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有边敌之忧，内有萧墙之乱。末期的明朝就像是一个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的沧桑老者，明明再也没有能力接受任何的打击和伤害，却偏偏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之上，风雨飘摇。明朝末年，天灾人祸接连而至，统治者和百姓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发生在明末天启与崇祯年间乃至清初时期。

在明末时期，起义军刚开始起义时并未得到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崇祯皇帝的足够重视，他的关注点仍然牢牢地停留在对外的边防问题上。我们回顾当时百姓的生活情况不难发现起义军进行起义也只是为生活所迫。陕北土地一向比较贫瘠，生产也相对落后，而其徭役、赋税却很沉重，在接连遇上饥荒后，农民迫不得已率先起义。所以如果当时的政府意识到其的产生不过是因为农民无以为生的现实状况，对农民加以赈济，内乱未必会起。

一、迫于生计终起义

在当时明末起义军队并没有出现的时候，陕西境内就已经暗暗有了一定的，潜藏起来的兵变势力。该地本就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地，是一道明朝抵御外来者的一道屏障。但是由于政府的财力没有办法支持当时的军饷发放，就给当时的明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炸弹。而引爆之日也就近在眼前、迫在眉睫。

当时有官员上言“延饷积欠，相因自天启元年以前至天启七年，共欠一百五十余万，致使各路军饷积欠至二十七个月。千里荒沙，数万饥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盈庭腾诉，麾之不去。”这就足以表明这个隐患之巨大或许会是压垮明王朝的一根致命的稻草。

崇祯元年，起义之势展露头脚之时，主要是以饥民为主的。当时的自然灾害频发，饥民没有办法果腹，乃至到了易子而食的悲惨地步，无奈之下，百姓纷纷选择起义只求在乱世中探寻出一条生的道路。试想，一些普通老百姓，他们未必在意到底是谁来统治他们。他们简单的生活所盼望的或许只是饿了有饭可吃、冷了有衣可穿、有一个屋顶可以遮风避雨如此而已。而古语有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一个正确的王朝统治之下，当他们的正常生存需求被保证的时候，他们自然感恩戴德；而到了无以为生之时，他们也是不得不反。

崇祯二年之时，勤王兵哗乱，联合了饥民，占据山头，起义渐渐有了主导的力量，饥饿的百姓或许没有能力掀起狂风巨浪，但是有了勤王的力量可就不可同日而语。而同时我们不能忘了前面提到的因朝廷长期未能按时发放军饷而叛变的兵士也自发加入了其中，起义军逐渐有了一定的规模。

二、平定起义军

（一）、无奈受命往陕西

同时也是在崇祯二年，明朝政府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正式采取手段，找寻合适的人选前往陕西，期望快速平定内乱。那么，之前面对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百姓时没有太大作为的崇祯皇帝在平定起义军这件事情上，最初却选择持有以安抚为主的态度，目的究竟在于怜惜自己的百姓，还是考虑时局的审时度势就值得人好好思考了。

作为最高统治者，崇祯皇帝自然不会亲自制定具体的措施，他定然会需要一个合适的代理人。第一位崇祯皇帝的代理人杨鹤是被“赶鸭子上架”任命为陕西三边总督，当时的陕西境内，流寇猖獗，政治、军事、文化都乱了套。“因陕西流寇猖獗，又兼固镇兵哗，讹传前任武总督服毒自缢，京师哄然。悬缺数月，无人敢往，吏部会推到鹤。蒙圣上昭对平台，面赐简用。鹤恐迹涉规避，不敢固辞。”足以可见，杨鹤着实是在危局之下没有人愿意前往陕西，而被迫接下这样的“烫手山芋”无奈的选择。

（二）、观局势度帝心选安抚

杨鹤文官出身，对平寇平乱之事自然不会有太多的经验，甚至可以直接说是没有经验，当时崇祯皇帝平台对之时，问其平寇方略，杨鹤甚至并没有能够提出具体的策略，所以他对于此事也只能慢慢摸索。而又正因为他的文官出身，对当时的局势的分析，自然而然的是文人的视角。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元气已伤，如今的当务之急是重新培养元气。试想一个年过古稀的老者，郎中会开出猛药渴望他一瞬就好，还是给予补药慢慢温补。

历史证明，杨鹤选择了后者，他希望寻求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来平定起义军带来的祸乱。“谓救乱之道，必为百年之计，后可保数年，为数年之计，后可保终岁”他认为，当今之世，为救乱之世，而救乱必不能图一时之快。这时候，他和崇祯皇帝的矛盾也就渐渐浮出水面了。崇祯帝只求“速图殄灭，永图宁谧”的本意而杨鹤纵观当时明朝的局面，认为不可操之过急。

当时在陕西起义军已经有了足够的规模，杨鹤的儿子也曾经提出：“臣未任以前，业已蔓延猖獗。”而又因京师戒严，陕西各边兵奉诏勤王，使得四镇缺额遍布。而朝廷并没有及时补缺。杨鹤可能是清楚地意识到，面对已经有了规模的起义军他没有信心可以以足够的能力凭借兵力镇压，这样的客观因素导致他对于起义军以安抚为主的心理在不断地坚定。

