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张艺谋新片《坚如磐石》预告的疯狂刷屏，一边是博纳影业副总裁黄巍的不幸辞世。
一边是贾樟柯带头呼吁应该考虑开放影院，一边是因北京疫情再回升下达的暂停文化娱乐场所开放的通知。
在纷至沓来的消息里，我们确定了一件事，影院开门，眼下还是一个不可能。
防患疫情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但假如简单的将影院的开放和疫情控制做唯一关联，显然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核心。
今天这篇文章虽然是一家之言，但也有启发性的角度供我们一窥“影院迟迟不开”背后的深层逻辑。
文章不是十分通俗，有不少电影市场和电影产业的知识点及术语，但值得耐心阅读。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蜂鸟影院经济学，作者谢晓鸣。
疫情发展到今天，影院应该已经成为了唯一一个全国性无法复工的行业。
可以感受得到，我的前同行们日渐焦躁，指责声/抱怨声也越来越大。
这些声音大多集中在抨击主管部门不作为上。
在我看来，这是典型的没抓住问题的本源。
影院迟迟不能复工背后，实际上是一部精彩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对经济规律大于一切的完美诠释，更有着远比具体什么时候复工值得思考的问题。
与其天天被负面情绪左右，不如来看看理性思维下的复工问题思考。
影院不能复工，与疫情传播风险有关，但关系不大。
几乎所有批评文章的质疑都离不开一条：凭啥餐饮/旅游/健身房等等这些人员密集场所都能营业，影院传播疫情的风险就比它们大么？
影院确实不比其它行业风险更大，而且重点是，风险哪怕足够大，只要有足够大的利益对冲，也总会有人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影院不能复工，和电影局作不作为关系不大。
在中国，体制内没有蠢人，不论是被大家群嘲的“叉腰肌”谢亚龙还是“不知姐”唐志红。
既然管了一摊事儿，也没人是成心想把这摊事儿折腾黄的。
如果说4月以前禁止复工有官员在纳什均衡条件下的不担责考量，那在其它行业纷纷复工而且没有哪个行业主管部门因疫情反复而受到惩处的情况下，没理由认为全国唯独就电影局领导怂。
至于作为，不禁止复工，对于电影局来说无疑是更简单，也能避免承受更大舆论压力的做法。
咱们的局爸往往是过于“作为”了，充斥着父爱主义。
本质上还是那个“你弟娶媳妇儿要给彩礼，你挣得多帮补一下怎么了？”的大家长心态。
影院不能复工，和观众有没有观影需求关系不大。
有些反对影院复工的人，总爱拿网上一些问卷调查说事儿，过分强调电影是“非刚需”，就算开了也没人会去看。
其实，原本就没有什么刚需，人类都是会通过利弊权衡寻找替代方案的。
在影院看电影不是刚需，在餐馆吃饭，去景区旅游，在健身房锻炼同样不是刚需。
04.
影院不能复工，和所谓几十上百万从业人员能不能“呼吸”，要不要“吃饭”关系不大。
如果一个从事影院基础工种的劳动者在受疫情影响停摆5个月后仍然在家等着所谓“复工”，那只能说明要么是家里底子还挺厚，要么是“失业保险”（如果影院在疫情期间坚持发保底薪资，本质就是另一种“失业保险”）太高了。
失业保险太高会导致什么后果，可以参考希腊。
现代社会早已不是李自成那种用身份把人彻底绑定，裁掉驿站不造反就只能饿死的时代了，即便是比我们的父辈那种一辈子只在一个单位工作的时代也宽松/自由了无数个量级。
如果谁在今日之中国真因为影院开不了业返贫甚至饿死了，我想，不能把他和朱自清相提并论。
05.
影院不能复工，和“电影人”有没有情怀，爱不爱电影关系不大。
是的，我把“电影人”打上了引号，因为我并不认为影院从业者是电影人。
影院就是个零售服务门店，只是产品是电影而已。
如果哪个KTV里的公主动辄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是音乐人，大概率是会被嘲笑的。
即便勉强把影院从业者算作“电影人”，我也并不认同贺炜兄之前文章里的一句话：
作为一个电影人，我不要摆地摊，不要送外卖。
电影人怎么就不能摆地摊，送外卖了呢？
这恰恰说明了很多影院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巨婴心态：大事儿干不了，小事儿不愿干，得便宜时“局里有高人”，吃了亏时“某局尸位素餐”。
科长甩卖起了周边
这种巨婴心态是由于影院从业者绝大部分时候是大甲方，被乙方长期惯出来的，不光影院人有，在很多超市人身上也常常能够看到。
至于很多中高层职业经理人，坚持是不是因为情怀我不关心。
更底层的原因是转换跑道的沉没成本太高，舍不得放弃所谓几年十几年的经验/人脉/资历。
这可以理解，但单拿情怀来解释自己的坚持，就属于春秋笔法了。如果哪个影院行业中高层职业经理人因为停业真的返贫甚至饿死了，我倒宁愿相信他真的是朱自清。
如果说基层工作人员是李自成，那这部分人更像东林党，肩扛道德大旗，手执键盘喉舌。
你可以为他感动，但别忽视深层次的考量。至少复工了工资能相对拿得全一些，反正成本也不是他们扛。
因此，职业经理人才是最渴望在这个状态下复工的群体。
06.
