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马匹大概用于驾车；至少在军事史上，战车比武装骑手出现早得多。”——恩格斯《骑兵》。
恩格斯总结的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我国古代历史。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我们介绍了中国的马车，图解了车辆细节并探讨了马车中西方起源的争议。现在，笔者想要通过屈原的《国殇》中描绘的激烈而悲壮的战斗场面，浅析先秦时期军容和车战的运用。
在实物考古中，我们不但找到了记录当时的车马、甲胄和武备的竹简以及武备实物（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墓葬出土），更发掘了大量实物车辆（安阳殷墟，山东郊县，洛阳中州路等地均有出土），综合来看，我们可以确认当时的主要战车形态为：独辕，两轮，长方形车厢，长毂，车前驾双马或者四马（中间两匹为服马，左右两侧的为骖马），一乘车大约宽3米。
战国时期的战车复原图，刘永华先生作
一．谁在车上？
与现代战争不同的是，由于战车造价昂贵，花费巨大，只有贵族阶级才有使用权（战车的数量是衡量国力的重要指标），也就是说，车上的战士大多属于贵族出身，最差也是“禄足以代其耕”的士。每逢战事，特权阶级装备齐全地站在车上，而“徒兵”们拿着简陋的武器跟在车后直接肉搏。《诗经》里说“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里的君子、小人就是分别指车上的贵族和车下的徒兵。一车之后的“徒兵”数量一般在十名左右(《禹鼎》铭中有“戎车百乘，斯骏二百，徒千”的记载，算出来正好是一车十徒，但这个比例在不同时代会有一些变化)。可以想象得出来，相对于车与马的力量，徒兵们对于战争结果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决定战斗胜负的主要就是车战。
二．车上几人？
从战车出土的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乘战车有三名乘员，对于指挥车而言，左为主将，负责击鼓指挥和辅助作战；右为“戎右”，负责射箭和进攻；在主将和戎右的中间是“御者”，站在整队车辕的正中位置，负责御马驾车，保证车辆的平衡以及控制服马和骖马。普通的战车上也有三人，站立位置跟指挥车差不多，只是把主将换成了一名战斗人员——车左。由于士兵“射”和“御”的水平对于战局非常重要，所以直到孔子时代，“士”必修的六艺中依然包括射和御。
秦兵马俑·御者俑
战车车体笨重，宽3米左右，驾上马后长度也有3米左右，意味着整个战车占地至少9平方米，当时弓箭射程有限，所以车队无法形成纵深，只好一字排开（不然后面士兵射箭容易把前车士兵误伤…）,最多只能摆两排，且后排战车都列于前排两车之间，全部错开，此其一；
仅靠马缰控制四匹马，驾驭困难（非专业人士无法胜任），不但车重，3个成年男子和装备的重量也不轻，所以难以临时更换车阵队形，更无法灵活转向，此其二；
双方冲锋不能正面攻击，因为就算彼此马头已经撞上，两方士兵的距离也有大约4米，而出土的长兵器（戈、戟等）平均长度只有3米出头，也就是说想要直接互捅是不可能的，够不到，此其三；
错毂（即两个车子擦身而过）格斗，双方都从彼此的侧前方冲过来，考虑到两车之间的距离（太近的话，车毂会彼此碰撞或者伸进敌方车轮导致翻车），以及车毂本身的长度，刀剑等短武器根本无法造成有效伤害（同样够不到），只能靠长武器击杀，此其四。
车战示意图，杨泓先生作
操吴戈兮披犀甲，（战士手拿吴国的戈（一说盾牌），身披犀牛皮的铠甲）
车错毂兮短兵接。（双方车毂交错，互相攻击）
旌蔽日兮敌若云，（战旗遮天蔽日，敌人如云连绵）
矢交坠兮士争先。（箭如雨下，无人落后）
凌余阵兮躐余行，（阵型渐渐被冲乱了）
左骖殪兮右刃伤。（左马已死右马伤）
……
带长剑兮挟秦弓，(带着长剑，握着秦国制造的良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身首异处依然不改其心)
……
简单来说，战斗开始了，双方先用弓箭进行远距离对射，等冲到跟前了进行错毂格斗，直到车毁马伤，仍然要弃车死战，短兵相接（当然这时候已经基本战败了）。
从屈原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战士们勇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气概。那么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有着什么样的背景？当时的士兵们在战斗中如何保护自己》我们将在下一篇中继续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