船一家独大,外资的船公司往往比较分散,势单力薄。
他敏锐地感到这是太古的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恰在此时,一位利物浦造船工程师阿尔弗雷德·霍特找到了他。
霍特设计了一种新式汽船,他建议约翰用这种船运输往来于利物浦与远东之间的货物。
约翰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太古轮船前身——“蓝烟囱”轮船公司正式建立。
此后,他又在上海收购了濒临破产的布鲁尔洋行,在此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太古洋行”。
同时在“蓝烟囱”轮船公司基础上,劝说股东共同投资36万英镑正式组建太古轮船公司,并通过购买、吞并外资的小型轮船公司,在很短时间内就控制了旧中国的长江航运。
很多朋友劝他谨慎,毕竟航运是一个投入大见效慢的产业。
当时,外资洋行在中国,几乎都涉及容易挣钱的军火业务。
但约翰不为所动,还是一点一滴的做自己的航运。被朋友们劝得多了,他干脆说出了那句被后来人奉为祖训的话:
“我投资只看长期收益,只挣‘慢钱’”。
可就是这么一个“慢慢来”的太古,却躲过了多次危机。
1882年中国的股市暴涨,洋行大都插手股票投资业务,甚至有的洋行干脆也发行股票入场炒作。
约翰却不受诱惑,太古还是在别人看来“慢吞吞”的做着航运业务。
一年后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股灾,让著名红顶商人胡雪岩都倒下了,牵连倒闭的外资洋行不知凡几。
他却一点事没有,还趁机收购了大量涉及航运的破产企业和船公司。
到1883年底,太古轮船的资本扩大到50万英镑。轮船增至20艘,总吨位达22.2万吨。
甚至现在上海港在市内的两个码头,最早都是在那个时候约翰低价从跑路的英商手上收购的。
这还不是太古轮船的巅峰时刻。
到了1910年,在约翰的大儿子掌舵公司的时候,橡胶危机爆发引发中国近代第二次股灾。
因为太古一直慢吞吞做着自己的航运业务,一点也没涉及橡胶投资,所以成为少数几个没受影响反而大肆扩张的外资洋行。
并且受益于轮机设备的进步,太古轮船这时候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船队,开辟了海参崴、日本、菲律宾、马来亚、印尼、泰国的航线,加上原有的欧、美、澳各洲航线,成为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之一。……
截至今天,“慢吞吞”发展的太古轮船仍然活得很好,而且在大洋洲到中国的细分航运市场上,还占有很大的份额。
重生香港的施怀雅家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太古带来了沉重打击。旗下30 多艘船只毁于战火,约翰在香港建立的太古船坞和太古糖厂遭美军轰炸而毁坏殆尽。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太古随后结束其在中国内地的商业运营,将全部业务转向香港。
那时候公司董事会内部对企业前景异常悲观,毕竟在香港的一片废墟中重建太古集团,谈何容易。
但有个人做到了,他在几乎没人看得清太古未来的时候“而今迈步从头越”。
他就是约翰的长孙、被董事会匆忙推到前台的施约克.施怀雅。而也正是这个施约克,一举奠定了当下太古集团的庞大版图。
在他的主持下,太古集团进入香港后的投资决策都遵循其祖父定下的红线:凡是能有“快钱”、“热钱”的行业领域,他们一律不碰。
仅仅上任三年后的1950年,在施约克领导下,太古糖厂就在香港恢复了生产,而太古船坞也奇迹般的为太古轮船生产了战后的第一艘班轮。
可谓是时势造英雄。
50年代后期,太古方糖销售遇冷。当时有人提出建议,干脆关了糖厂,转而去做最流行的塑料制品。
而李嘉诚挣到的第一桶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办的塑料花厂。
但施约克不为所动,仍坚持糖厂的生产。而为了消化多余生产的白糖原料,他还在糖厂旁边建立了香港汽水厂。
这个决定甚至引发当时媒体上的一致嘲笑,人们把这个地方称作太古的
“最甜蜜的负债”。
可谁都没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汽水厂,60年代后期收购了可口可乐在美国及亚洲的瓶装业务。
现在,太古已发展成为全亚洲及美国最大的可口可乐装瓶商之一,在香港、台湾、中国内地的12个省市和美国西部广泛地区行使生产、推广及经销可口可乐公司产品的专营权,专营区域覆盖逾7.2亿人口。
而与之对应的是,让李嘉诚起家的在50年代风迷香港的塑料制品生意,现在早就销声匿迹。
并且,施约克一直坚定执行爷爷定下的以航运为核心的业务规划,哪怕那时候香港的股市有了第一波5年的大牛市,他也没向股市投入一分钱。
反而将对航运业务的重视提升到一个无法想象的高度。他甚至留下约定:
自他开始,每任家族掌门人都从熟知航运业务的家族成员中挑选。
在施约克安排次子施雅迪主政太古航运业务的时候,为了发展和保持盈利,太古轮船进行了艰苦的转型,放弃了各大船公司纷纷入场的国际主流航线,转而深耕南太平洋岛国到亚洲的业务。
