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因性侵入狱，新作悄然回归，他还能算“台湾电影的希望”吗？
张作骥新片《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这两天出来了，因为种种原因，内地的观众只能通过特殊的方式看到这部电影。
上片一周，目前豆瓣6.5，对于这位被给予厚望，在杨德昌、侯孝贤之后扛起优质台片的导演，这个分数无疑很尴尬。
豆瓣上有条短评说，这更像是出狱后的张作骥，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而拍的东西。
还记得去年金马奖，宣布最佳导演入围名单时，镜头一扫而扫过台下端坐的张作骥，面容僵硬，目光掩藏不住期待。不是不紧张的。
但如果说他还要证明什么，那也大可不必。
2010年金马，张作骥的《当爱来的时候》14项提名领跑，这成绩迄今为止仍是提名数量纪录保持者。
《当爱来的时候》（2010）
“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生于1961年的他，已近花甲之年，经历大起大落，应该早就对周遭的目光看得很淡才对。
你要知道，他曾经是继侯孝贤之后，最被看好的台湾导演，承载着大家对“后台湾新电影”的希望。
张作骥
豆瓣上，之前他所有影片全都在7分以上。基本上“张作骥导演”就可以和“口碑佳作”这个词画上等号。
论才华，张作骥从来不缺；论运气，他比很多要卖房拍电影的导演走运得多。
直到2013年。
张作骥在一场庆功宴后，性侵一位女编剧。
一年后，一审判决成立，张作骥被判处三年10个月。之后，张作骥虽再度上诉，仍被最高法院驳回。最终法院以刑事三年10个月徒刑定谳，赔偿200万新台币。
入狱服刑那天，恰是他的新片《醉·生梦死》首映的日子。
《醉·生梦死》（2015）
他缺席了自己影片的首映，这样的情节可能要比他任何一部作品的戏剧性都要强。
说是“戏梦人生”，并不为过。
在那年金马上，《醉·生梦死》10项提名，仅次于11项提名领跑的《刺客聂隐娘》，并最终在颁奖典礼上斩获四项大奖，成为当晚的第二赢家。
张作骥本人也获得了最佳剪辑奖，他无法前往领奖，只好由演员代劳。
代替张作骥上台领奖的剧组演员
影片的女演员上台后首先代表张作骥，感谢了他的师父虞戡平和侯孝贤，并念出了他的获奖感言。
那段话的最后，他写道：“我是张作骥，我热爱电影。”
在狱中服刑期间，张作骥还拍了一部电影，电影史上可谓绝无仅有。
入狱前，张作骥最挂念的，是自己年事已高的87岁老母亲。他希望母亲能好好坚持到自己出狱的那一天。
在狱中，被关押近两年半，母亲只去探望过张作骥一次，之后便对他说：“我不会再来看你了，我在家，等你回来。”
这句话成为了他在狱中拍摄《咸水鸡的滋味》（2017）的原因。
这部由张作骥执导，牢友们共同出演的短片，讲述一位囚犯的母亲带了咸水鸡前来探望他，并分给周围狱友们一起食用。
大家吃的都觉得好咸，殊不知在这份咸水鸡的背后，埋藏着另一个秘密。
这部特别的电影，还获得了台北电影节的最佳短片奖，也成为矫正机关的得奖首例，为张作骥争取假释提供了机会。2017年8月，张作骥提前出狱。
出狱后仅一个月，张作骥的母亲就患上了阿兹海默症。他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全身心地照顾母亲。
2017年8月17日，服刑了两年4个月零7天的张作骥假释出狱
在狱中，张作骥被关的时间算短的。他周围很多都是被判无期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无用之物”。
跟这群“没有未来”的人在一起生活，会让张作骥反复考量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在特定的情绪和环境下，时间、记忆、情感等这些可以证明人的存在的东西，有时会突然变得失去了意义。
《咸水鸡的滋味》中，几位共处一室的囚犯，身上背负的刑期加在一起超过一百年
张作骥将这些思考和感悟，全部融入了新片《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中。
小梦这个角色，便是张作骥自己形象的投射。
小梦在监狱中服刑六年，刑满释放回到家中，却发现已经长大而且跟自己完全不亲的儿子、和自己关系降至冰点且絮絮叨叨不停埋怨的母亲，以及已经罹患阿兹海默症的行动不便思维迟缓的父亲。
