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宝权（1913—2000），笔名葆荃、北泉、北辰、苏牧，江苏东台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1932年任上海《时事新报》编辑。1935年任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抗战中在汉口和重庆任《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的编辑和编委。1946年起任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编辑。1949年后任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和文化参赞。1954年7月回国，历任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译文》、《世界文学》、《文学研究》、《文学评论》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
戈宝权(右一)1935年出任驻苏联记者前和同学好友合影留念
戈宝权(1913—2000)，江苏东台人，曾经用过葆荃、北泉、北辰、苏牧等笔名。
1932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 ，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苏联文学专家，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位外交官。
戈宝权将普希金介绍到中国，他翻译的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名篇《海燕》，被列入中国中学语文教材。
中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外交家、苏联文学研究专家、国际文化活动家、同时也是中国杰出的世界语者。
新中国建立后，曾任首任驻苏联临时代办、文化参赞，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世界语协会理事长等职。
戈宝权作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的外交官，以他深厚的语言及文学积淀，曾先后荣获前苏联文学基金会授予的“普希金文学奖”，荣获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荣获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家协会授予的“文学翻译奖”，乌克兰作家协会授予的“伊万费兰科文学奖”，荣获罗马尼亚授予的国家荣誉奖，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戈宝权对俄国问题的研究兴趣从很早就开始了。1929年，16岁的戈宝权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喜爱苏联文学，他很崇拜苏联诗人普希金。他埋头博览了很多的苏联进步文学书籍。精通俄语的他很早地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翻译介绍了大量苏联文学作品。译著有《普希金诗集》《普希金童话集》《高尔基论文学》《裴多菲小说散文选》《谢甫琴科诗选》等。部分译作译成英、法、德、日、世界语。从小有语言天赋的他，在学习英语的时候又接触了世界语。他很快地被这一门造福人类的国际普通话所深深地吸引，从而他又开始攻读世界语。不久，他结识了在上海开明书店供职的世界语者索非，(索非时任上海世界语学会理事)他常与索非用世界语畅谈和交流……这一段早年在上海与索非接触的快乐日子使戈宝权终生难忘。
5年后，戈宝权作为天津《大公报》驻苏联特派记者，来到了他所向往的普希金的故乡——苏联。二年的驻苏联的记者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感受到了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的自由幸福的生活，还有许多苏联世界语者朋友的真诚。抗战爆发，戈宝权毅然地回到祖国这一片燃烧的土地，他怀着为祖国战斗的神圣的愿望，来到中国抗战中心——武汉。他当即走进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社的住所，并任该报社的编辑编委，又兼《群众》周刊的主编。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了他仰慕已久最富有传奇的中共领袖周恩来，知识渊博为人谦和并具有政治家胸怀的周恩来，深深地感染着戈宝权，而周恩来也很敬重这位从苏联回国抗战的会多种语言的青年苏联文学专家。戈宝权也很珍惜自己能够幸运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在周恩来的教诲和亲切关怀下，(1938年5月)他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那抗战的风雨岁月里，戈宝权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艰苦的条件中，他翻译了苏联爱伦堡的《六月在顿河》《英雄的斯大林城》，周恩来亲笔为他的这两本译作题写书名。1945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第一次见到了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主席。
在抗战的那些日子里，武汉三镇成了中国世界语者抗战的前沿阵地。戈宝权高兴地遇到了从上海赴武汉来参加抗战的上海世界语者叶籁士、张企程、乐嘉煊、霍应人及泉州来的作家王鲁彦(王鲁彦是世界语者)，他还结识了来华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日本世界语女作家绿川英子，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情，以至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回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绿川英子》的文章。戈宝权还与张企程(张企程在上世纪80年代任中华全国世协会长)共同在《新华日报》开设编辑“世界语副刊”，用世界语宣传抗战，在海内外颇有影响。为此，戈宝权的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直到新中国刚成立，戈宝权奉周恩来的派遣赴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联使馆，担任新中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政务和文化参赞。
