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惨”过大半古人,他却是文武双全的寒门贵子

2019-12-03   心田花开学校

以往我们说起学习唐诗宋词 ,首先想到的就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辛弃疾等等,但如果我们要提及学习唐宋散文,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名号最初是由明代文人茅坤所提,他编了一本书叫 《唐宋八大家文钞》,而茅坤把这八个人组合在一起的原因也很简单——他认为这八个人的散文写得最棒,想给当时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学习古文的样板。

据不完全统计,这八个人一生中共创作了九千多篇诗词,一万两千多篇散文,平均一个人两千六百多篇。大家要知道《全唐文》囊括了我们现知所有唐代作家的作品,加在一起总共也不过两万多篇,《全唐诗》里包含整个唐代诗人的作品,加起来一共五万余首。而“唐宋八大家”中活得最长的苏辙的年龄是73岁,活得最短的柳宗元去世的时候只有46岁,在如此之短的生理年龄里却留下了如此丰富的精神作品,他们的创作力可谓是相当惊人了。


而“唐宋八大家”除了创作力惊人 ,其人生履历也是相当牛掰的。八个人里面,前后有三个人(欧阳修 、王安石、苏辙)担任过宰相或者副宰相(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总理和副总理),三个人(欧阳修、苏轼、苏辙)担任过翰林学士(三品大员,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类似现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四个人(苏轼、苏辙、韩愈、曾巩)担任过中书舍人(中书省里专门负责起草诏书的高官),四个人做过部长级高官,六个人进士出身,还有六个人做过地方最高行政首长。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人生履历,就是中国古代官员行政经历的缩影。

而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的,就是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

知人


韩愈生于中唐时期,三岁时父母双亡,跟随哥哥颠沛流离,十二岁时哥哥英年早逝,靠嫂子抚养长大。由于韩愈文学天赋极高,所以当他参加科举考试时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可是在科举考试中,韩愈接连三次名落孙山,直到第四次才榜上有名。对于韩愈的落榜,在这儿我想好好跟大家说道说道,也从侧面来看一看唐朝时期的科举市场是怎么一回事。

实事求是地讲,唐朝的科举真的难于上青天。南宋北宋加一块儿三百多年,录了四万个左右的进士,整个唐朝二百九十多年,总共算起来不过四千多人,最多的时候一年录34个,遇上小年一年也就十几个。考了一辈子的人不胜枚举,唐昭宗时期的“五老榜”就是个很好的例证(当时军队打了胜仗,皇帝一高兴决定扩招,年龄大的也可以录几个,结果新科进士中有三个人六十多岁,俩七十多岁,合称“五老榜”)。

所以韩愈考了四次就考中,实际上已经相当厉害了。且韩愈中榜的那一年一共录了二十三个人,这些人后来都成长为了唐朝社会的中坚力量,所以那一年的榜又称“龙虎榜”,由此可见韩愈实力惊人。可是风雨过去,曙光却没有如期而至,大家都想着韩愈应该去当个什么官儿然后把工资关系落实了,毕竟家里边儿还等着呢,可是这事儿要是搁在唐朝,就四个字儿——

唐朝的科举制度规定,考中科举之后还不能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的考试(类似于现在的人事部考试),叫“博学宏词科”,考过了,才有官儿当,才能落实工资关系。韩愈当时呼声很高,他自己也信心满满的,结果又一次被现实打脸。


第一次落榜之后他跑去给主考官写了一封信疯狂吐槽,大概说的就是,你们考试不公正不公开,第一天刚考完就有特别浮夸的人到处说谁谁谁考中了,结果一天之内来了九次不同的消息,你们到底怎么做保密工作的?我的呼声这么高,结果下来录取的三个人里头明显有一个名不副实的,你们这儿到底是考实力还是考人情呢?我从到长安以来就没在那些高门望族的士大夫门上去走过后门,如果非要我昧着良心对他们谄媚肉麻奴颜卑膝,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恶心。虽然我现在还没钱租房子也没钱雇佣人,甚至没钱吃饱穿暖,但是“斯道未丧,天命不欺,岂遂殆哉,岂遂困哉”?——老天爷他睁着眼呢!他能看见我的努力,我才二十六岁,一切都才刚开始,我不信,我会一直这样穷下去的!

显然,26岁的小韩低估了现实的力量,接下来他又考了两次,接连败北。被失败打击得晕头转向的韩同学选择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于是他脑袋一热,决定给宰相写自荐信。


第一封信里,韩愈自述了自己年近30却连个一居室都没混上的困境,吐槽了不看才能、只要文章合乎规范就可以被录取的科举制度,让宰相一定睁眼看看自己把自己举荐给皇帝。第一封信写完,等了十九天,没有回音,于是韩愈开始了第二封信的创作。


第二封信里韩愈有点儿急了,说假如一个人遭了水灾或者火灾,不管是他的爱人亲人还是恨他的仇人,只要人家还不想置他于死地,就都会来搭把手。可是我自己现在就处在这样的水深火热当中,我大声呼喊,就希望您能来救我,也只有你能来救我。如此这般,又等了二十九天,依旧泥牛入海毫无回音。


第三次,韩愈开始实话直说了。他说我听说周公一旦听到有人才来,吃着饭都能三次把饭吐出来,洗头都能三次把湿头发握在手里出去相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我不求你也能这样,但是我都给你写三封信了,你总不能就这样装傻充愣不理我吧?现在又不是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呆不下去还能去另外一个,现在就一个大唐,我哪儿也去不了,再往边儿走都出国了,我就想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你总得给我个门路不是?

