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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自萧冬连所著
《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由舒生综合整理，并加标题
文革与改革：
镜鉴过去，展望未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肯定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他要清理的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大批人，一个阶层，一个派别，要改造整个党；“文革”也是一场社会大实验，在这一点上与“大跃进”一脉相承，只是路径不同，“大跃进”以经济为进路；“文革”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文革”以反修防修相号召，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反对，中共高层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阻止“文革”发生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它带有鲜明个人色彩，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文革”绝不是一个人的运动。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来已久。一般把林彪、康生视为造神运动的魁首，这不错，但更应把个人崇拜看成一种政治文化生态，所有人包括刘少奇都为此做出了“贡献”。远的不说，在庐山会议上，领导者们即便内心赞成彭德怀的看法，却都把维护毛泽东的形象和权威看成头等大事，表示对毛泽东要绝对忠诚，甚至于“驯服”，决不“犯上”“反水”。过去生死与共的战友越来越像君臣。
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史无前例”，就在于它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起来造反。有人估计，全国参与组织性活动的人，有上亿之众。所有人都以不同方式卷入了运动。
如此多的民众带着宗教式狂热投身于运动，反映出群众对官僚特权化的不满和对革命新社会制度充满幻想，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的主流是“奉命造反”而不是“趁机造反”。文化大革命这场以理想主义为标榜的政治运动异化为三个东西，一是普遍的暴力，一是持续的派系斗争和动乱，一是诡谲的党内权力斗争，使“文革”的解释体系漏洞百出，催生了人们的思想觉醒，“文革”培养了反“文革”力量。
“文革”带来的后果有两个：一是伤人太多，把所有阶层，特别是过去的既得利益阶层都伤害了，谁都不愿意再回到“文革”；二是老百姓生活太苦了，民生问题已成为很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的反思。
推动中国走向改革开放道路的主要有三种力量，一是重新出山的老干部。从希望摆脱“文革”噩梦这点上看，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这一点很重要，如果党内没有基本的改革共识，改革就很难推动。当然不是所有老干部都始终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产生了持续的争论。但从中央到省市、到地县，各级领导层确实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领导人。第二种力量是知识分子。1980年代，知识分子都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历次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的创伤，更主要的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目标激起了知识界的热情。还有一个改革力量来自基层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在农民很难说认识到他们选择包产到户与一场改革有什么关系，但是农民的选择确实成就了中国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走这么远，有一个大背景，就是它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进行的。开放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又推动了改革。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在引进外部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引进了新的观念、规则和制度。当然，中国决策始终坚持了自主选择的原则，也没有接受任何“一揽子”方案，不是依据某种理论逻辑而诉诸“试错”式改革。
邓小平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抛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抛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他提出，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最近30年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也是适应时代趋势的，150年来，第一次把中国带上了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现今的中国无疑是民族复兴最有希望的一个时期。
然而，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尚未完结，中国的发展再次面临严峻挑战。人们描述了中国问题的种种表征，作者以为有两种挑战是根本性的。一种挑战是公权力私有化。权力集中于少数人，特别是第一书记，形成了没有监督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权力腐败就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那么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另一种挑战是商业原则对社会的全面渗透。资本的贪婪与权力的贪婪无高下之分，都基于人性的贪婪，没有规则的市场只会充斥骗局和掠夺，这种规制只能由市场之外即法律秩序来提供。人们不能只生活在理想或幻想之中，但生活中不能没有理想。一个价值空洞化的国家不可能成长为真正的现代强国。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中国必须坚持搞市场经济，绝不能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计划经济。市场化改革必须深化，但市场化必须与社会公正同行，不能以目标的正当性为过程的非公正性做辩护，不能将改革变成权贵和强势集团掠夺财富的饕餮盛宴，导致贫富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国必须逐步实现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中国不能丢弃自己的优势，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正在于它吸纳优秀文明成果的包容性，有不断改革的能力和自我调适的空间。中国未来之路应当警惕任何一种理性自负的陷阱，如果能避免拉美一些国家总是在“两个鸡蛋上跳舞”，避免中东一些国家出现的转型乱局，那是中国之幸，百姓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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