崇祯三年五月，杨鹤上疏请求：“今陕西三边大将尽赴勤王，四镇无处不缺。”当时的外患已导致当局政府没有了足够的兵力来对起义军进行围剿，这从很大的程度上坚定了杨鹤主安抚的决心。而当时崇祯皇帝也对其表示了极大的支持，这也在最大的程度上坚定了杨鹤的信心。杨鹤认为要以相对平和、和缓的方式处理国家内政的想法符合了当时崇祯皇帝的心理。

回顾当时的局面，内忧外患都深深威胁着崇祯帝的统治，外有辽东虎视眈眈，内有农民揭竿而起，而同时国家内部，军备废弛，财政枯竭，内政混乱。如若起兵镇压，当时的朝廷未必有足够的能力维持这样的耗费。所以当时的崇祯皇帝比任何人都希望可以不用花费太多的兵力、财力就能够彻底化解了这场农民所带来的危机，但是我们都不能忘记他们两者在耗费时间上的潜在矛盾。

杨鹤之所以敢于在陕西大力对于起义军施行以安抚为主的手段是因为崇祯皇帝的大力支持，当时他聪明的发现自己的想法和崇祯皇帝的一些心思不谋而合。他的很多具体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牢牢地小心翼翼揣度着圣意，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不过是为崇祯皇帝具体践行政治主张。

（三）、具体摸索抚百姓

杨鹤提出了一系列的各种尝试，比如他认为陕西地区的流寇，多是因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才不得已加入了起义军，于是他提出招抚之后，让陕西贫瘠地区的饥民去更加富庶的地方生活。可是，当时的各地官员怎么会愿意流寇来到自己的境内给自己的从政生涯带来危机呢？他们惧怕于起义的势力蔓延到自己管辖的区域，从而自己需要承担巨大的危险。于是上书道:“欲设法解散饥民，曾有移民就食之说，乃秦中士庶恐引贼入室，未救延安之饥，先酿西风之乱，臣又不敢复言。”所以杨鹤的这个思路尚未得到实施进行尝试就被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这个措施没有办法得以实施，杨鹤随即又提出了利用蠲赈的办法给予被招抚的饥民有牛种的机会。我们知道最初的崇祯皇帝是对于杨鹤表达了极大的支持的，他当时立即命令吴甡以十万赈济陕西，对那里饥饿的百姓进行安抚。但是面对庞大的饥饿百姓时，十万这个数目真的只是杯水车薪而已。藩王以下也很配合筹集了五万金加上吴甡的十万金，栗米二万石所可以赈济的人不过是极少的一部分如此而已。

“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岂可只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果足乎？不则当早沛恩膏，虽内蠲不宜惜也。余时初等朝，李谈及世事就太息曰：贼初起得十万金变可济，吾争之经年，始见从今贼势已十倍于前，非三十万石不可。主上以国用匮乏慎填金钱，虽下手诏命耑使，所亏至此，如以杯水车薪。”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很明确地表明了到达崇祯四年的时候饥民已经远远超出了崇祯皇帝的预期，而面对三倍于初期的流寇，那点微博的赈济金无疑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而反观当时的明朝现状，根本就没有庞大的财力作为底气来支撑这样的安抚行为。

杨鹤却仿若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不断地上书请求崇祯皇帝的财力支持。而明朝廷迟迟没有给他回应，以至于出现了失败的端倪。其实并不是百姓不愿意安心地在家务农，过简单的生活，而是政府并没有彻底地进行蠲赈政策，保证这些百姓的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如若最根本的生存需求尚不能被满足，那么谈何其他呢？

（四）、失帝心缺赈济安抚终败

而到了最后，杨鹤的招抚策略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崇祯皇帝的不再大力支持。崇祯皇帝自始至终的目的只是快速荡平内乱，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当然也要应对当时的国家实际情况，尽量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平乱。所以杨鹤在最初的时候得到了崇祯帝很大的肯定，而他提出的安抚政策与崇祯帝的求快心理在根本上是相互矛盾的。崇祯皇帝在初期对杨鹤给予了相当大的信任，他并没有意识到，以安抚为主的会带来的承重代价。他当时认为解决问题并不会需要持续的财力和兵力的支持，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杨鹤一次次上书请求政府给予支援后，矛盾终于爆发了。

而在崇祯皇帝于九月二十三日下令逮捕杨鹤，并大加指责其“大负委任”之时宣告着第一次安抚彻底的失败。而杨鹤在后期也发出了感叹表示：“自己在塘报中问剿抚兼行，本是仰遵明旨，相机行事，并未偏主抚，又因皇上有言，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因此认为仰窥圣意，认为崇祯帝不嗜杀人，并见崇祯帝发䋈金命吴甡赈济，因此才会招抚神一魁是奉行崇祯之德意。”但是即使他后期怎么为自己开脱，崇祯皇帝仍然觉得就是因为杨鹤选择以安抚的手段导致了平定起义军的失败。

三、结语

对于崇祯皇帝来说，安抚只是一种手段，他的目的从来都不是因为“流贼原是中原赤子”而不忍下手，作为当时明朝最高统治者的他，目的一直都在于他的统治。

安抚手段仅仅只是他迫于无奈的权宜之计。而后崇祯皇帝面对陕西局势不断更换主事官，急于求成。在对于起义军到底是以安抚还是剿灭的态度上，崇祯皇帝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没有表示出明确的态度。他没有坚定地站在以安抚为主或者以剿灭为主的阵营，所以这又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位帝王的心理一直都是迫切地希望能够快速地平定起义军，具体是哪种手段，在于崇祯皇帝的心理并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