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一个企业真不容易啊!
我是炎亭人，1958年小学毕业后，进入温州会计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先在当时的平阳县二轻办当了一年出纳， 之后又在炎亭管理区的东沙村当会计。因我平时做些水产品生意，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便做为“投机倒把分 子”被打倒，戴着高帽子在当地批斗游街，搞得威信扫地，也丢了在管理区当会计的职务。无奈之下，我只得进入当地的集体企业炎亭服装社做了两年的裁缝。但我对做生意并不死心，在政策稍稍放松之后，又开始到福建三沙等地做水产生意，可以说，我这一辈子与水产品加工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1984年办厂的时候，是就地取材。不像现在要从江苏、舟山，或者从汕头、石狮把原料运过来加工。当时，我们炎亭这里梭子蟹很多很多，渔民把梭子蟹送过来给我们收购，多得不得了，放都放不下。如果都收购过来，一天的货，要加工2至3天。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只好把工厂的大门关起来，不收了。炎亭是梭子蟹之乡，还有海蜇皮也很多，我县这两类东西出口到日本等地，就是写炎亭梭子蟹、炎亭海蜇皮。可是现在的产量已很少很少了，海蜇皮基本消失了。渔业还是可以发展的，像发展大拖，发展远洋捕捞业，现在炎亭也有几十只小渔轮，但是因为没有文化，用不来，仪表什么东西看不懂。而近海呢，只好捕些小虾小鱼，产量也上不去，货的质量出口也不行，只能放在当地的市场上买。如果投入能够有收入，渔民也舍得投进去；如果投入没有收益，那对他们来说就困难了。现在温州一带的冷冻厂就是苦于当地没有原料，吃不饱。加上现在大家都在竞争，已经处于薄利多销的情况，生意难做。我们公司还比较好，有些精加工产品其它工厂吃不消，像出口美国、欧共体的蝴蝶虾，温州只有两个工厂可以加工，我们公司是其中之一。创业的时候是这样的，起先我们也不知道办冷冻厂。当时我们这里梭子蟹加工不了，全温州只有温州海洋渔业公司一家冷冻厂，我们苍南，当时叫平阳，还有瑞安出产的梭子蟹，温州一家冷冻厂根本加工不了。温州一家冷冻厂一年只能加工5至6千吨梭子蟹，而当时仅平阳县的梭子蟹产量至少有1万多吨。我当时经常做些海产品生意，知道所谓的海产品加工技术是简单的，主要是设备、清洗、捆扎，待进库冷冻后，包装一下就可以出口了。原料挑选、半成品挑选、成品挑选很简单。我们算了一笔细帐，从我们这里送到三沙，在我们当地加工原料利用率可以达到90%，运到三沙那里加工原料利用率最多只能达到75%，因为两地较远，在途中要10个多小时，原料破坏很厉害。还有内货梭子蟹2毛钱1斤，外货8毛5一斤，这里相差就有6毛5，相差太大了。如果光卖原料，还有运费及其他开支，与自己加工做外货相差，实在是很不合算。因此，我和陈司权、郑恩丈、董其顺、胡绍龙五人一直希望搞这个生意。但是当时国家没有这个政策，我们想都不敢想。1982年我们炎亭已经有一个国营冷冻厂。1984年，中央81号文件下来，私人可以办企业，我们五人马上就把报告递上去。由于有了中央的政策，领导的思想也就比较开明了，很顺利地批了下来。
我们7月5日开始动工，在炎亭避风港那边，就是我们现在的老厂。 到11月完工，共搞了4个月时间。当时需要投资33万5千，21 个股东，一个股东投资5千元，共11万5千元；福建三沙渔业公司投资15万支持我们，合股经营，这样，一共有了资金26万5千元，还差7—8万元，没办法，我和会计两人到处到社会借利息。三沙渔业公司还提供设备和技术人员，这样，我们干了一个冬天，全部成本就收了回来。我们这里的梭子蟹质量很好，外商纷纷看上我们的梭子蟹。我们加工的产品由三家公司平分，福建三沙渔业公司占三分之一，省水产进出口公司占三分之一，省粮油进出口公司占三分之一。我们那个冬天加工了220吨梭子蟹。后来，三沙方面要把资金撤走，我们就转过来与市进出口公司搞联营。第二年要发展，只有50吨的冷库不够，市进出口公司投资15万元支持我们，扩建冷库，以跟上生产发展的需要。以后我们几乎每年都要扩建，1986又增加了一个100吨的冷库，10吨的速冻间，这样到了1992年 光固定资产就达到178万元。但是因为业务的发展，1992年，老厂又不适应，又得扩建。于是我和当时苍南县委宣传部部长薛振安去了一次美国旧金山，与一家美国公司广 利海产公司商谈中外合资， 当时谈好，对方出资20万美金，占30%的股份。但我和薛振安部长回来没几天对方就发来传真，说要占49%的股份。薛振安部长气了起来，他说， 我如果与你长期合作呢，你一下子这样变，一下子那样变，那怎么办?因此，后来我们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对方出资10万美金，占25%的股份。1993年， 炎亭的胜丰冷冻厂破产，我们花了30万元买了过来，又投入230万元改造。1994年，我们公司向美国出口40多吨蝴蝶虾，挣了30多万元，每吨挣了6千多元。总之，那些年，我们公司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
