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和其《平凡的世界》始终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赞誉者称其为可以并列四大名著的现实主义巨著，诋毁者认为它不过是小学生作文式的生活场景描述。从现有文学史观出发，研究者居然无法界定其所属的文学流派，就目前文学史通识性认定，多数人是将其划归“改革文学”的范畴。诚如路遥自身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样，“改革文学”一般以史学断代的角度来说起始于1978年，自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为发端，而真正的发轫却是1979年同样是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道理等同于“伤痕文学”得名于卢新华的《伤痕》，真正意义的肇始是刘心武的《班主任》，这个文学流派其实已经带来了文学史意义的某种错乱，因为《班主任》早于《伤痕》一年发表。而《平凡的世界》特殊性正在于作品完成的时间节点事文学史对“改革文学”划上句号的1985年断代之后，即中午的早晨。如果没有《平凡的世界》出现，柯云路的《新星》将会是“改革文学”的巅峰以及完美谢幕。
说到《平凡的世界》，《人生》注定是绕不开的话题，《人生》甫一亮相便凝聚了无数读者和评论家的目光，其中也不乏吴天明这样的优秀导演，甚至有人无奈地问陈忠实：“你啥时候能写出《人生》那样的小说么？”毋庸置疑，《人生》当时已代表了陕西作家群创作的最高标准。
如果路遥就此躺在《人生》上睡大觉，首先他不会熬坏自己的身体，也就不会英年早逝；再者他可以借此出去讲讲学，享受以下鲜花和掌声，或者还可以接手一些大老板抛过来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报告文学，拿些不菲的稿费改善一下自己贫穷了几十年的生活。而一旦如此，被《人生》激励的一群作家必将纷纷超越，最终将他甩在身后。
路遥是清醒的，作为一个极具使命感的作家，他早早就意识到了，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朝圣般的意志才能完成某种事业。《人生》是文学样式，并不等同于文学的全部，路遥热爱的是文学，那么自己创作出来的《人生》不过是文学之沧海一粟；而自己要攀登的是文学大山，他更深一层地想到了有责任感的作家绝不能因为取悦当代而滞步不前。因而《平凡的世界》之于路遥，是历史与命运的必然。
《平凡的世界》写作历程是无需赘述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从创作动因以及写作过程都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我们对于路遥牛马般的写作劳动中可窥得一二。但是《早晨从中午开始》是创作漫谈，是随笔式的写作，因而应该归类于散文，这其中已然掺杂了作者对于写作生活的再创作。
我们从创作随笔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作家截取的具有表象特征的片段，而且路遥在行文中也加以了浪漫主义润色，我们只需静下心来想一想，作家数年如一日地重复着机械式的劳动，无论是对脑力，尤其是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是何其巨大。
开水，窝头，那只不速之鼠；须臾不能离手的纸烟，烟雾缭绕中静谧到四下无人的夜；风雨如磐中挣命登山的“锻炼”；还有，对亲爱的女儿的思念。是的，路遥始终走在朝圣的路上，而且他自己应当清楚，他是在以一个清教徒般的执着，以生命为代价来完成一次虔诚的逆旅。
暂不说筹备期被阅读材料磨到显露出毛细血管的手掌，我们只看看《平凡的世界》完成后作者自述的状况，躺在太阳底下，眯眼享受炙热的阳光，口水会不自居地湿了衣襟；无人搀领，自己已经不敢过马路；正在做着的事情会突然从思维里中断。这是否是个中风患者或者老年痴呆者典型的症状？
四十岁，人生正值壮年，《平凡的世界》写作让路遥早早步入了老年……
任谁能想到，这也将是他人生的终结，陈忠实曾说，陕西省作协主席的位子一直都是给路遥留着的。
毫无疑问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所展示的广阔社会画卷，形象鲜明的几十位人物中的绝对主角，一旦我们抛却艺术，回归现实来探讨，他是否具有极其强烈的反叛意识呢？你或许会说，这是明摆着的吧，对命运的抗争；对世俗的挑战；对人世沧桑的蔑视，在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身上无数次地印证着。
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如果，如果孙家没有了大哥孙少安；如果我们置换一下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不必太多如果，大哥孙少安是否有些巴金《家》中高觉新的影子值得商榷，但是孙少品确乎是具有高觉慧的品性。
如果我们做了以上假设推定，孙少平本身就是一个现实的反叛者，而反叛者在时代的局限之下结果多少都是不圆满的，相通此节，不少人应该就能理解田晓霞的逝去，秀莲的病逝，金波爱情的不得，金秀对少平的眷恋，武惠良与杜丽丽的离婚，这林林总总的不如意，其实都是如此自然，因而《平凡的世界》中最接近现实的爱情仍旧是少安与润叶，论及震撼人心，少安的抉择可谓当代文学史上爱情悲剧的首例代表。
回到最初的推定，如果孙家没有大哥孙少安，那么孙少平的抗争会不会来的彻底，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孙少平的反叛首先是置于大背景之下的，他骨子里仍旧是传统的，极具责任感的人，我们可以断定，如果他是孙家的老大，那么他的选择会和孙少安殊途同归。
或者我们可以悲伤地意识到，少平终归挣脱不了时代的牢笼，即使他争取到了精神的自由，他所作的一切也都是唐吉柯德冲击风车的殉道。其实这都源于作者路遥本身的抗争，就像他无法摆脱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一样，我从来都不认为路遥能写得出像《白鹿原》一样的作品，那本与他的生命终结一道胎死腹中的《成吉思汗》也必然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平凡的世界》一书命运的坎坷几乎可以和作者路遥等同，该书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此时正是“西风渐进”时期，中国作家群正埋头致力于深化写作的内核，现代派，意识流，先锋派等创作手法正席卷而来。在这种大背景下《平凡的世界》显得太过格格不入，老旧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平直的叙事模式，加上作者行文中不时代主人公抒发的议论，凡此种种，都成了学界诟病该书的论据。
在高校中文系《平凡的世界》已经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甚至是创作手法的反面教材，文学史也一再规避它，如果不是读者的热爱，它势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颗遗珠。反观彼时的文坛，“朦胧诗”与“实验小说”正大行其道，我们绝不非议问题与文学意识甚至文学思维的革故鼎新，只是在“现代主义”横冲直撞的环境，现实主义当真一无是处了吗？路遥发出了一声呐喊：全世界并不是只适应长澳大利亚羊！
是的，起码读者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是在精英意识尚未完全铺陈开的八十年代末，还是指针指向了新世纪的当下，《平凡的世界》自始至终都像一座山峰一样巍然独立。
我们应该感谢叶咏梅女士，正是她让《平凡的世界》借助中国人民广播电台插上了翅膀而一飞冲天。
前述文学史对于“改革文学”的断代一般是以一九八五年为界限的，而《平凡的世界》最终完成于1988年，文学史家们以思维惯性自然而然地将《平凡的世界》划归为“改革文学”，也因此让该书成为了一个特殊存在。
从文学史的角度倒是不难理解如此界定，毕竟在《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中，整个文坛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作家们在创造手法上开始探究写作的内在感受，形式上追求语言与内心的直接沟通，总体说来，现代派的创作手法更像是作家把手交给了活跃的思维，让写作变得信马由缰。
由此比较下来，路遥穷数年之功所做得前期筹备，历经数年苦行僧一般的写作反而不受欢迎了。如果将《平凡得世界》归于“乡土”，它的主题太过沉重，归于“农村”，它偏偏倔强地向更广阔得天地张开了稚嫩的翅膀。划归“现实主义”或许是它的宿命和文学史家门的必然选择。单就我个人而言，文学史何尝不应该将其单章讲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