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优雅的胡子（吴永刚-Max）

晚清时候，地处边北塞外、文风不兴的东北三省，有三个文人继王尔烈后，竟在神州大地获得关东三才子的雅号。三个人中有两个是奉天（今辽宁省）人，其一为开原县的游国臣，这个人清末中举，精通俄、日、英等六国语言，为洋务运动以来东北近代发展急需的干才；其二是奉天城的王光烈，此人以精通书法篆刻享誉于世，伪满时期在所谓的“美术国展”中，多次担任第4部(书法篆刻部分)审查委员，其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范对后世颇有影响。第三个“才子”是当时吉林阿城人（现属黑龙江省）荣孟枚，他不仅诗书画造诣极高，更因为考取赴日官费留学深造法政，而让世人刮目相看。然而纵观荣孟枚的人生道路，后半程看似风光的履历，却有大量污点让人对他的所谓“成就”嗤之以鼻。

被汉家文化滋养出的关东才子

荣孟枚本名胡荣选，字叔右，号孟枚，别署佛桑馆主。他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吉林将军辖下阿勒楚喀城（今哈尔滨阿城区）。其家本姓胡苏哈拉，为满洲正黄旗人，胡姓是其家族后更改的汉姓。荣孟枚出身中上层旗人家庭，族中先辈贵珊曾任因军功授乾清门侍卫（《永吉县志》有传，其后人胡绵书曾在民国任吉林省教育馆馆长），其父凤山（亦名凤子奇），在清末曾随依克唐阿在辽东抗击日军，也因公受封。但在当时，清廷已经允许旗人学习文化知识（雍正、乾隆时期曾严令东北旗人习武偃文），看清时势的凤山并没有让其后代精进骑射，反倒让长子荣选专心读书，以文人道路求取功名。

在荣孟枚的名字和别号中，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其家族的期待及其个人的志向：荣选的“选”对应“选举”，清代的“选举”是选出举子的科举遴选制度；叔右的“右”是古人以右为尊，即选的结果是要在“叔”（古代表大第三之意）以上，即以状元、榜眼、探花前三甲为奋斗目标；号孟枚的“孟”在古文里为“第一”之意，孟枚即最大个的干才——名、字、号不仅表明荣孟枚及其家族接受、认同了汉家文化，更表达其在当时体制内锐意进取的思想理念。

尽管自幼聪颖、志向远大，荣孟枚成名却很晚。直到光绪27年（1901年），23岁的荣孟枚才在乡试中考中秀才。好在随后他倒是踩中了时代的脉搏，在28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机会，赴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政。三年后（1909年），荣孟枚学成归国，应考清廷学部试，获得法政科举人的功名。而后，荣孟枚到达苏州，在江苏布政使陆钟琦署中任职。陆钟琦当过溥仪之父载沣的老师，宣统即位后本该官运亨通，可他在赴任山西巡抚23天后就被阎锡山率领的革命军击毙。荣孟枚在苏州没有贴上有力的仕途靠山，却得益浓郁的文化气息，对提升文艺水准不能不算是一次良机。

待到民国后，荣孟枚辗转返回东北官场时，才情已与见识相融，升华成不一样的文人气质。其酬答诗文、楹联更是将汉家文化发挥得出神入化，以至于当时世人提到他，认为“于书无所不读，才气坌涌，善为诗古文辞……跻于曩昔作者之林，足可传世。”更有名人高士赠诗盛赞他：“翩翩浊世佳公子，才调无伦似玉溪。袖底九章丹凤集，朝阳出海一声啼！”

放眼荣孟枚一生，其成名所仰赖的，并非旗人风骨，反倒是得益于汉家文化的沁润。他的诗书画才气确有过人之处，世情、典故信手融汇，随性点染，皆呈不俗之新意——在其传世于今的《佛桑馆诗文》、《挽联集》、《延春室诗话选》等集册中，洋洋文采仍令人不得不令人叹服。遗憾的是，在其才子的外表下，却有一颗醉心仕途的心，特别是他所痴迷的并非除旧更新的当代官场，而是妄图弘广荣选、叔右的政治抱负，复辟满清朝廷。这也使得荣孟枚在入仕后舞弄汉家文墨，博取名动公卿的风流才子之名，一点也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辫子长在心里的人

民国时期，北大著名的“辫子”教授辜鸿铭有一则轶闻，说他面对嘲讽，淡然说到：我的辫子长在脑后，笑我的人辫子长在心头……清朝覆亡，民国更新，虽然名义上封建专制已经作古，但当时的许多人在观念上仍不习惯新体制，反倒无比怀念旧王朝——这其中就包括荣孟枚。对荣孟枚来说，民国非但没有给自己带来梦寐以求的功名，甚至满族人也被人暗地里贴上旧时代的标签，无法顺利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面对毫无悬念可言的未来，荣孟枚这种旧文人没有伯夷叔齐的清高，也没有田横固守绝屿的坚决，只是任由以浮夸的洒脱寄心于笔墨，纵情于声色。

