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开篇，张爱玲写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两个女人，说的是普通的男子，作家当然除外，何况是以无赖者自居、有过这样自白的太宰治。“我是无知骄傲的无赖汉，也是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伪装天才的欺诈师，过着奢华的生活，一缺钱就扬言自杀，惊吓乡下的亲人。像猫狗一样虐待贤淑的妻子，最后将她赶出”。于是有蜷川实花执导、小栗旬主演的电影《人间失格：太宰治和三个女人》。
太宰治的三个女人：一个是隐忍而勤恳的妻子，照料其日常起居；一个是浪漫而独立的情人，提供创作灵感；一个是青春而执着的粉丝，缝补残存梦境。是的，梦境，这几乎是太宰拥有的全部。甚至在39岁生日前夕自杀身亡、留下自己最看重的作品，却不愿再听到批评家的声音，也正是因为不愿从梦境中醒来吧。作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作家、一个穷困潦倒的酒徒、一个精力衰退的肺病患者，唯一不曾离弃他的，就是写出一部杰作的梦。就是在这样的梦境中，太宰以短暂的生命满足了三个女人的全部欲望。
电影着意突出了这一点：借助太宰，三个女人都获得了圆满。妻子收获了确证，“我最爱的始终是你呀，只是为了写出伟大的小说，才不得不离开家庭”，即使丈夫的才华为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所不齿，也依然相信丈夫是最有才华的人，从而为自己的付出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情人得到了孩子，其心情正如《斜阳》结尾的自白所言：“我认为我赢了。马利亚生下的虽然不是自己丈夫的孩子，可只要她觉得荣光，他们便是圣母与圣子”，“生下、养育恋人的孩子，即是我的道德革命的完成”，“我们会和旧道德永远抗争下去，就像太阳那样活下去”。粉丝拥有了来生，在她执拗的心里，只有一起死去，才是彻底拥有对方，并且能够在来生从一开始就在一起，不再错过最精彩的篇章。
太宰实在是最好的情人，以至于其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取悦别人。你爱我吗？好的，我会满足你的要求，以社会不容许的方式，热烈而笨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鲁迅说：“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太宰也不是，他没有自己的光，然而他擦拭爱人精神表面的尘垢，使她们发出太阳的光芒，并且沐浴在这光芒中，享受暂时的休憩。
人活着真是辛苦的事啊，太宰的故事之所以动人，不是源于才华，而是源于才华的不足。相比《人间失格》实际的成就，太宰为写出这部作品实际的付出，才更让人心折。为了实现成为伟大作家的梦，首先，就要告别家乡按部就班的人生公式，来到东京，做一个漂泊的文学青年。1924年，漂泊在北京而陷于饥寒交迫境地的沈从文，曾去寻求前辈作家郁达夫的帮助，后者随即写下《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为其指点惨淡的出路：
“像你这样一个白脸长身，一无依靠的文学青年，即使将面包和泪吃，勤勤恳恳的在大学窗下住它五六年，难道你拿毕业文凭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会下起珍珠白米的雨来的么？”“最上的上策，是去找一点事情干干”，然而做不到；其次是革命，去制造炸弹，“但是革命是不是同割枯草一样，用了你那裁纸的小刀，就可以革得成的呢？炸弹是不是可以用了你头发上的灰垢和半年不换的袜底里的腐泥来调合的呢？这些事情，你去问上帝去吧！我也不知道”；中策是回到故土，找回四五年不见的老母和小妹妹，抱头痛哭；再不济，可以应募当兵，“马上开赴前敌，打死在租界以外的中国地界，虽然不能说是为国效忠，也可以算得是为招你的那个同胞效了命，岂不是比饿死冻死在你那公寓的斗室里，好得多么？”；当兵不成，只好偷窃，“做贼，做贼，不错，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叫你去偷窃呀！”
沈从文还没有沦落到做贼的地步，太宰却已冲破顾虑亲自实践了。他曾将此事写入小说《维庸之妻》：为了让妻子和孩子能过个好年，竟然抢走常去光顾的黑市酒馆的五千元钱，然而却又跑去京桥的酒吧，将钱塞给店里的女招待，并且买礼物、开派对，把钱胡乱地花掉了，只好任由妻子被扣押在酒馆做女招待。
