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第一次到位于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参观时，因为临时有急事要办，只得半途而废，打道回府，留下了遗憾。前不久，我再次来到建川博物馆参观，这次参观我未受干扰，看得比较仔细，了却了一桩心愿。
一
上午不到八点，我便乘车从成都出发了。春风拂面，阳光明媚，驱车一个多小时便到了大邑县安仁镇，建川博物馆就坐落在这个川西小镇上。
迎面是博物馆的大门，虽然不像想象中那样恢宏大气，却也给人一种庄重肃穆之感，使参观的人似乎在倾听这位“历史老人”的诉说。
这是一座反映二战前后历史为主的博物馆聚落。这里暗淡了昔日的刀光剑影的锋芒，它把无声的图像和黑白的文字，定格在橱窗之中，展现在观众面前，犹如当年烽火狼烟的再现。
我首先参观的是“中流砥柱馆”。一根高达十多米的红色柱子矗立在展馆中央，它显示出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精神。展馆的地面由黄铜铺成。为什么要用黄铜铺地呢？导游解释说，黄铜铺地，游客从上面走过，越磨越亮，它喻示着“历史越来越清晰。”诸如此类的设计还体现在展馆的其它地方，如“不屈战俘馆”出口处的静心湖、“三寸金莲馆”凹凸不平的地面等，都体现了设计者的独具匠心。
接着我来到“5.12汶川地震馆”参观。我亲历了11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大地震。凝视着一件件地震实物，默读着一段段反映地震的文字，端详着一幅幅地震前后的图片，11年前的场景仿佛就发生在眼前：震区天崩地裂的瞬间，受灾群众撕心裂肺的呼喊，数万人的生命被无情地吞噬……生命是那么的脆弱，生命又是那么的坚强！看，中央领导来了，解放军来了，救援队来了，医疗队来了，志愿者来了，一幕幕感人的画面不断出现。多难兴邦！四川雄起！震区雄起！大灾面前，中国人民再次向世界宣示，天大的灾难也吓不倒、难不住英雄的中国人民！从2008年5月12日开始，樊建川馆长就开始收集与地震有关的实物资料，仅仅一个月后，就开始了临时地震博物馆的对外展览。当时他只收集到5000件左右展品，此后通过陆续收集和捐赠，地震实物达到5万多件。樊建川说：灾难既是悲剧，也是体现人性光辉的特殊舞台，是值得人类铭记和珍藏的历史。
我走进“三寸金莲文物陈列馆”，看着一双双绣花鞋、一段段文字介绍和一张张图片，我的心情沉重起来。在苦难的旧中国，一个女孩生下来不久，便要在正在发育的脚上裹上绷带，让脚不能再长，结果必然是双脚严重变形，相当痛苦。那个时代大脚女人是要被耻笑的，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此情此景，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生前是一位教师。她生在旧社会，很小时候就被大人要求裹脚。母亲的脚趾被裹弯了，走路受到了影响，但还算不上真正的“小脚”。记得小时候看着母亲行走缓慢的样子，我不解地问母亲：“裹脚那么难受，你为什么还要裹呢？”母亲无奈地回答：“不是我想裹，所有的女孩小时候都不想裹。但那是旧社会的风俗习惯，不裹不行啊！”解放后母亲当了人民教师，她克服了裹脚走路带来的影响，坚持把教书工作做好，还悉心养育了我们兄弟几人。母亲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新社会，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女同志再也不用裹脚了，女同志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多么大的社会进步啊！
据史料记载，“三寸金莲”最早出现于南唐，是古代妇女传统习俗的极端发展。人们把裹过的脚称为“莲”，不同大小的脚是不同等级的“莲”。大于四寸的为“铁莲”，四寸的为“银莲”，三寸的便是“金莲”。“三寸金莲”要求脚要小到三寸，而且还要弓弯。“三寸金莲馆”讲述了古代女性裹足的历史过程，展示了封建社会扭曲的审美。眼前精美的“金莲”鞋，见证了长达千年的女性的辛酸血泪史。该馆展示的绣花鞋，做工之考究、图案之精美，令人叹为惊奇。“三寸金莲”馆堪称一部古代女性的百科全书。
在“中国壮士群雕广场”，展示的是在抗战43项重大战役、战斗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将士的群体雕像。据介绍，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在父亲牺牲时才两岁。在群雕广场揭幕的那天，她抱着父亲的雕像泪流满面，痛哭不已。“爸爸，让我抱抱您！”左太北发自肺腑的呼喊，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同样使人震撼的是“飞虎骑兵馆”。抗战时期“飞虎队”的故事在我国广为流传。“飞虎骑兵馆”开馆后，84岁的美国老人格鲁伯坐着轮椅前来参观，他是当年飞虎队的队员。他来到“飞虎骑兵馆”问的第一句话是：“樊先生，这个大房子全是美军的东西吗？”樊建川回答：“是！”格鲁伯听后哭了，他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专门纪念美国志愿航空队的纪念馆。我的青春，我最好的青春在中国。”格鲁伯举起颤抖的右手，给樊建川敬了个军礼。
