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在1932年，成都的一户人家匆匆请来大夫上门诊治。这户人家哭哭啼啼地说：“杨大夫，你快来瞧瞧吧。我家6个人全在这了，早上还好好的。现在怎么这样了？”杨大夫近前一瞧，吓得面如土色，连忙说道：“我，我还是走吧……”这户人家又说：“杨大夫，您别走啊，求求您行行好，不管走样，给开了方子试试吧，我家六口人命全指望您了啊。”杨大夫连忙说道：“没用了，即便连我回到家也必死无疑啊。”
看完上述对话，可能很多小伙伴会问了，这是什么病？居然如此厉害，连大夫都要性命不保？这种被流行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疾病侵袭的成都又该何去何从呢？被当地人称为“虎疫”的疾病又是什么呢？为何在它流行期间，40万成都人只能领到2万张防疫证？瘟疫来势汹汹，药价居高不下，谁来拯救生死线上挣扎的平民？今天李夫子就跟大家聊一聊“虎疫”阴影下的成都之夏。
这事还得从1932年开始说起。这一年一种恐怖的传染病在中国流行起来，民间称它为“虎疫”。这种病不仅传播速度快，流行面还广，而且患者的死亡速度也是相当惊人。就像开头的那段对话，家里人生病了，主人请来医生诊治，结果医生也患上了虎疫，不仅病人没救下来，自己回家也是一命呜呼。
那么这“虎疫”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这种病虽然俗称“虎疫”，但跟老虎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它既不是从老虎身上传染给人的，也没有流行在老虎的栖息地。之所以有这个叫法，是因为这种病的英文音译是“虎利拉”，它还有个更为大家熟知的名字“霍乱”！霍乱是一种急性腹泻传染病，患者感染病菌之后，最初是急性腹泻，然后开始呕吐，因为严重的上吐下泻，很多病人甚至连口水都咽不下去，水分大量流失又得不到补充，人很快就会进入脱水期。严重的脱水让病人眼窝深陷、声音嘶哑，皮肤也因为干燥变得皱皱巴巴，按下去甚至都弹不起来，很多人就这么丢了性命。
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这种病这么可怕，它是怎么传播起来的呢？霍乱的传播正应了咱们那句老话，“病从口入”！绝大多数病人都是饮用了被病菌污染的水从而患病。也正是因为这种病会通过水源传播，所以在当时老百姓看来，这病简直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恐怖杀手。可能今天大伙还都好好的，明天全城就都是呻吟哀号的声音。当时的民谣是这么唱的，“红灯笼高高挂、先死穷人后死官、发财人死在八月间，”可以说死神面前才做到了人人平等。无论贫富贵贱，所有人都笼罩在这种比老虎还要凶猛的“虎疫”阴影之下。
那时候就有迷信的人说了，说这种病是瘟疫，正是因为瘟神老爷震怒，给人间降下了灾难。所以在当时北方的乡镇上经常能够看到瘟神庙，尤其是霍乱流行的年月，其他地方都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瘟神庙却会出现一种超乎寻常的热闹。一大群人涌入瘟神庙，又是捻香，又是烧纸，连带着跪拜、磕头，燃香的味道和灰烬充斥着每一个角落。然而这样的努力显然是没有效果的。人还是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当时的医学报刊就记载了四川内江一些人染病致死的例子，比如说有位刘先生那天本来好端端的坐在茶馆里和朋友喝着茶，说起最近瘟疫流行的事，刘先生就问朋友：“今天早上抬出多少具尸体啊？朋友回答说：“64具”。聊着聊着，刘先生竟然咕咚一声从椅子上栽倒在地不省人事。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一开始这朋友还当刘先生跟他开玩笑，结果等了一会儿，刘先生不但没有起来，脸色还越来越坏，这一下朋友才知道大事不妙，赶紧跑出去叫医生。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当时还有一位姓赵的道士去人家家里开坛做法，这法事刚做到第2场，道士忽然倒在地上就没了动静，主人家最开始还以为这是法事的一个环节，等了半天道士一直没起来，叫他他也不应。这主人家感觉出不对劲了，上前一摸，道士的身体竟然已经凉了。“虎疫”迅速席卷了整个四川，省会成都更成了重灾区。往日车马如云的通惠门 前停满了运送棺木、草席的大车，在如此严重的危机下，当时的成都官府却是有心无力，这是为什么呢？