常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东北当政的奉系军阀政府中，有好多官吏和荣孟枚有着同样的心态。于是在荣孟枚担任吉林督军府秘书（后任省政府秘书长）后，与前清宗室远支出身的熙洽结为莫逆。1927年冬，熙洽于松江第一楼招饮吉林军政两署同幕，议“消寒雅集，倡冷吟诗社”（《吉林市文化志》）。诗社共40余成员，大多为吉林的官员幕僚。其中虽吟哦出“穷则变兮变为通，从今天下始为公”诗句的新派人物，但多数还是与荣孟枚兴趣相投，时刻幻想复辟帝制的守旧人士。他们名义上附庸风雅着吟诗作赋，事实则无非宣泄怀才不遇情愫，抱团取暖并择机“干出点名堂”。如熙洽作《山海关吊古战场》一诗，“我本沙场归去者，强挥热泪吊英灵”的感慨，竟然是为当年问鼎中原的满清军将由衷而发。这诗歌反映出对旧王朝的怀恋之情，荣孟枚又怎会没有？

冷吟诗社中的核心骨干还包括当时已有贪腐恶名的张之洞之子张燕卿。荣孟枚这个自负清高的才子，却以文艺为名甘心与张燕卿为伍，可见文艺之外，政治理念、生活志趣相投才是重要因素（熙洽、张燕卿也是曾留学日本的“时代精英”）。在冷吟诗社结集刊印的诗歌中，虽有记录、赞美吉林风土人情的诗歌，却也有许多格调不高的低级趣味。从这些只言片语中，不难看出类聚诗社的诗人们有着怎样的志向与情操。

包括熙洽、荣孟枚在内，许多旧派文人都把风流浪荡当作一种高雅的人生追求，缺乏真正时代精英该有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也难怪他们偕妓女游览吉林古迹龙潭山时，会鼓捣出“将军词客红裙妓，联袂龙潭寻古迹。饮酒赋诗足笑傲，高歌一曲入云霓”那种俗艳之句。在《冷社诗集》中竟收录了郭进修（号潜园）为荣孟枚纳妾而写诗《佛桑馆主新纳姬人刘香珠诗一奉贺》，熊希尧甚至写下“鸳鸯枕畔玉钗斜，云雨巫山岁月赊。乐府昔夸三妇艳，今歌四美属君家”的诗句，以谄媚的口吻来恭维荣孟枚妻妾成群。从诗集中诗歌所记录来看，荣孟枚纵情声色、宦海浮游的旧文人形象跃然纸上，其在艺术上的修为也只能当作麻醉自己不得志的遗老灵魂的药酒，或是粉饰腐朽、没落的思想的画皮罢了。

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生的“大手笔”

如果说诗歌书画是荣孟枚招摇的光鲜外衣，那么作为一名日本留学生，法律专业才是他“鹤立鸡群”于旧文人的吃饭本领。虽然日本的法政专识仍有专制烙印，但在当时，已经是大致与时代潮流同步的新知识了。可惜专攻法政的荣孟枚却对如何以新法图强兴致不大，民国政府给予荣孟枚施展法政专长的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教授，都不能满足他的政治诉求，反倒助长了他怀才不遇的文人酸劲儿。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吉林省长张作相回籍奔丧，荣孟枚遂与代行省长之职的熙洽等人勾结，通令全省官兵不许抵抗，并火速迎接日寇占领吉林。9月28日在日军监督下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发表“独立宣言”脱离南京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做了东北降日的带头羊（《吉林市发展史略》）。在日本侵略者还未决定如何确定东北伪政权政体时，荣孟枚等人更是多方游说，力主迎接宣统皇帝溥仪到东北主政，因而在伪满成立后，荣孟枚等人皆以复辟“从龙勋臣”自居。

1932年2月16日，日伪双方要员在沈阳的大和旅馆召开会议，研究和通过了关东军所拟定的伪满洲国建国方案和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并在会上指定金毓绂、荣孟枚、宋文林作为伪满洲国《建国宣言》的起草人。1932年3月1日，关东军以伪满政府的名义，公开发表了由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授意，藤山一雄起草，荣孟枚等人加工而成的伪满《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正式成立。而作为这份宣言的参与起草润色工作的荣孟枚，更是因“所学之法政终有所大用”而在群丑中洋洋自得，罔顾伪满政府的成立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惨痛伤害。

