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的这个战友，叫郭振，这是真名真姓。当下决心要讲讲这位战友的故事后，我想这又不是见不得人的坏事，咋就非要采取隐去真名模糊地址后的非虚构写法呢？
60后的郭振高中毕业，在地方没考上大学，和我一样想通过当兵这条路跳出农门。
我们60后这代农村青年，刚好是那首流行歌曲唱的一样：《我们是80年代新一辈》。
到1986年，高考那真是万人过独木桥。在我们邯郸就是考上地区农校，就一个中专，上学就把农村户口带到了学校，学校毕业公家包分配工作，户口再从学校转到毕业后分配的单位。
中专毕业，还是大专毕业，农村户口就晋升为了城镇户口，就跳出了农门。哪怕是初中毕业考上地区师范在县城的分校，当时叫“小中专”，毕业后，也就农转非了。
如果路遥的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是通过考大学进入县城工作，而不是走后门参加工作的，高加林的对象黄亚萍妈妈，再有权势也不可能把高加林从县城广播站赶回农村。
农转非后，分在公家部门就是公务员，分在企事业单位就是职工。总之都是进了公家的部门，吃的是大锅饭，端的是铁饭碗，每个月领工资，还能过星期天节假日。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找一个同样吃公家饭的结婚，生的孩子就是城里人。
而一个农村高中毕业生，名落孙山，回到农村，就要种责任田，修理地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不怕日头暴晒，不怕霜打风吹，在农村找个媳妇，生了娃娃后，上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再继续重复走老爹的进城跳出农门之路。
“社会”给予一个城市户口的各种附加值，那是农民想象不到的。所以，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盼望有个像高加林叔叔那样的大官，把自己弄到县城去吃公家饭。
写这么半篇铺垫，这是为了让条友们了解下当时的社会背景，才能读懂我的战友郭振为啥要通过三代人努力进入城市，成为城里人。
到部队后，郭振吹拉弹唱，是个文艺青年。一个文艺青年分到了一个木工连队，每天跟木料锯子刨子打交道。考军校难度也相当大，考了两次没考上去。
郭振跟我一样，都退伍回到了农村。那个年代，一个农村青年要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从村里考上大学，或者在部队提干。
这两条路郭振和我都没走通。我这人有一种遁世思想，农民就农民吧！自古道：种地交了粮，胜过自大王。当一个农民，与世无争也不赖呀！
在以后的日子里，偶尔战友聚会什么的，从来没看见过郭振。终于有一次打听到了郭振的下落，知情的一个战友说，郭振在北京某报社上班。
我从心里祝福郭振，总算如愿以偿。
后来有了手机，可上网了。我跟郭振联系上后，郭振告诉我，他在北京某报社打工，当排版工人，这些年，就埋头打工挣工资攒钱，家里房子还是旧房，没用翻盖。
郭振说：俺是下了决心，孩子看来也难考上大学。那么俺就先在县城买一套房子，让孩子先进入县城，找个工作，哪怕开个档口，坚决不能再回农村。
郭振说，咱那个时候，若在部队混好，孩子现在就不用这么费劲了。
郭振说：俺规划好了，先把儿子女儿都先送进县城；然后跟儿子一起努力，再把孙子辈的人送到邯郸或者邢台石家庄，大点的城市。
进入北京？祖孙三代不想了。郭振说：城市越大，各种资源越好，越利于子女发展。
听了郭振这硬梆梆的事业发展规划，我从内心十分佩服他。不像我这么浑浑噩噩，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一点进取心也没有。
2016年6月中旬，我有事去北京，想起了郭振。打了个电话，老战友20多年没见。晚上郭振和我找了个路边小摊，弄了三个菜，弄了一瓶酒，边吃边聊。
吃完喝晕，在偌大的京城。郭振说，别住旅馆了，在我这将就一晚吧！省一二百块钱。我说行。郭振住的地方，是报社半间平房，原先是仓库，只能放下一个床垫。这有个好处，睡觉别怕从床上滚下来，不仅床垫就地铺着，因为两边都是墙。
我说：郭振，你这么多年在北京就这么住？
郭振说：这好多了，以前说不定在哪儿将就一晚上。郭振说，报社排字早换电脑了，他自学到电脑通，业余时间淘点破电脑元件，组装电脑在网上卖，靠报社打工那点工资根本不行。
郭振在北京这20多年是怎么过来的？我不想问，扒开郭振的伤口，我也能感觉出来疼痛来。
比起郭振，村里有大院子，有住不完的房，我一个人一个两米宽大床。
就写到此打住吧！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包括郭振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