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热爱世界语的激情仍在戈宝权的心底燃烧。1979年8月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胡愈之主持召开了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决定立即全面恢复世界语工作。北京的世界语者积极地行动起来，着手筹备北京世界语协会。1980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批示:“同意成立北京世协，会长最好由戈宝权同志担任”。为此，以戈宝权为组长的筹备组开始紧张地工作，在他的领导和周密地安排下，筹备工作开展的很顺利。于1981年1月25日，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北京世协成立大会。大会开得很隆重，全国政协副主席沈雁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世协会长胡愈之；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廖井丹；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贾庭兰等分别来电来信表示祝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楚图南；全国文联副主席吕骥；中华全国世协副理事长叶籁士等出席大会，老世界语者戈宝权当选为北京世协理事长。
在戈宝权任职十年中，他不顾自己年迈，常常参加北京世协组织的各种世界语活动。他领导的北京世协先后举办了世界语学习培训班113次，学员达4400人。北京世协还成立了北京世界语合唱团、戏剧团。多次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举办大型世界语展览及文艺演出。1985年，72岁的戈宝权率40人的北京世界语代表团参加昆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他并以大会议题《中国世界语运动道路和发展》，用世界语作了了报告，受到了与会的世界语者的欢迎和好评。1986年，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戈宝权作为北京世界语代表团团长在大会上，并以《相互了解·和平发展》为议题，用一口流利的世界语发言:“半个世纪以来，由于我们有了世界语这个工具，我们增进和加强了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实现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他的发言赢得了来自全世界50个国家的世界语者代表的热烈掌声。
戈宝权以“外交官”、学者的身份，曾多次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应邀访问与讲学。他访问过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死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出席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应邀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学术讨论会；应邀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讲学。该校授予他名誉博士的称号，这是巴黎第八大学授予第一个外国学者的名誉博士学位。可以说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的讲坛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操着东台方言的声音。
藏书，是戈宝权一生最大的嗜好。他平时省吃俭用，把钱全“储”在书上。他家藏书古今中外都有，多为善本、珍本，计两万余册，1986年戈宝权毅然将一生的心血全部捐给家乡江苏省，政府为表彰他这一义举，给他一笔可观的奖金，戈宝权以这笔款子，设立“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奖掖、扶持年轻的翻译工作者。
1988年戈宝权专程回到家乡东台，在大会上作学术报告，并将他珍藏多年的译著及杂志近两千册赠送给东台市图书馆，其中有一册是他的叔父、我国新闻史学拓荒者戈公振早期写的新闻专著《中国报学史》，此书曾饮誉世界。戈宝权在赠送的《鲁迅全集》上，亲笔写了这样一段话：“作为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所的顾问，我从七十年代末即参加鲁迅全集的编审和注释工作。这套新版的全集于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纪念时出版，其中第十卷的《译文序跋集》就是经我的审编和建议收入全集的。全集中有不少注释，都出自我的手，参加编审的同志都认为是突破性的。当到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时，我特把这套全集赠给我的家乡——东台市图书馆收藏。”
家乡东台把戈宝权的赠书视为珍贵文献，建立了“戈宝权图书馆”。
步入古稀之年的戈宝权还经常参与北京世界语的外事和采访活动。在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前夕，他接见了国际世界语协会副主席梅田善美、国际世界语协会秘书长芙洛拉·萨波费尔索等外宾，他多次接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部及中央电视台英文部记者的采访。北京世界语对外的友好活动，成为一个中国世界语对外友谊的窗口，它是中国首都的一张世界语绿色和平的名片。北京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与壮大，都凝聚着戈老的一片心血。我们仿佛看到:“在绿星旗飘荡的北京世界语者活动的场所，有一位消瘦戴眼镜老人的不疲倦的身影……”
2000年5月15日，中国著名的翻译家、外交家，中国杰出的世界语者戈宝权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87岁。（付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