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的李爹爹今年70岁，出院一个多月，他总共出了四次家门。
第一次是出门拔摩托车的充电托，脚刚踏出去，邻居就丢掉手里的东西，躲得远远的。
第二次是咨询健康码的问题，刚到小区门口，工作人员让他站远点，别过去。
第三次想去领爱心菜，社区干部不给，让他叫老伴去领。
第四次回医院取药，收费处工作人员把钱丢得远远的，让他别靠近。
即使在自家阳台晒太阳，也会被小区居民举报。
理由是阳台属于户外空间，大家害怕。
自那之后，他只待在卧室里，享受透过窗户照进屋子的一丁点可怜的阳光。
他管这个叫“铁窗”生活。
“我觉得我们这类病人比艾滋病还让人害怕。人们很恐慌，觉得我们走过的地方都带着病毒，一路要消毒。”
在新冠重症隔离病房经历过生死关，没想到治愈回家后，大家对李爹爹的态度还是如洪水猛兽般，唯恐避之不及。
治愈，只是新冠患者煎熬的开始。
历史的伤疤可以愈合，但“新冠”留给他们的伤害，却始终在持续。
治愈 只是新冠患者煎熬的开始
作为一场大疫的不幸感染者，有些人几乎是“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当他们终于康复出院，期待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却一再被周遭异样的目光、盲目的排斥、不公平的对待寒了心。
2月7日，严先生确诊新冠，2月14日出院。
人还没到家，他的个人信息就被邻居挂在微博上，还接到很多骚扰电话。
这位邻居表示自己这么做是“正义”的。
被挂个人信息还不算完，小区里还有人说严先生一家是妖怪。
看到他们出来就举报，什么难听说什么，不惜造谣。
“看见你，就要骂你一次。”
“这人老婆是湖北人！”
“他们还办了满月酒，请了很多武汉人！”
“就因为你一个人，全城都人心惶惶。”
还有治愈者遭遇就业歧视的。
1月18日，姚女士回湖北老家休年假。
不久后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开始接受隔离治疗，2月5日治愈出院。
公司得知姚女士的情况后发出告知，因她被确诊过新冠肺炎，不得返岗，并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当然，这家公司的行为是违法的，可申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要求公司与其恢复劳动关系或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
种种事件，足以说明一个残酷的事实：
“病毒会过去，但歧视不会。”
前面提到的李爹爹，原本是个爱热闹的人。
退休十年，生活安排得满满的，什么都玩，也有很多朋友。
他曾参加了武汉最大的一个户外群体，现在那些微信群都冷清了，他发什么都没回应。
“我已经被社会隔离了，没有人跟我交往，人们在语言上和行动上都是拒绝。”
外界的偏见或许还能理解，但亲情的流失最让人无法接受。
“即使是我的亲兄弟姐妹对我也是有戒备的。”
李爹爹的亲兄弟叮嘱他：
“你不要出去走动了，你的病还可能复发的。”
而他的亲妹妹，平时最疼爱的妹妹，自从李爹爹生病后，就再也没联系。
人情冷暖，在病毒面前，不堪一击。
在这个传染病没有百分百被人类攻克前，在疫苗没有出来前，很多人觉得新冠患者是个不定时炸弹，被治愈只是暂时的。
一位武汉康复驿站的医生说：
“我有个朋友康复出院后，不敢见人，怕他们都躲着自己，不敢摸门把手，不敢见自己的孩子，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因为对伤痛有了记忆，所以治愈者也会更加敏感和谨慎。
他们的遭遇，就像暴雨中不断被拍打的野草。
可能比患病的时候更绝望。
患病的话，要么死了，要么活着。
但治愈之后受到一系列的打击，才是最令人绝望的。
现在如此，17年前也是如此。
非典创伤17年 看不见的伤痕
在“非典十年”纪录片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采访了3个家庭，每个主人都会战战兢兢问：要不要喝水？介不介意用我们自家杯子？怕不怕非典？”
当时的采访时间，是2013年3月。
距离非典，已过去整整10年。
十年，历史的伤疤早已愈合。
但“非典”留给他们的伤害，却始终还在持续。
2003年黄杏初治疗中
非典流行期，首例报告病例黄杏初，被舆论追得躲进楼上小屋不敢见人。
媒体甚至刊登了他工作酒楼的名称，搞得生意全无。
此后便消失于人海，杳无踪迹。