徐定松
不景气的是1995年。1994年冬天当地虾没有，我们花了100多万元资金做了蝴蝶虾库存起来，但是到1995年5月份，东西出口不了。中美发生贸易战，一直到11月份，中国和美国谈判成功，才把货发出去。我们是三资企业，税收不增不退，但我们的收购是和国营公司同步走的，他们多少，我们也多少，而国营公司在出口之后，有13%的退税，我们没有。到6月底左右，国家向国营公司退税13%。而在6月中旬左右，我们得到消息鲜虾的价格“趴”一下每吨降下5千元，我们有150多吨啊!因为虾的跌价，就损失了70多万元。还有仓贮费、利息。这样在11月份的时候，我们的蝴蝶虾出口又下降了555美金，原来每吨7755美金，现在是每吨7200美金，又损失了80至90万元左右。美国红宇公司又不讲信用，约有5万多美金的货款不给我们。去了这些我们还没有关系，我们的底子蛮好的。还有一件事，1994年我们以每吨5万5千元的价格把梭子蟹收购进来，出口用的，数量大概有25吨，放在温州海洋渔业公司的那个冷库里面，不料给回温了，出口不行了。还有一件事，我们与韩国客商订好三个货柜的雄梭子蟹，每个货柜18吨，订好的价格为每吨3万5千元，我们每吨的收购价是2万5千元。签好合同后，我们炎亭这里没有货源，而韩国的客商又急着要，中间人只好先到舟山买了一个货柜，之后不久，我们也收购了二个货柜，贮存起来。好，舟山的那个货柜先到了南韩，给海关一检查，结果说这是不符合人食用的，因为质量不行。这样韩国方面就认为：浙江的梭子蟹都是这样的，不行!也不管我们两个货柜的质量是怎么样，就把合同终止了。这一下我们完了，合同取消掉，我们的货卖不掉了，只好内销，本来每吨有一万元赚的，现在每吨倒亏了一万五千元。这样30多吨就亏了50多万元。哦，祸不单行啊!光那一年就去了400多万元。股东吗，每个股东有8万5千元在公司里，因为亏了很多，他们都还要分担一些的， 他们要把钱拿出来的，这些股东拍拍屁股就走了。 又没办法，货款只好我一个人承担，好几百万元啊， 我怎么承担得了。
本来宣布破产是可以的，我也可以走的嘛。但是我想想，我们这个公司在外面信誉很好，上级领导也很关心、支持，施县长、上官县长多次给我打气，对社会也有一定的贡献，每年这家公司税收100多万元，也有400万美金创汇，安排就业150人。就这样跨了太可惜，因此一个人把它操作起来。一个人操作起来困难很大， 负担很重。1997年，两个工厂没有资金了，我一个人那么多资金哪里来，因此把两个工厂承包下去，老厂由林颜旺承包，林大鸿承包新厂。资金我不管，业务由我搞，挣来的利润一人分一半，这样我自己轻松一点，这就是所谓：“借鸡下蛋”。造成资金困难的原因是两个工厂的资金都抵押给了财政局，要想再贷款，已经没有资产抵押了。
1997年我们公司的产值，也有3100多万元， 产品大部分出口欧共体，部 分出口美国和加拿大。1998年1至5月份又投入100多万元搞整改，建立美国HACLP卫生标准，因此只好停产半年，即使这样，下半年的产值也有1800多万元，如果没有搞整改估计产值可以达到5000万左右。如果没有东南亚金融危机，今年的利润也是不错了。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国际市场上海产品价格下降。我们的100吨的鱿鱼，因为这个原因每吨降了4000多元，这里就损失了40多万元。搞外贸，要时时刻刻关心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外汇的汇率。因此，我每天都要看新闻。
近几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中小型的海产品加工企业生存困难，以前温州共有30多家海产品加工企业，光苍南就有20多家，现在苍南就剩下了我们宏达利一家了，在苦苦坚持。之所以我们能够坚持下去，一 是我们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很严格。譬如今年一个韩国客户，寻找加工小黄鱼的企业，从舟山到厦门一直考察下来，都不满意，到了我这里，通过细致深入的了解，终于说了一声: OK。
目前我县以及其它县、市海产加工企业碰到的困难，是当地资源不足引起的；到外地引入资源，在价格上就没有什么优势。还有就是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的大气候对出口企业影响很大，如果是大企业，实力雄厚，不至于被一棍子打死；而小企业就不行了，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元气大伤。当然，一方面原因是我们没有开拓国内市场。为什么没有开拓国内市场?主要是我们做外贸做惯了，只要我们产品的质量过关，资金收不回来的情况很少。而国内市场的一些企业信用就不很好了，如果他赚了，可能会给你钱；如果他亏了，连本带利也拿不回来。
搞外贸，“洋荤”倒开了不少，光美国我就去了三次，第一次是1992年到旧金山，寻找合资对象；第二次是1995年去洛杉矶，和美国人打官司；第三次是今年7月份，和温州商检局蒋局长及我县领导去拜访美国的客户。
（本文摘自1999年苍南文史资料第14辑，徐定松口述黄崇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