出身旗官家庭的荣孟枚原本也有过忧国忧民的意识，在他《挽黄克强先生对联》中曾借字言志：

论中国改革功，君是实行家，大厦手能支，失此铁铮铮汉子；

懔神州陆沉祸，公真重忧者，九原心不死，佑我锦簇簇山河。

甚至有传闻说荣孟枚少年时也写过愤世忧时、指斥奸佞的诗文，赴日求学他也着力研习法政，试图寻找一条兴国之路。特别是他在日本接受了“君主立宪制”，深知法度对国家的重要性，力主通过变革法政体系为强国奠定基础。是间甚至同汤化龙、林长民等人为宪法的确立四处宣讲鼓动。归国后，荣孟枚始终留心政治，也写过《国家学》《宪法论》之类令人倾倒的砭时文章。

然而受时代局限，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荣孟枚骨子里复兴传统的皇朝旧梦鬼火却从未熄灭。由于和那些同为旧思想滋养的知识分子互为朋辈，特别是模糊了修身与享乐的界限，沉迷于腐朽的温柔乡里而选择性失明，最终退化了审时度势的能力。在官场沉浮多年之后，竟以分裂国家作为实现抱负的良机，凭一纸可鄙的宣言沾沾自喜，彻底与时代大潮悖逆，彻底沦为旧思想、旧势力的附属。

人生败笔污染过的才华只堪为小才

荣孟枚一直很清高。别号，以“花上花，花上复花”（代李调元所著的《南越笔记》）的佛桑为名；为官，他非常认同“学既不愧通儒选，宦则颇着廉吏名”；治学，他则强调“并报国家以文章，留天地者诗卷”。在敬蔡锷将军的挽联中，他甚至表达过一种嫉恶如仇的英雄气概：

数万人颂王莽，当时俱甘奴隶，海宇极狂澜，赖兹一柱中流，西北星沉皇帝死；

五百士从田横，在国尽化鸾龙，霜风摧大树，真见三军缟素，东南天圮国殇归。

然而自投身于奸逆，委蛇于伪满，民国使荣孟枚挺直的腰板，再度悄悄弯下。作为一名官吏，他更多地是以奴才的身份，极尽全力向傀儡皇帝表达忠诚。为恭迎溥仪就任伪满“执政”，荣孟枚伙同熙洽动员、串联一众遗老遗少，组织了所谓“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赴长春烘托热闹。在溥仪及婉容出现在站台上时，欢迎的人员本该按潮流时尚鞠躬行礼，可吉林迎銮团的成员则纷纷跪倒，团员涕泪交流如丧考妣（胡绵书撰《伪满初期“吉林满洲旧臣迎銮团”的一幕丑剧》），丑态令人作呕。

可令荣孟枚等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忠诚非但没有对溥仪重掌皇权起到积极作用，反倒让溥仪的主子——日本侵略者产生了警觉。无论熙洽还是荣孟枚，在伪满成立后，并未得到个人期待的重用，反倒是在“奉系官僚”的倾轧下，不断被“日本主子”边缘化。纵观在伪满的履历，雄心勃勃的荣孟枚到头来只不过担任了吉林省的教育厅长，而后也无非是在一些北部边陲新设置的省份担任厅长而已。1939年，对仕途、朝廷、政治理念失望至极的荣孟枚告老还乡：初衣一袭笑生涡，放我山阿又水阿。骸骨乞归怀北阙，功名梦醒悟南柯。可惜归隐并未真正得闲。尽管荣孟枚只是一个醉心仕途的文人，归隐后也无非“归后田园乐万端，临渊先办钓鱼竿……乡饮尚能分酒席……赐福堂前日聚餐”。但荣孟枚虚名过炽，日本人对他还是很不放心，生怕已经自号“竹竿老人”的荣孟枚去学愿者上钩的姜太公，一直派人监视荣孟枚的生活起居。

荣孟枚的田园生活只过了几年，他曾热心恢复的伪满政府就随着日寇的投降而冰消瓦解。荣孟枚的才情没有让他得以安享晚年，反倒是他倒行逆施的所作所为断送了他的一世才情。1946年初，阿城地区的革命政府以汉奸罪将荣孟枚处决。

时光荏苒，若非诗书画爱好者，大多数现代人已经记不起荣孟枚是何许人也。然而在文艺之外，荣孟枚并非没有现实意义。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做出有违良俗的恶事，我们仍可看到国外及台湾地区，一些在议会以民意为名拳脚相向的高人名士，他们令人寒心咂舌的行径绝非简单的个性张扬能够解释，反倒是在半世沉沦的荣孟枚身上，隐约可以看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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