如此三番,依旧没有回音。


对于韩愈的这三封信,很多学者认为他太心急太功利了,有失格调体统,可是纵观韩愈的一生,他太清楚自己的价值,他的志向绝不仅限于做官,他还要用孔孟之道挽狂澜于既倒。所以韩愈的这三封信在我看来是典型的不平之鸣,代表的是如自己一般难以出头的寒门学子。他不甘于臣服命运,一方面说自己很值得同情,可是他的信里却丝毫未透露出穷酸之气,虽历经艰难,人格却从未倒下。

在唐代,未考中博学宏词科的进士还有另外一个出路——去地方节度使的方镇里去当幕僚。节度使,说白了就是地方武装势力(安禄山就是其中之一,“安史之乱”之后,有的节度使已经开始由文人担任)。韩愈在汴州、徐州先后担任幕僚,主要职责就是协助地方节度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志向远大的韩愈肯定不愿意呆在这样的地方,而且地方上经常发生兵乱,容易祸及家人,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韩愈回到了中央,当了四门学博士(相当于一个大学讲师)。可是此时的韩愈依旧十分穷困,甚至专门作诗《苦寒》,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坦言,自己才三十岁出头,可是牙齿已经开始松动。

为了生存,无奈之下韩愈只得给当时的权贵李实写自荐信,颠倒黑白地把这个人人喊打的庸臣大赞了一通,这一次韩愈终于得偿所愿,被推荐成为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国家监察部的官员),专门监督百官,官不大,权利却不小。

可是上任没几天,韩愈因为长安旱灾朝廷依旧征税这件事上书皇帝,委婉说出了自己的观点看法,结果一纸诏书把韩愈贬到了广东阳山县。在阳山的这段时间里,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到韩愈门下,韩愈与青年学子们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而他也由于政绩突出受到了当地百姓的万分拥戴,百姓们甚至纷纷把自己家新生儿的名字都取成“韩”,一时间阳山地区出现了极多“张韩”“李韩”“赵韩”,连县内的无名山也有了自己的新名字——贤令山。


之后唐宪宗即位,唐朝终于迎来了自己的“中兴”时期(史称“元和中兴”),而韩愈也被调回长安,官至中书舍人(其实这也跟他的“同年”分不开,当时“龙虎榜”上的人有的已官居宰府,这群与韩愈志趣相投的人提携了他)。

韩愈上台的时候唐朝正面临着淮西节度使的叛乱,韩愈一篇《论淮西事宜状 》直接上书皇帝,让皇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走群众路线利用当地民间“联防队”,对于周边藩镇要各个击破、分化瓦解,对待敌军要区别对待、宽大为怀。宪宗开开心心地接受了韩愈的建议,当他作为行军司马(相当于战争总参谋长)随军作战。战时韩愈不仅能够协调各方关系,并且提供了雪夜奔袭蔡州城的军事奇谋,最重要的一点,他运筹帷幄,成功劝降了其它藩镇。经此一役,韩愈被提升为刑部侍郎,官居四品,一时间春风得意。

可是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唐宪宗因迎佛骨的事儿遭到了韩愈的疯狂Diss,韩愈本不是谏臣,可这个时候他却上书皇帝,说你想通过这种举动长命百岁都是痴心妄想 ,你看看现在的这些僧侣占了多少社会资源 ,你还在这儿瞎起哄你算个什么明君,你要是不信佛法估计还能活得长一点儿,你要是非信不可那我劝你自求多福。可想而知当《论佛骨表》递到皇帝手上的时候,皇上都快气疯了,雷霆之怒下一纸诏书把年逾五十的韩愈贬到了八千里外的潮州做刺史。

韩愈在潮州呆了七个月,政绩突出,之后又被调去江西,唐宪宗去世后,当过太子下属的韩愈马上得到了老主子唐穆宗的重用,赶紧把他调回了中央,之后做了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礼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要职,分别等同于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长安直辖市市长兼最高检察院副院长。可是官儿没当几年,事儿又来了,成德节度使的属下王延凑叛乱把他给杀了,自己强行要当节度使,朝廷派兵去攻结果又打不过,只能被迫承认王延凑的身份。当时朝廷派韩愈出去安抚,同朝为官的元稹(写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那个)知道之后只说了四个字“韩愈可惜”。

