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田湖古石狮之谜
原创作者：江良发
在华容县梅田湖镇仁义村一个名叫祠堂湖的小湖边，矗立着一对造型奇特、雕刻精美、纹饰细致的石狮。这对石狮高约两米，头面朝西，左雄右雌并列，相距六米左右。石狮圆瞽的眼睛、耷拉的耳朵、夸张的鼻子、咧开的大嘴以及微偏相向且显得有些傲慢的头颅，好像在守望着什么。石狮的材质为花岗岩。狮身上斑驳的痕迹，昭示着其存世时间的久远与漫长。
在大门口放置成对的石狮，以展示威严，预示吉祥，这是我国古往今来一直沿用的传统习俗，又或许是一种特定的文化礼制。只不过，在古代，并不是每一个普通人家的门前都可以放置石狮的。通常只有官府衙门、王公府第、豪门大宅、神庙祠堂等，才会放置石狮。仁义村这个偏远农村的小湖边，怎么会有这么一对高大威猛的石狮呢？
原来，这对石狮与华容西乡的严氏家族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仁义村及其周边村落，居住着大量严姓人口。据严氏后裔介绍，这对石狮原系严氏祠堂西门门前的一对石狮。据传，祠堂很大，以祠堂为中心，建有大量房舍，共有48座天阳（华容人称天井为天阳，每座天阳就是一个四合院），上千间青砖青瓦房屋，方圆约四平方华里，俨然一座小城。严姓族众约两千人聚居在这里。偌大一片鳞次栉比的房舍，里面檐廊相接、巷道纵横，对外却只有东、南、西、北四座大门。如此兴旺繁荣的“严家大院”，也不知是哪个朝代、什么时候，被地震、地陷，抑或是被洪水无情摧毁，变成了眼下这生长着茂盛的莲藕荷叶的湖沼。奇怪的是，这对石狮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石狮虽不能继续守望西乡严氏的繁荣兴旺，却见证了严家大院由鼎盛走向毁灭的沧桑巨变，见证了华容县地形地貌上千年的演变历史。
《严氏族谱》记载了严氏迁居华容，在梅田湖定居并修建祠堂和豪宅大院的信息。中唐至德年间（756—758），由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曾任剑南节度使、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的严武（726 —765，《旧唐书》有严武传，严武与李白、杜甫交厚。严武死后葬江陵多福寺）和其兄严文带领家小自华阴迁往江陵；永泰年间（765—766），严文之子严安世、严武之子严安国由江陵迁居华容红柿岭（今治河渡镇黄蓬村、治河村、荆湖堂村、红星村一带）。后唐同光二年（924），严广远之子严厚大迁居华容西乡油河地段（今梅田湖与石首鹿湖山交界处），稍后，严厚大之子严隆（五代节度使，明清《华容县志》载，严隆墓在鹿湖山）选择今仁义村祠堂湖这古油水边（古油水现为藕池河中支）的一块高地修建房舍，定居于此。由于严姓屡出官宦，加之“严家大院”临近驿道，遂有“官路严家”之称。鉴于梅田湖仁义村的“严家大院”始建于唐末五代，后修建祠堂，不断加修形成48座天阳上千间房舍的规模，估计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可以推断，这对石狮的存世时间应该不下千年。
严家大院毁于何时，毁于何因，已找不到文字记载，也无从考究。但笔者以为，其毁因与华容历史上发生过的地面沉陷不无关系。我国著名考古专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告诉笔者：“根据地质资料，东洞庭湖区属沉降地带，有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都沉到了湖底。”华容县的现存地名中，有“塌西湖”、“沉塌湖”、“塌陷”、“塌里”等，这就是华容地面在历史上发生过沉陷的证据。严氏首迁华容的定居之地“红柿岭”，在今治河渡镇（原潘家公社）并无“岭”的踪影，仅石佛村红石中学所在地尚有残迹（“红柿”与“红石”仅用字不同，实同义）。“岭”到哪里去了？在治河渡镇红星村，即原红柿岭的所在地之一，笔者曾于1969年在此参加开挖潘华渠的水利工程建设，挖到过红柿岭山岭的黄土，当时参与开挖渠道的民众一致认为，这就是古时的红柿岭，并说共有13个山岭。1983年华容县人民政府编印的《华容县地名录》，录载了红星大队（今红星村）“红石岭”专条：“此处为一山脉残迹，呈红土凸状，故名”；在《潘家公社地图》上标示出了红石岭的具体位置。红柿岭的消失，也是华容地面曾发生过沉陷的证据。而这种沉陷现象，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严家大院的毁灭，估计是宋元时期，由于发生地面沉陷的地质灾害所致。因为只有地面沉陷，才可能导致大片房舍的完全消失，而洪水是不可能让房舍完全消失的。
当然，这仅仅是对严家大院毁灭的一种断想和猜测。上述推断虽不无道理，或许事实就是如此，但是，石狮的存在，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地面沉陷的地质灾害，可以使离石狮很近的成片的房舍毁灭消失，那为什么没有毁掉这对石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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