最让我感慨的是参观“抗战老兵手印碑林”。在7000多枚拓印在钢化玻璃幕墙上的手印中，我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张朗轩和方玉富，两位抗战老兵都是我的亲戚。有关他俩的故事，我曾多次听说过。
先说说张朗轩老人的故事。他年轻时曾是川军抗战部队的一位班长，曾参加过著名的台儿庄血战。1944年7月7日，张朗轩作为模特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雕像落成（现在改移至成都市人民公园北大门口）。1952年，张朗轩怀揣朱德总司令署名的“解放军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转业到成都工作。几十年间，张朗轩默默工作，但心中始终保留着当年抗战的难忘记忆。2005年8月，建川博物馆抗战系列馆开馆时，当时身体还能支撑的张朗轩老人来到建川博物馆参观。馆方表示待“老兵手印碑林”建立时，请张老留下手印，张老当即高兴地答应了，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还在留言簿上写下“永远爱国”四个字。2006年，“抗战老兵手印碑林”建成了，张朗轩又携家人前往参观。参观中，老人异常激动，他抚摸着其他老兵的手印，哽咽着说不出话来。2008年12月24日，95岁的张朗轩老人在家中安详辞世。樊建川馆长看到《成都商报》关于张老辞世的报道后，立即安排员工与老人亲属联系，希望赶在老人火化前拓取到老人的手印。在殡仪馆内，老人的儿子眼含泪水，跪在老人遗体旁，将鲜红的印泥小心地涂抹在老人的手掌上：“爸爸，打搅您了，我们来完成您的心愿。”老人的儿子微微用力，将父亲已经僵硬的右手按在雪白的宣纸上。接着，张朗轩老人的亲属带着老人的手印拓片送到樊建川馆长的手里，馆方随即将老人的手印放大后在手印碑林展出。樊馆长介绍，张朗轩老人是唯一一位去世后留下手印的老兵，“就像川军抗战将士雕塑一样，老人是330万川军抗战将士的代表。”
再说说抗战老兵方玉富老人。2015年3月5日上午，96岁的抗战老兵方玉富老人在成都因病去世。老人生前几乎没有向儿女吐露自己曾参加过赴缅甸抗日远征军的经历。直到临终前，老人才向家人讲述了自己当年的抗战经历。让老人痛苦难忘的是，中国军队这次出国远征，损失惨重，失败了。老人当年所在的部队有上千人出征，从缅甸撤回云南时仅剩100多人，其中和老人一同出征参战的20多位四川同乡，活着回到国内的就剩他一个人了。在出征突围战中，老人当时是机枪手，他用机枪奋勇扫射日军，掩护连队突围，直到弹药打光了，他才突出了重围，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老人没有讲述这段经历。令人欣慰的是，老人在有生之年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从此埋藏在老人心中的心结打开了，他临终前只有一个愿望，让儿女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上“抗日老兵”四个字。如今，老人的心愿实现了。
为什么要建抗战老兵手印碑林？我在“手印碑林”的背景说明中找到了答案。2005年12月樊建川在“抗战老兵手印碑林”落成时的一席话感人至深：“他们的主人是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兵。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9岁，最小的已届80高龄了。老兵老矣，但他们的手仍然坚硬——他们的手曾经握得起命运，如今却无法握住时光。他们一个个正在渐渐远去。于是，我想到要让这些功勋卓著的手留存下来，在历史上长留下来，以表彰卫国卫士，警示后代。”
二
据了解，建川博物馆目前收集了约30吨手写资料、40万封书信、两万本日记、百万枚像章、1000余万件藏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400多件。目前，博物馆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已建成24座场馆，是目前国内民间资本投入最多、建筑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2018年9月，被确定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每天前来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建成这么一个优质的博物馆，功劳自然要归它的创建人——樊建川馆长。
