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本只是一个地理名词，由东、西普鲁士两部分组成。最初，普鲁士之地是13世纪由德意志人组织的条顿骑士团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而来，后来通过一系列战争以维斯瓦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维斯瓦河以西的部分被波兰王国合并，称为西普鲁士，维斯瓦河以东的部分由霍享索伦王朝所控制，保留着独立的状态，称为东普鲁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勃兰登堡－普鲁士。
勃兰登堡－普鲁士位于欧洲的中部，是三十年战争中德皇与瑞典争夺的主要战场，因此也是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在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继位之时，勃兰登堡己到处充满了荒凉、饥饿。
一、腓特烈大帝之前的普鲁士专制王权的发展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也让大选候倍感失望，他一直渴望得到的至关重要的易北河和奥得河出海口地区仍然被瑞典人控制。面对以英、法等为首的强国对欧洲土地与霸权的争夺，激发了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对权力的渴望，并声称一定会把勃兰登堡－普鲁士打造为强权国家。这种强权道路在德意志四分五裂的状态下，不是靠生产力的提高，民族融合来推动，而是军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选帝侯腓特烈·威廉就建立了一直宣誓效忠选帝侯的常备军，军队作为后盾，不仅满足了扩张领土、对外战争的需要，在国内也是制衡大地产主的有效工具。建设一支常备军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但是当时的勃兰登堡－普鲁士的经济来源主要掌握在大地产主手中，他们不仅享有很多特权特别是可以免缴国税，而且还控制着粮食贸易权，随着其地产的增加，最终邦国的收入变得越来越少。
在政治上，这些容克又利用邦国议会限制选帝侯的权力。而农奴制的扩大，使得自由民的数量不断减少，常备军的军源更加稀缺，这种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矛盾严重影响普鲁士邦国发展与地位。在腓特烈·威廉上台之后，逐步限制继而废除了大地产主的一些经济特权，在1653年大选帝侯与容克贵族之间达成了勃兰登堡邦议会协定，承认了再版农奴制的合法化，承认容克享有的大部分免税特权以及作为法庭和地方治安机关主人的世袭特权，而容克贵族同意大选候建立一支常备军，大选候为最髙统帅，为了获得财政上的支持，大选候可以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征收军事税。容克贵族阶级通过这个协定成为了大选帝侯统治的阶级基础。有了容克阶级的支持，以常备军为后盾，在腓特烈·威廉的带领下，勃兰登堡－普鲁士走上绝对主义王权道路。
腓特烈三世在1688年继任了勃兰登堡选帝侯。他利用勃兰登堡邦国处于欧洲东西交通枢纽的地位及西班牙王位战争爆发的机会，通过外交手段获得了国王的封号。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波德一世虽然不愿意帝国内再出现一个新教王国，但他更不希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失去一位强大的盟友。最终选帝侯腓特烈三世选择支持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作为回报皇帝授予他“国王”的封号。
1701年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举行加冕典礼，并改称腓特烈一世，普鲁士王国自此正式成立。腓特烈一世在位时期继承了选帝侯腓特烈·威廉的道路，建立了专制主义国家，但在位期间政绩平平，铺张浪费，去世时给留下了高达两千万塔勒的债务。到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普鲁士王国的君主集权制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他把自己称作“国家之父”，实行一种家长制的统治，国家的一切大小事务均由这位“父亲”安排做主，国王自己参加政府，担任总司令和财政大臣等职，并亲自审查国家预算开支，接见所有官员、将领及训练士兵。他的这些举动看似国王非常的勤奋，实则是加强君主专制的手段。
1640-1740年是普鲁士绝对主义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为发达、军事实力最为雄厚的邦国里，分为四个等级即君主、容克贵族、市民阶级和平民。其中国王在这个邦国中享有无限的权威，是国家政策的主要推行者。他们常常自称自己是“国家的公仆”，把自己定义在道义的制高点上，但臣民却又必须绝对服从这位“公仆”，任由摆布，君主个人的喜好标准几乎决定性的影响着王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政策。