事实上，郁达夫的上述计策，太宰都曾一一实行。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反抗了社会，却陷入并非独异的循环。在自传性的小说《人间失格》中，主人公叶藏从学校退学，也去投身革命，并且表现出积极的面貌。“换言之，比起那活动本身追求的目的来，其外壳更加适合我”。诚如所言，比起实际的革命目标，情感满足才是文学青年的真正需求，他们不是天然的革命者。
换言之，要实现成为伟大作家的梦，其次，就是要在社会的边界，用自己的生命去冲击文学的极限。太宰曾说：“最好抛弃‘艺术性’这个暧昧不清的装饰观念。生活不是艺术。大自然也不是艺术。说得更极端点，小说也不是艺术。我曾耳闻一种说法：若试图把小说视为艺术，结果只会孕育出小说的堕落。我自己也支持这种论调。创作当中最需努力的，就是‘力求正确’。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要主观！建议你抱持强烈的主观。秉持单纯的目光”。
电影里，面对少年三岛由纪夫的质疑，太宰使劲掐住自己的脖子，寻求濒死的体验，并且荣耀于自己舍弃生命的勇气。三岛愤怒了，这只是一场闹剧，难道文学就是比赛谁憋气的时间更久吗？然而“修辞立其诚”，毕竟永远是一种诱惑。太宰是以颓废的艺术自许的作家，颓废的艺术来自颓废的人生态度。然而什么是颓废？就是这样反抗社会的姿态、小丑一样的言行吗？事实并非如此。颓废，意味着即使在力量不足之际，也要坚持人与人之间的绝对信任，“秉持单纯的目光”，无怨尤地将自己托付给命运的力量。
在电影里，我们看到太宰疲于奔命，成为女人们收获幸福的工具，这也许是因为，并非太宰粉丝的女性导演，站在女性的立场，因而只看到太宰颓废的表面吧。男人之间在酒桌上的弹冠相庆，仿佛永无了局的闹剧，只让人看到虚弱，感到烦腻。然而太宰并非没有更内在的追求，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绝对的信任。事实上，在他的文学中，也是有过朝气的，那时的他，也一定以为自己就是太阳吧。在改编自古代传说的童话《快跑，梅洛斯！》中，太宰写道：“朋友间的信任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自豪的宝物啊！”自己的生命、他人的生命，都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是受到信赖的”，我要为了它而全力奔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太宰身边的男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于是他为了女人而全力奔跑，拼尽全部力气。
以传记的形式讲述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张爱玲其实已经捕捉到了最核心的结构。青春是要褪色的，无论红色还是白色。然而太宰说：还有蓝色呀，那是天空的颜色。如果在褪色之前死去，就可以讲出第三种故事。于是他的告别就并非对人世的反抗，而是对别样精神的皈依。对他来说，一个文学青年，怎么可以活到四十岁呢？钱玄同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然而也平平淡淡地活下去了。以至于鲁迅为他写道：“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太宰是不会遭到他喜爱的鲁迅这样的批评的，所以他也拥有我们更多的喜爱。
在电影的结尾，自在俯仰于小河中的太宰，终于还是睁开了眼睛，如此迷茫，不得解脱，这实在有些残忍。他曾经写道：“聪明乖巧的孩子固然聪明乖巧很可爱，可是不聪明又爱捣蛋的孩子更加惹人怜惜”，不知这是否就是罗大佑《你的样子》里那句“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的原型。我幻想着，如果我们对太宰本人也能更怜惜一些——即使这样会显得俗气——画面也许可以收束于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而且就配上罗大佑的《你的样子》，以结束他全力奔跑，却行之不远的一生：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文 | 北大獾 编辑 | 陈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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