影院复不复工，和影院投资人撑不撑得下去关系不大。
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什么情况后文会分析），影院不复工，投资人还可能撑得下去，如果复工，大部分影院投资人会立马撑不下去。
上一段说了，职业经理人不换跑道是因为沉没成本太高，舍不得。而现在复工大部分影院投资人会立马撑不下去，是因为边际成本远大于边际收益。
某院线高管L问：复工能比现在成本高多少？
首先是房租成本， 没开门营业，被催缴房租的概率要小于开着门但生意不好的情况，后期核算房租的时候也不会比开着门但生意不好更差，最坏也不过就是全交。但如果没营业，谈判的时候同情分就可能会略高一些。
其次是人员工资，没开门营业，还可以发发最低薪资。
但现阶段如果开门营业了，再发最低薪资说不过去吧？有几家影院有信心赚回工资差额呢？
其它成本诸如水电/放映耗材等等就不用多解释了。
所以，实际上在现阶段状况下，并非所有影院投资人都迫切希望复工，以下情况除外：
物业自持影院以及像绵阳中环这种有健身房/餐饮等综合业态的影院。
这类影院之所以愿意复工，归根结底是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为别的业态已经营业了，房租/人工这些就已经成为了沉没成本。复工这笔账是算得过来的。
在这里特别提一下绵阳中环，健身房能开了，人员就全员支持健身房，影院配套的咖啡厅该改卖盒饭就改卖盒饭，可以说是影院自救的典范。
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
但如果你没有这些自救措施，还纯跟着他们王总呼吁复工，那就是傻。
阳光下没有新鲜事，影院现在的状况不过是历史循环中另一个重复的故事。
明末适逢小冰期，粮食大规模减产，外有北方蛮族入侵，内有农民起义。
朝堂上，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延绵几十年，朱由校同志采取的是偏向阉党的政策，后来上任的朱由检同志是个公知愤青，喜欢东林党的调调，把阉党给灭了。
结果大家学过历史都知道，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在煤山上吊，大明王朝覆灭。
之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降了清，引清军入关最后统一中国。
是不是跟现在电影行业的情况很像？
开年遇到天灾新冠疫情，票房大受影响，互联网这个门口的野蛮人虎视眈眈，徐峥扭脸儿就把《囧妈》卖给了字节跳动，业内民怨沸腾。
影院与片商（另一个主角先出来露个脸）的利益之争一直没停过，局爸用的是嘉靖那套，搞平衡，哪边儿好点儿就踩一下，哪边儿难过就拉一把。
按照原本的剧情，这会儿局爸要么是天启，要么是崇祯，结果他两条路都不选，走了万历的路子，奏书一概留中不理，就当禽鸟之音，任由你们自己去折腾。
总而言之，电影行业就跟1664年的大明王朝一样，一副吃枣药丸的气象。
还有救吗？
一、
影院不能复工，直接原因是没片儿。
不解决片源，尤其是优质片源的问题，复工没有意义。所以影院闹完复工，必闹“组织片源”，局爸对这一点早就了然于胸。
站在局爸的视角，一定是跟各方都通过气摸过底的。
片方：你先让影院复工，我先看看数据，等疫情影响彻底解除，大盘恢复了我就上。
影院：你先让片方定档，我们开俩月，大盘一定会慢慢恢复。
局爸：好，那我拿几个省试试水，重庆、贵州，你们通知影院可以复工了。
地方：收到…………回老大，通知影院可以复工了，但都说没片子，不开门啊。
局爸：擦，我这边也是，片方都在观望，没人愿意当炮灰啊。
以上纯属虚构，但有内味儿了。
哪方有错么？
没有，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各退一步是最优解，但因为决策者自身未必是最优解的受益人，所以每个人都会选择对自身最有保障的方案。
电影就像盒装牛奶，屯在手里虽然也有临期（过时）的问题，也有库存（资金）压力，但只要没开封，就不容易坏，而一旦开封了，保质期就很短。
所以，在无法得到确定收益的前提下，哪家片商愿意做这个炮灰？
二、
影院不能复工，根本原因是分账制。
片方之所以不愿意定档，是因为定档以后无法获得收益的确定性，而无法获得收益的确定性，根本原因就是分账制。
分账制的一个本质是赊销，零售终端不承担任何库存风险，这听起来是好事儿，有点儿最近流行的C2M模式。
但换个角度来说，也就是没有库存。
如果有库存，只要能开门营业了，我就能卖，而不会像现在一样陷入囚徒困境的局面。
从另一个角度，如果不是分账制，徐峥的叛逃就需要更多考量和更大的勇气。
而不像分账制下，你影院说为《囧妈》投入了多少宣传资源，投入个毛线，钱还没少收呢。
分账制的另一个本质是价格管制，强迫所有供应商用同样的分成比例向所有的终端零售商供货，同时强迫所有的终端零售商用同样的分成比例跟供应商结算。