通过采访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查阅有关资料，笔者对樊建川的建馆创举肃然起敬。
1957年9月，樊建川出生于四川宜宾，1976年冬参军入伍，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锻练十多年后，他转业到四川省宜宾地委政研室工作，1991年任宜宾市副市长，1993年5月樊建川辞官“下海”，几经打拼，成了亿万富翁。不久，他与收藏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不解他的选择，放着亿万富翁不当，却要过简朴的生活，穿朴素的衣服，吃便宜的饭菜，到底图个啥？樊建川的回答掷地有声：“中国有好几万房地产商，少我一个没关系。中国13亿人，12.5亿都该过平淡正常的生活，但也该有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一个人要成长，记忆一定要健全；一个民族要成长，记忆也一定要健全。我就想做这样一个敲钟人。”
有两件事反映了樊建川在建馆过程中的艰辛和痴情：
樊建川听说有个叫王襄的天津人收藏了一套8本的“鬼子战地日记”。这套日记是王襄的父亲留给自己的，68年过去了，这套“鬼子战地日记”完好地保存下来。王襄起初想卖给卢沟桥抗战博物馆，但因价钱问题没有谈妥。王先生得知樊建川正在筹建抗战博物馆时，便托人与樊建川联系。樊建川异常兴奋，价钱很快就谈妥了。樊建川当晚就乘飞机赶到天津，第二天一早，樊建川与王先生见了面，并如愿购得了这8本珍贵的日记。樊建川说：这些东西是真品，旷世难得。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想让这些最真实最直接反映抗战的东西再流浪。
还有一件事，说的是2004年底，樊建川偶然得知重庆有一位收藏人藏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支票，樊建川不厌其烦与这位藏家讨价还价，终于谈成，并将几麻袋支票运回成都。樊建川一头钻进房间里，将这数十万张支票一一仔细鉴别，并从中鉴别出20多张“意义非凡”的支票，其中有两张分别是当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亲笔签字。樊建川说：“我当时太惊喜了，手都在抖，如果拿到国家文物部门鉴定，绝对是国家一级文物。”
这些年国内外不少人士听说樊建川在筹建博物馆，纷纷予以捐赠。1938年罗瑞卿大将的夫人生下罗箭时，恰好前线缴获了一批日军毛毯。罗瑞卿夫人正愁没有东西包裹孩子，就用缴获的日军毛毯包裹了罗箭。因为这件毛毯特别有纪念意义，罗箭当作珍宝珍藏了70多年。听说樊建川在收集抗战文物，罗箭毫不犹豫地把这件毛毯捐给了建川博物馆。
有个日本老兵叫盐谷保芳，曾是侵华士兵，亲手杀害过中国人。他看到建川博物馆开馆的报道后，坐飞机来到成都，把他保存了60多年的侵华罪证——一把军号、一只小号、一个钢盔、三件军服交给了樊建川，并且跪在地上，表示了“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罪行的反省。”
笔者还了解到，建川博物馆重庆分馆已于2018年6月建成，它由24个防空洞打造8个主题博物馆组成博物馆聚落，馆藏包括60余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各类文物4万余件，观众通过重庆作为英雄城市的厚重历史，助推重庆的文化旅游品质提升。此外，建川博物馆还通过创意策划、规划设计、陈列布展等方式，与山东台儿庄大战遗址博物馆、云南松山大战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绵阳中国两弹城旅游策划等进行了合作。
现在，建川博物馆已经蜚声中外，樊建川的荣誉也接踵而至：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樊建川被评为第五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2019年5月30日，樊建川被授予“四川省优秀退役军人”称号。
2007年，评估机构在评估建川博物馆聚落后给出的价值是“差不多价值80亿元。”有人想斥资购买博物馆聚落，樊建川一口回绝，他立下遗嘱：死后将聚落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樊建川的宏大目标是：“我要建100个博物馆。”
“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这就是樊建川建立博物馆的座右铭。
（图片：网络）
作者简介
余建华，就职于四川省发改委机关。1974年12月入伍，曾在部队担任多年新闻干事和秘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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