十年后，他已经隐姓埋名换了个身份重新生活，希望与过去做一次彻底的切割。
2003年3月18日，李朝东陪着母亲到东直门医院就医，在急诊室的观察室被一位香港人传染上非典，继而全家8人相继感染。
李朝东在医院被隔离治疗，一直想念家人。
但是出院后，他说“还想回到医院”。
家人不让进屋。
他一到公共厕所，厕所的人马上就空了。
去单位找报销，人家让他留下发票赶紧走人。
到商店买东西，每个摊位都对他摆手。
意思是，不卖给你。
社长在翻看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很多非典治愈者的生活十分艰难。
当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手术中心供应科护士刘路萍，本可以休假20天。
她主动请缨，进入战斗状态，却不幸感染。
刘路萍
之后她开始受到各种各样的“区别对待”。
酒店拒绝入住、公司拒绝入职，家乡也回不去，最后不得不在福利院安身。
建筑工人张金萍因为感冒在医院住院输液，染上了非典，并饱受后遗症的折磨。
自那之后，十年间亲戚从未踏进过门。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位因救助病人而感染上非典的医生，甚至牵连到了当时正在上大学的儿子。
校方找到她儿子，问“你妈是谁”。
如实说了后，就让退学了。
有谁走在街上，会从对方脸上看出“非典”二字呢？
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两个字却像永远的烙印，伴随他们一生。
城市恢复如初，但治愈者的生活不复从前。
除了来自外界歧视，还要忍受身体上的折磨。
绝大部分非典后遗症患者还有严重的骨坏死症状，以及一些其他的后遗症。
如肺纤维化、高血压等。
他们失去了工作的能力，长期接受治疗。
转瞬沦为残疾、偏见、失业、贫穷的受害者。
当年有些人只是去医院拿个药，就感染了非典。
没有人能为他们的无辜感染给个什么说法，更没有人为他们的残酷余生提供保障。
“自从非典以后，我们就像一群被社会抛弃的垃圾，不能见天日。走到哪，大家都避之不及。”
一个非典后遗症患者，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群体。
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已成往事。
对于他们来说，这却是一根永远拔不出的刺。
人类的敌人是病毒 不是同胞
一个17岁男孩，当年全家人都感染了非典。
妈妈去世，他和爸爸一起住进同一间病房。
后来他爸爸也去世了。
一线摄影师找到男孩，问能不能帮他拍张照片。
男孩答应了。
摄影师又说：
“小伙子，把口罩戴上吧。
社会很复杂。
以后你出院了，有些人会同情你，但有些人会歧视你。”
并不是一场瘟疫结束，问题就解决了。
人类造成的灾难，每个普通的生命都在一起承担。
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次新冠肺炎的爆发，非典后遗症患者的痛，我们也不会看见。
被歧视的，继续被歧视。
被遗忘的，继续被遗忘。
现在存在一种隐性的鄙视链。
全国人歧视湖北人，湖北人歧视武汉人，武汉人歧视生病的人，得非新冠的病人歧视新冠病人，新冠病人在鄙视链的最低端。
哪怕是已经治好的新冠病人，别人还是嫌弃，觉得他们身上带着某种病毒，是不干净的。
多位医学专家都曾强调，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康复，就意味着机体的免疫系统已经将病毒清除。
就新冠病毒而言，这些治愈者甚至比未感染过的普通人更安全。
对病毒心存恐惧是正常的，但是对治愈者毫不掩饰地排斥，社长觉得就过分了。
当未知病毒侵袭人类的时候，我们采取了不讲条件的“全民动员”的方式将风险分摊到每个人身上。
危机过后，那些被无辜感染的普通人，有没有得到全社会的理解和实实在在的物质帮助？
非典过后，我们做得并不好，但这一次，希望能够有所改变。
希望我们的社会能走到一个成熟的文明的状态，能坦然接纳新冠治愈患者，能给他们宽容的环境和生活的保障。
不要歧视他们，我们是同胞，不是敌人。
灾难已是无情，如果人心也冷漠，那这个世界，就真的再也不会好了。
你怎么看待新冠治愈者？
你身边有新冠治愈者被歧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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