1932年的成都已经有了一些近代工业的气息，您要是走在那个时候的成都市内，已经能看到电灯、电话、汽车这些物件，而且在4年之前，成都市政府就已经成立，当时也有了社会局、财政局、卫生局、教育局、公安局这些机关，甚至还出现了西式医院和新式大学。但当霍乱对成都伸出磨爪的时候，成都当局的反应还不如过去的一些官府衙门。没办法，谁叫当时的成都还蹲着三只军阀的队伍。
大家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那会儿，九州的政局还是很混乱的，谁手里有枪杆子，谁的腰杆就硬，说话就大声。当时黔军、滇军、川军三方面军伐从民国初年就开始争夺成都，快20年了就没消停。成都当局跟这三支军队相比，就像是蹲在三头大老虎中间的一只小奶猫，那会成都的税收基本上都落入了军队的口袋，卫生局压根就是个空架子。所以霍乱到来的时候，成都当局除了请驻军贴一些防疫传单，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勒紧裤腰带采购一些防疫药品给临时成立的防疫医院。但因为资金的短缺，这些药品远不足以救助全成都的老百姓，当局只能印刷了2万张免费防疫证，让警察分发给那些没钱的贫民。
可当时的成都已经有40万居民了，每2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领到免费证，大家琢磨一下，这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可能有人要问了，领不着免费证，老百姓自己去医院买药，行吗？这恐怕也行不通。因为当时的成都只有两家西式医院，还都是基督教会创办的，咱先不提说医院的接诊能力和要钱，就说当时的成都普通老百姓，看教会那帮洋人和西医，就跟咱们今天看外星人似的，有人敢去西式医院寻医问药吗？当局没本事对抗疫情，西医又是这么个情况。最后许许多多在虎疫阴影下挣扎的人，最终将求救的目光投向了咱们国家传统的中医药。
其实虎疫传入咱们国家的时间并不长，虽然在《黄帝内经》中已经出现了“霍乱”这个词，但当时它指的是在肠胃发作的疾病。比如咱们今天说的急性肠胃炎，跟虎疫完全是两回事。直到清朝嘉庆年间，这种可怕的疾病顺着海路传入两广地区，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向江南蔓延，一场波及大半个中国的灾难拉开了序幕。那会儿的人一见这种肠胃病如此凶猛，就称它为“真霍乱”。久而久之，霍乱就专指这种烈性传染病。换句话说，其实到1932年虎疫流行那会儿，中医接触这种传染病也没超过100年的时间，他们会有什么好办法吗？
灾难面前，眼见当局无能，成都的杏林名医们自发集结到一处，成立了防疫队，针对霍乱他们会采取怎样的措施？最终效果又如何呢？其实在1932年那会儿，已经有零星的西医著作被翻译过来，英国传教士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其中介绍霍乱病源，说这种病是某种微生物引起的。霍乱病人上吐下泻，排除的体液中就含有这种微生物。国外经验的传入，加上城市管理者的经验总结积累，当时的中国面对这种疫情，一般会采取类似于强制隔离的方法。比如1908年重庆发生霍乱疫情的时候，巴县官员就主动在港口设立疫情排查点，阻止病人进入重庆，以免传染给更多的老百姓。不过咱们前面也说了，当时的成都行政体系缺位，基本组织不了什么有效的防疫。所以成都杏林自发成立的防疫队就担当起了这个重任。
昔日的名医们走街串巷劝说疫区老百姓，打扫卫生，消灭老鼠、苍蝇。这个举动看似平常，但最少从侧面说明中医们已经部分接受了细菌理论，并且将它们运用在治病救人的实践当中了。不过大家也都知道，清洁环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疫情蔓延的速度，已经得病的人还在等着药物治疗，在这个情况下，一位叫“沈绍久”的大夫站了出来，今天大家看这名字可能有点陌生，然而在民国时期的成都，“沈绍久”可是位列蓉城四大名医之首，他登高一呼，本来是一盘散沙的成都中医界，很快就团结起来，成立了防疫队。而这位沈大夫不仅医术高明，平日里也是个热心肠，他给人看病，不管对方贫富贵贱，全都认认真真对待。“沈绍久”不仅不收诊金，还要给病人塞点钱让他们买药用。但如果是达官贵人、商贾富户找他看病，诊金锱铢必较，一个子都不能少了他。