太古把这项业务做到了让人瞠目结舌。哪怕目的地是个南太平洋无名小岛,只要岛上有码头,太古的船都能把货运到。
只能你想不到的,没有太古运不到的。
为了保证业务盈利,施约克创造性的提出不完全采用国际通行的集装箱船,而是大量定制并使用多用途船。
这些船,既能装载集装箱,还能滚装汽车、粮食,散装矿石、木材,并有能力装载类似风电设备的超高超大件货物。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形成了太古轮船最大的特色:
只要选择太古的船,恐龙都可以给你运过去。
而这样专注单一市场并采用灵活手段运营的结果,就是几十年来不管航运市场起起伏伏,太古几乎成为唯一一家一直在盈利的船公司。
在稳定以航运为核心的传统业务的同时,施约克还带领太古集团展开一系列航空领域的拓展。
因为他觉得航空是未来。
于是,现在的太古集团拥有了国泰航空、港龙航空、香港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太古航空食品供应公司、国泰航空饮食服务有限公司、香港机场服务有限公司及航空护卫服务公司等航空和配套服务企业。
有人甚至说,香港天空中飞过的本地飞机,绝大多数都属于施怀雅家族。
毫不夸张,在施约克当掌门人时,太古集团成了一个一环套一环的巨无霸。
因此,在1983年施约克去世的时候,有香港媒体评论指出:
因为他,施怀雅家族在香港浴火重生。
只租不售的太古地产
企业大了后,有时候如何花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施怀雅家族的太古集团在发展后期,也面临这个问题。
但施约克当掌门人时给太古的继任者留下了很好的范本。
在他看来,太古集团投资任何项目,决策的依据是在财务上衡量总体回报率。只要这个回报率达到门槛收益率,这个项目便可成行。
而他的次子、第五代太古掌门人施雅迪甚至说过:
哪怕十年不挣钱都没关系。
现在太古集团最让人熟知的投资就是太古地产。说太古不情愿进入地产业有点矫情,可这还真的是事实。
上世纪70年代,太古船坞和糖厂搬迁,腾出大量土地。为了不让价值巨大的土地闲置,施约克才安排其次子施雅迪负责,仿照怡和洋行对九龙仓的改造,开启了长达50余年的太古地产发展之路。
在被动进入地产业并赶上香港的第一波楼市爆炒高潮的时候,第五代掌门人施雅迪主政的太古地产仍遵循只挣“慢钱”、慢慢发展的祖训。
直到现在,太古几乎旗下的所有项目,都是只租不售。大量持有商业资产的方式,对于那些追求高速发展的房企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尤其是发明了“卖楼花”的霍英东和把“卖楼花”发扬光大的李嘉诚,对于太古地产这种只租不售的营业模式,早年也表示“看不懂”。
但并不妨碍李超人在地产生意做大了后,转而也采取类似的经营模式。
可这样的经营策略,历经施约克和施雅迪父子二代掌门人,太古地产却坚持了近50年。
而且,进入内地投资的太古地产,项目开发在业内是出了名的慢。
在刚刚进入广州的时候,太古地产购买了一块地皮。但他们并不着急开发,而是花了好几年对附近的商业形态、居住情况等进行研究,还参考了地方政府的政策。
这个用了十年才正式建成广州的太古汇,一建成就与太古地产旗下的太古坊、太古广场、成都远洋太古里、三里屯太古里等商业物业一样,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当地的标志性商业项目。
当然还是只租不售。
截止到2016年末,太古地产投资物业应占楼面面积达2650万平方呎,其中近三分之一位于内地。去年,太古地产的租金收入达107.7亿港元,相较于2018年李嘉诚旗下公司全球72亿港元的租金收入,显得异常亮眼。
而在施怀雅家族眼中,太古地产最重要的投资其实是酒店。
酒店虽然利润相对其他业务会低一些,却是前任太古集团主席施雅迪最看重的、很重要且非常独特的业务。
太古拥有商务酒店品牌“东隅”系列及精品酒店品牌“居舍系列”两大品牌,持有权益的酒店七个,分布于各地综合体项目之中。
其中,三里屯太古里的瑜舍酒店,便是太古旗下HOUSE系列的首个产品,亦是太古在大陆的首个酒店项目。
施雅迪曾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酒店只要十年内保持微利,投资在30年左右能收回就行。因为他觉得,酒店投资最少会经营百年。
能挣70年的利润,也挺好。
在太古其他业务领域,也是如此。
刚刚接班的第六代掌门人施纳贝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太古每年的收入增长要控制在一个水平之内,不能盲目增加业务收入。
因为,只有稳定的年增长率企业才能持久发展。
他甚至表示,自己认同祖训,不看重短期收入。
“投资我看50年的表现”。
如果有机会走进太古集团在香港的总部,你会发现档案馆的墙上写着这样一行祖训:
“那些可以使短期绩效看起来非常漂亮的事情,对我们都没有诱惑力。”
在这句话下面,是太古集团施怀雅家族近几代掌门人的笑脸。
参考资料:
《太古洋行 | 百年商贾从上海发迹》 方志上海 2017年12月
《太古洋行历史》 太古集团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