综上，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普鲁士，国家政策的推行很大程度上受君主和容克阶层的影响，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市民阶层与平民几乎没有发言权。文化政策的推行亦是如此，由于贵族资源的有限，普鲁士的文化活动大都由统治者率先发起，历任普鲁士君主的偏好直接影响普鲁士文化发展的深度与广度。
二、腓特烈大帝之前普鲁士的文化政策
1701年至1740年，普鲁士由一个公国上升为一个王国，在欧洲大陆所扮演的政治角色越来越凸显，而在社会文化方面却显得捉襟见肘，与新教各邦如萨克森和汉诺威相比，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发展要落后得多，这与普鲁士前两任看主实行漠视压制文化的政策息息相关。当时，欧洲各宫廷戏谑腓特烈一世为“路易十四的大猩猩”，而腓特烈·威廉一世则是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素养、暴躁易怒的乡巴佬。
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他虽然对文化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但也资助过文艺与科学活动，在促进普鲁士文化现代化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在1694年批准成立哈勒大学，并聘请著名的法学家和哲学家托马修斯来校授课，他是德意志第一个用德语授课的大学教授，也是第一个以德语为媒介编辑出版学术刊物的主编。
在当时的德意志，一切学术活动都是采用拉丁文，广大民众被排除在学术活动以外。而托马修斯决心打破这种局面，他认为每个人的理性都应得到启蒙，来掌握知识、认识真理。他在哈勒大学任教34年，将哈勒大学改造成“德意志兰的精神中心”，他本人也被称为德国的“启蒙运动之父”，并将这些影响带给了普鲁士。
腓特烈一世在位时期与新教中的虔敬派结盟，提倡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他积极支持虔敬派神学家兼教育家弗兰克，后者先后建立了穷人中学、贵族子弟学校、高级女子中学以及工商业教育机构，从而为普鲁士培养了大批实用型人才。在1696年国王批准成立了国家艺术学院，后来改为柏林科学院，莱布尼茨担任首任院长，但是柏林科学院后期发展主要靠皇后索菲亚·夏洛苔的支持。腓特烈一世作为一位务实的君主，对文化艺术的关注并没有多大的热情，所以在位期间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果。
在1713年，腓特烈·威廉一世继位，他是霍享索伦王朝中最粗鲁，常遭诋毁的君主之一。他与其父亲不同，是一位冷静、节俭、务实的国王。对他来说，判断任何一项经济或者政治活动的标准就在于其对促进军事国家的意义的大小。在其统治的二十七年，只知道义务、工作，特别是练兵，因此获得“军人国王”的称号。
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期间，全国平均每年大约700万塔勒的收入，其中对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投入是微乎其微，对他来说，科学是“空泛的公式废物”和“无谓的咬文嚼字”。当时的大哲学家和科学家莱布尼茨在他眼中竟是一个毫无用处的人，理由是他连站岗都不会。如果说腓特烈一世在位时期采取忽视文化的政策，那么腓特烈·威廉一世则是压制文化的政策。
在腓特烈一世时期存在的宫廷乐团在腓特烈·威廉一世上台后便被解散，歌剧演出活动也销声匿迹，对此柏尼曾提道：“自腓特烈一世1713年至1724年逝世间，没有一部歌剧在首都表演过”，大部分宫廷艺术家都被解雇。他当初同意拨给柏林图书馆捐赠的置书费，在1734年仅有4个塔勒，1735年只有5个塔勒，一时传为笑柄。1723年他在罗马奥德斯卡奇宫获得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贝洛里教士和基吉等人收藏的古典文物及32件著名的古代文物卖给了奥古斯都二世，只是为换来一群高个子的萨克森士兵。为了他的尊严，对文学人物他什么都不在乎，还以杖刑相威胁，强迫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在他面前进行滑稽的舌战，甚至流放了著名的哲学家克里斯提安·沃尔夫。
总结
在专制主义的普鲁士，由于贵族资源的有限，文化活动大都由统治者发起，君主个人对文化的偏好严重影响着普鲁士文化的发展。普鲁士的前两任君主对文化艺术持冷漠压制政策，工作重心都放在了政治、军队上，文化的发展非常缓慢。虽然柏林科学院早在1700年就已经正式成立，当时大科学莱布尼茨担任院长，在初期还有一定的成就，但由于缺乏皇室的支持，逐步走向衰落。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柏林科学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境况直到腓特烈大帝继位之后才有所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