“沈绍久”调侃他这种做法是千家吃药一家还钱。后来“沈绍久”还自己掏了一大笔钱创立医馆，专门请成都城里的名医去义诊，不仅诊金全免，而且大夫开了方子，还送药给病人，连续40多年都没有间断，真可谓是医者仁心。而面对众多的霍乱患者，“沈绍久”根据自己积累的经验，研制出了理中汤“乌梅丸方剂”，还真的将许多半只脚踏入鬼门关的患者拉了回来。然而理中汤的成功远远没到能让大家松一口气的地步。为什么呢？因为药价拉不下来，别的不说，要熬制这个理中汤“乌梅丸”就要用上当时只有富贵人家才用得起的人参。而咱们前面也说了，当时的成都当局在军阀夹缝间是一穷二白，那些分发给老百姓的药，全都是防疫队的人自己掏腰包购买的。这些名医平日里虽然不算潦倒，也绝对阔绰不到能供得起40万人的份上。
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救更多的人呢？这个问题就像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在防疫队每个大夫的心头上。关键时刻，成都杏林又有一位医生站了出来，他叫“李斯炽”，和许多名医家学渊源、传承有序的经历不同，李斯炽并非出身医学世家，反而是一名理工科毕业的高材生，他能够提出什么好办法吗？咱们先来说说“李斯炽”这个人，他出生在1892年，那一年成都也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霍乱。在李斯炽成长的过程中，曾经多次目睹庸医杀人的事情。所谓庸医杀人，就是说大夫医术不精，误诊病情、瞎开药方，耽误甚至加重了病情，使病人一命呜呼的事情。李斯炽很快意识到，医学虽然是治病救人的东西，但要是学艺不精，反而会变成害人的凶器。
所以他上中学之后，拜入当时成都一位名医门下，刻苦钻研岐黄之术，那是一刻也不敢马虎。后来李斯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当时四川的最高学府“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但也没有将医术放下。直到40岁那一年，霍乱来势汹汹，李斯炽也加入到成都杏林的防疫队伍中，他带领的小队负责的是当时的皇城坝、御河边以及城墙边那片，那是老成都平民的聚居区，眼见这些人无法领到价格高昂的理中汤，李斯炽便结合中医理论和民间疗法，制作出了一种叫“防溢泻瘟丹”的药丸。这种药丸主要用的是苍术、牙皂、石菖蒲、雄黄、冰片、麝香等常见药材。实话说，防疫泻瘟丹的效果并没有沈大夫的理中汤好，也比不上当时上海使用的另一种叫四逆汤的汤剂，但它的原料很容易就能凑齐，价格也是相当便宜。对于那些当时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成都平民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的仙丹了。
在大家的努力下，这一次霍乱疫情终于得到控制，随着天气转冷，发病的人渐渐减少，这一场祸及大半个中国的灾难终于缓缓落下了帷幕。在1932年，成都有接近2000人被虎疫夺走生命，比起同时期的大上海，这个数字也许并不好看。因为统筹防疫工作到位，上海只有5000多人发病，最后死亡人数控制在444人。但一向保守散乱的中医学界却在那场灾难中开始走向团结，并主动接纳了现代医学知识。这些济世救人的名医，不仅挽救了当时许许多多的生命，更开启了中医学去芜存菁并入当代医疗体系的崭新道路。
而步入2020年的今天，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各项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虽然这次冠状病毒来势汹汹，但随着各界力量的团结协作，共克时艰，这次疫情将会很快得到控制，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不信谣、不传谣、不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