最低发行价和限制结构票/影厅服务费进一步强化了价格管制这个属性。
如果摒弃分账制，采用人次授权模式，由片方根据采购量/自身量级/时段等各种参数条件制定价格，由影院根据价格和自身市场状况提前采购，彻底放开价格管制，影院就能逐步复工，行业也就能逐步恢复。
三、
为什么说摒弃分账制就能促进影院逐步复工？
从片方的角度，总会有些扛不住资金压力的片方宁愿贱卖也要赶紧回笼资金，清洗库存。
但让这些片方在完全没有收益保障，纯搏分账的情况下当炮灰，这个决策过于冒险，门槛太高。
而一旦能够提前确定一些收益，哪怕不多，哪怕亏损，也是另一种决策逻辑。
从影院都角度，前面说过了，总会有些边际成本很低的影院希望先复工，大不了把省出来的边际成本投入到“进货”中去。
而一旦周边的竞争对手开始营业了，考虑到长远竞争的压力，另外那些不着急复工的影院也会逐步营业。这是个裂变的逻辑。
类似的例子是二战后的西德，在财政部长艾哈德沉稳与果敢的坚持和盟军强有力的秩序保障下，彻底废除了所有价格管制。
德国作为战败国，在一片废墟的欧洲，反而成为了率先恢复民生，进而经济腾飞的国家。
反面的例子是48年的民国，搞币制改革，打囤积居奇，本质还是价格管制，结果无需赘述。
四、
既然你说分账制那么不好，为什么全球的电影行业普遍采用分账制呢？
这个问题还是来自某院线高管L。
我的回答是：
胶片时代的落后产物，好莱坞“霸权”的最后荣光。
如果愿意思考得深入一些，我稍微引一下，分账制就跟美国的信用卡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
这里就不展开了，大多数人也没兴趣看。
胶片时代，一方面拷贝成本高昂，一方面技术不够成熟，如果片商对影院采取收拷贝费的形式，就很难界定我卖给你的是产权还是放映权。
分账制在那个阶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确权方式。相较之下，分账制作为价格管制的一些弊端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美国采取的也是弹性分账制，客观上能够抵消一部分负面作用。
学过中学政治课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中间的杠杆就是技术和工具。
随着技术进步，拷贝成本已经降下来了，确权也不再是难事，不需要卖掉片源，而是可以精准到每一个观影人次的授权。
这时候，分账制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就成为了制约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绊脚石。
除了当下的囚徒困境之外，还有诸多负面影响。
例如规模化无法带来增益，阻碍行业集中度提升等。在这篇文章里就不展开论述了。
五、
疫情导致停摆是生产关系变革最好的契机。
说起变革，经常有一个词：休克疗法。
这个词往往隐含着一些贬义，带点儿激进/不切实际的意味。因为任何变革，最大的阻碍都是既得利益。
但这次休克，是被动的，不可避免的。可能未来很难再遇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好莱坞有好的内容，所以我们不得不遵守源于他们的分账制，却又因国情的差异，无法像他们那样尽可能打补丁规避分账制的价格管制属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近几年，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将容量提升到了可以与好莱坞聊聊规则的程度。
这次疫情以来，中国迅速稳定局面，美国却焦头烂额。
对于中国电影行业来说，恰恰是一次国家级的红利。
有句话叫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品牌，一流企业卖标准。
对于一个产业来说也是一样的，改分账制为人次授权，结合5G和区块链技术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彻底颠覆落后的生产关系，成为行业交易规则新的制定者。
这，才是电影局/从业者中的精英们该去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你对电影院迟迟不复工有什么看法？
如果疫情让中国电影倒退30年
稳住，我们能赢！
文章来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hans/Yg6PIXMBnkjnB-0zngn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