可是韩愈是谁啊,上过战场的人怎么会怕,直接一脚油门就踩到了王延凑的老巢,无视王延凑满院子刀出鞘箭上弓的甲兵,手无寸铁孤军深入空口白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不仅完好无损地从众人口中的虎狼之地全身而退,还解了城市的包围顺带救了刺史,在中唐的历史上留下了为人乐道的传奇。

公元824年,被疾病折磨的韩愈于长安病逝,享年57岁。


论世


《师说》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在任职四门博士期间,韩愈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千古流传的《师说》便是著于此时。

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古之学者必有师”。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降生了,你就得学习,只要你学习,你就一定得有老师。而老师是干什么的?韩愈说得也很明白“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老师要教你怎么做人,给你传授知识,给你解答疑惑。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老师呢?韩愈说得非常好“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比我年纪大的,比我有钱的,比我社会地位高的,不一定就能有资格当我的老师。比我年龄小的,比我社会地位低的,比我挣钱少的,未必就不能当我的老师。当老师只有一个标准——“闻道”。韩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说明一个道理——老师不一定比学生知道得多,学生也不一定就比老师懂的少,老师和学生的地位,永远都是相对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不过是比我早几天懂得了这些道理,出了这个专业领域,你未必就能当我的老师。这充分体现了韩愈对于知识的态度,即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以血统、地位、财富来定论。


说到这里,大家也许会感觉到不解——这种观念在现代社会里已经深入人心,那韩愈的这篇《师说》被称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是否有些言过其实?这就不得不说到唐朝的社会风气。


在当时 ,不仅是不能为人师,而且还“耻于为师”,这在韩愈的文章里已经有明白的交代——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说你看现在这些当官的、士大夫这一类的人,当他们一听说我是你的老师,或者我是谁谁谁的弟子,大家就聚在一块儿笑话他,还说我和你之间又差不了几岁,地位的高下也差不了多少,我自己要是官位很小而我又要当你的老师,我自己都觉得羞得慌,你要是官儿当得比我大很多我又要认你当我的老师,这不是又显着我阿谀奉承你吗?就这么着,当时对于“师道”这件事,是“耻于谈”的。在这里大家要知道,“士大夫之族”说的肯定不是韩愈这一类出身低微的人,它指的是在唐朝社会里的高门望族。比如唐朝时的一句民谣“长安韦杜,离天尺五”,说的就是这两个家族离天子也就一尺半。大家所熟知的杜牧就是“京兆杜氏”,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韦应物也出身望族,柳宗元是“河东柳氏”,卢照邻是“范阳卢氏”... ...这些望族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高的,他们祖祖辈辈做官,后人可以不去参加科举考试就能做到很大的官,可以不通过艰苦的学习就能世袭爵位。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讲,根本不存在奖掖后学、提携后学的问题。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他们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是“含着办公室钥匙出生”的,他们“天生我材”就能当官,所以对他们来讲,学习拜师都是白搭,而祖祖辈辈积累起来的关系才是他们得以为官的最核心因素。

这样一讲我们或许更能够明白,韩愈为什么要提倡师道、学习以及尊重知识 。因为在唐代,他所提倡的这些东西最重要的体现就是科举考试,只有通过科举 ,寒门学子才能一跃而成为国家栋梁。所以韩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说这些手工业者、做粗活的社会底层人民反而更勤于学习勤于拜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学习,自己的社会地位就永远得不到改变。

由此可见,《师说》是韩愈呼吁勇于为师、敢于为师的号角;是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号角;同时也是呼吁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人才选拔体制的号角。我们读《师说》,不仅能从里面感受到“师道”的尊严与作为一个老师的光荣,更重要的是,我们能感受到一千多年前,韩愈对于人才、知识以及教师这个职业的独特理解。韩愈作《师说》之时不过35岁,却已经能从中看出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的深邃及其长远的眼光。

尾声

苏轼曾经对韩愈有过一个非常精准且全面的评价,我们几乎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盖棺的定论,他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意思是在文章上,从东汉到隋代,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所有的文章都赶不上韩愈的,韩愈的作品超越了之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独树一帜,蔚为新风。在“道”上,韩愈“济”了“天下之溺”,意思是他唤醒了沉沦的社会。在唐代,韩愈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力图用儒家思想中的仁义之道、孔孟之礼来治理国家、重振大唐雄威。在为官上,韩愈为了表明自己的想法以劝谏皇帝,不惜直言犯上 ,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忠臣。而当唐朝当时的节度使想要谋反的时候,韩愈以一己之身单刀赴会,面陈利害,最后让想要谋反的藩镇节度使首领幡然悔悟,臣服朝廷。在战略上的如此奇谋,在面对敌人时这般的勇气,都使韩愈摆脱了“文弱书生”的人设,蒙上了一层“有勇有谋”的 光辉。所以在苏轼眼中,韩愈能文能武,有德有志,忠君爱国,实是“浩然而独存”之人。

(来源:心田花开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