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似乎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由于某种规律，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或大或小地爆发一次。在发现这个问题后，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又一次成为了香馍馍。
提起《资本论》这本辉煌巨著，想必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
马克思在书中，预言了一个“被金融和资本充斥的世界”，其中，也包括金融危机：“一切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会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病，妄想着不经过生产过程就能赚到钱。”此外，他还指出：“随着信用制度达到一定程度，资本人格化不断膨胀，就会出现虚拟资本。而这，是十分危险的，必然会造成脱离实际生活的逻辑，甚至，是经济的逻辑，反过来对大生产造成伤害，带来不好的影响。”
《资本论》深刻地分析和描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过程，这在此前的经济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就像达尔文的《进化论》发现的自然界进化规律一样，《资本论》是发现了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书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详尽的分析和预测，指引着未来的我们，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财富。马克思在这部不朽的名著中，共提及了680多个来自世界各国的杰出人物，其中，只有一位来自中国，他就是王茂荫。
相对于马克思，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曾听过王茂荫这个名字。那么，王茂荫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能让马克思这个重量级的名人对他有所了解甚至将其写入书中呢？一起往下看。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安徽歙县人，清朝著名的经济学家、货币理论家。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担任过户部主事、左副都御史等职务。此后二十余年中，王茂荫历经官场沉浮，于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从陕西道监察御史升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在此期间，王茂荫提出了自己的货币理论和财政学观点，还曾主持过财政改革，被后世誉为晚清著名经济学家、货币理论家。此外，在京任职期间，王茂荫的思想主张广泛涉猎各领域，素有敢于进谏、为官清廉之名，同时，他还是一位大孝子。1864年，因母亲逝世离职返乡，次年于故乡病逝。
王茂荫由吴城扶继母灵柩返回安徽歙县，由于战火纷繁，老家的房子破败不堪，人丁寥落，亲友多半流亡。
至于他是如何为马克思所知并写入《资本论》的，恐怕得从他上书的《条议钞法折》说起。
在政治思想上，他在国家动乱农民起义不断之时，曾建议帝王“修省”，即：减轻一些百姓的疾苦以及镇压起义时要严格做到兵民秋毫无犯，从而赢得民心。他认为：百姓才是立国之本，民心去则大势去。对于致民贫困的“厘捐”局，主张将多设的局统统禁止。
此外，王茂荫也非常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用人取人标准应多元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不管字写得好不好看，学识过人才是最重要的。王茂荫毕生都致力于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史，尤其是货币的变迁，他对于货币的观点及发行方案最为引人注目，被称为“我国古代社会货币理论取得的最高成就”。
王茂荫在财政方面，经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在户部做官多年的经验，再加上他曾主管过钱法堂事务，使得他对币制改革一直非常上心，能够根据不同社会时期的财政状况，提出切实可行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方法。但可惜，他两次请改币制的申请，都没能得到朝廷的重视。
其实，他提出的兑现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反对铸造大钱的主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遏制通货的膨胀都颇有成效。
针对当时权臣请铸“当百”、“当千”等大钱的建议，基于自身对经济、货币规律的深刻理解，他一针见血地表明：“官府虽然能制定钱的价值，却改变不了物的价值，这样的货币投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百姓也不会拿它当回事。”然而，他的这些观点，却遭到了皇帝的训斥，原因竟是皇帝急于填充国库。
就这样，他被冠上了“不关心国事”的帽子，甚至，遭到了调职。正所谓，尘埃掩埋不了宝藏，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在国内虽然并未得到重视，却被俄国的传教士巴拉第写进了其主编的一部多卷本资料汇编，随后，被翻译成了德文在柏林出版。之后，博学的马克思注意到了它，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针对“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专门提及了王茂荫和其“主张将官票宝钞变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并为此写下了八十三条的大段注释。
因此，王茂荫也成为了《资本论》里唯一出现的中国人。
王茂荫的思想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上，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时人对王茂荫的评价也很高，称赞他“直声清节”，“举国上下都知贤名”。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初，士子们必读的《劝学篇》中也这样盛赞王茂荫等人：“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至之。”
王茂荫故居位于安徽歙县雄村乡义成村义成街上。故居建于清代中叶，由王茂荫亲自督工建造，他将其命名为“天官第”。但是，“天官第”巨匾却在“文革”中不翼而飞了。
参考资料：
【《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二·列传二百九》、《王侍郎奏议》、《东华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