这一家人表面虽然实现了团聚，但其实彼此都是“最亲密的陌生人”。
在狱中，张作骥酝酿出故事的雏形
刚刚回到家中的小梦，更多地是以一个陌生人视角，去逐渐接受这个家的一切，去努力让生活步入正轨，并尽可能缓和与母亲的关系。
而小梦的儿子阿全的视角，是影片的另一条主轴。
他看待母亲作为“陌生人”的归来，同时还引出了更陌生的父亲。从小没有父母之爱的他，要重新去体会这种陌生的情感。
片中小梦的母亲和父亲形象拼在一起，组成了现实生活中，导演自己的母亲较为完整的样貌。
阿嬷在家中的严厉强势、任劳任怨和吃苦耐劳的形象，完全是自己母亲年轻时的真实写照；
而失去了记忆的阿公，又跟患上“阿兹海默症”的母亲晚年形成了隔空呼应，在导演看来，这个角色是自由的——毕竟连记忆都可以不要。
导演甚至把母亲未失智前写的遗书，还有她一生中饱含戏剧张力的几个片段，全部融入剧本情节里，并借由角色的演绎全方面地表达出来。
在这样一个家不像家、亲人也不像亲人的故事里，张作骥试图借角色之口，向自己的母亲做出最后的告别。
张作骥记忆里的母亲，也经常成为他电影中的母亲形象
影片筹备期间，张作骥的母亲去世了。
这件事给他的打击非常之大：“开拍前一个月真的很灾难，状态很不好。”
影片做出来之后，张作骥自己也表示，这部片子拍的不算成功。
“本来剪了180多分钟，好看吗？也好看的，但那不是我要的，家庭变薄弱了。所以到最后只留下了60%多，删去了大多数的家庭以外的情节。没办法，这部片的拍摄毕竟太崎岖，剪一年了，只能这样。”
甚至，当别人对本片没有入围最佳剧情片的结果表示遗憾时，张导表现得相当坦然：“不会啊，我（本来）连最佳导演都进不了。”
他对自己的作品始终有着很清晰的认知，也知道什么时候是自己状态不够好，什么时候是时运还没到。
张作骥工作室有一面放奖杯的墙（图片来源于网络）
他拍片的目的不是得奖，更多地是他展示自我状态、表达内心感受的一个途径。
他说：“我觉得一个导演隐藏不了在你作品里想说的，还有你这个人。”
出道二十多年，张作骥的创作历程几乎可以凝结成两个字：独立。
年轻时，给虞戡平、侯孝贤、徐克等港台两地新浪潮导演担任助理导演或副导演的经历，为他积累下了丰富的电影语法基础和实战经验。
而在那之后，出来自己拍片，他又稍显对立地走上了一条与前辈们相反的道路。
他没有去关注那些宏大的家国叙事题材，而是转向了某种更私密的、更现实的个体化叙事上。
1996年，他拍出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忠仔》。
《忠仔》剧照
也是自从《忠仔》开始，这23年里的9部长片，张作骥始终坚持独立制片，剧本也自己创作。甚至最近的五部片子，全都是他自己剪辑的。
工作中的张作骥，正在自己剪片子
张作骥始终站在底层边缘群体的立场上，残缺的父亲、凶悍的母亲，还有对生活感到愤怒的青少年，这几乎构成了导演这些年以来创作人物的底色。
而由于自己第二代“外省人”的影响，对身份的追问和认同也成了他的电影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张作骥的作品总是会替不同族群发声，这也是他“对抗”商业的一种方式
张作骥还说过，自己是家中独子，母亲对他的管教很严，而他的名字中刚好又有个“骥”。
骥，也就是千里马，关不住的。
这种小小年纪就展现出来的反叛性格，以及对自由的追寻，多少也为他日后电影中的人物，提前埋下了注解。
墙上挂着的那些照片，其实都是张作骥父母年轻时的照片
很多人都说，这次《陌生人》相比以往的作品，直白了很多，少了以往底层的残酷，也没有了那些探讨生死的超现实段落。
但其实，《陌生人》更像是“暴烈阴沉版”的《阳光普照》。
同样是一家人之间的故事，它没有和煦的阳光，只有延绵的雨水；没有救赎与理解，只有隐忍和沉默；没有爱的温暖与回忆，只有遗忘带来的疏远和荒芜。
《阳光普照》，大家都看了吧？
出狱三年，张作骥还在重新习惯“自由”。
这两年，台剧在大迸发，都有自媒体打出“台剧复兴”的口号了。
而台片，《大佛普拉斯》《阳光普照》接连刷爆网络，台片似乎也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语感。
杨德昌故去，侯孝贤减产，作为曾经台片的希望，张作骥还能不能继续扛起复兴大旗，不是不让人期待的。
本文首发于奇遇电影：cinema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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