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问了张爱萍一个问题，不料老将军勃然大怒，一番话振聋发聩！

1929年，张爱萍受组织调遣去上海担任闸北区区委委员、副书记，开始搞地下工作。

当时上海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在反动派和外国巡捕的高压之下，不少意志不坚定的人都做了叛徒，地下党组织也因此经常受到破坏。

张爱萍在上海几个月的时间里，就两次遭到反动派和外国巡捕的逮捕，在牢里吃了不少苦头。

但年轻的张爱萍保持革命气节，啥都不肯说，硬是熬到被放出来。可是才几个月就被抓了两次，他在上海明显是没法待了。1929年年底，张爱萍加入了工农红军，开始从政工转向军事工作。

加入红军后的张爱萍，很快就展现出了他卓越的军事天赋，以及他敢拼敢杀善打硬仗的风格。他在红14军1师从小队长开始做起，打了老虎庄、泰州两场硬仗之后，先后升任中队长、大队长、政治指导员。

可惜后来张爱萍因为打仗冲的太猛，不小心在战斗中伤了左臂，伤愈后被调到中央苏区，又回到了他的政工老本行。

只不过那个年代反动派活动猖獗，动不动就围剿中央苏区。张爱萍虽然以搞政工为主，真打起仗来，一样端着枪上战场。

有意思的是这段时间的张爱萍，不但参加了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同时还在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

真是一手拿着笔，一手端着枪！文的武的一起上。

张爱萍这么能文能武，中央自然也不会埋没他这个人才。

长征期间张爱萍先后担任红3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第11团、第13团政委，一路上率部攻坚断后，专打硬仗苦仗，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25000里的艰难跋涉到达陕北之后，张爱萍也受到了中央的重视。

1935年11月，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原红十五军团直属的骑兵团，被调离编制，编入中央军委直属，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骑兵第一团”。

这个新成立的骑兵团的政委和代团长，就是张爱萍。

骑兵团虽然只是一个团的建制，却是受中央军委、甚至毛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张爱萍的这个政委、代团长，分量可想而知！

骑兵团被改编之后不久的直罗镇战役中，张爱萍率领的骑兵团就是由毛主席直接指挥，在直罗镇至合水之间穿插警戒，侦查敌情，为打赢这场战役出了不少力。

脾气火爆的将军

张爱萍在担任骑兵团政委、代团长之后，虽然之前没有带过骑兵的经验，但好在他不但能读书认字儿，还十分善于学习，经过一番苦练之后，不但很快自己骑战技术非常精湛，骑兵战术也运用的十分精湛。

1936年2月，张爱萍先后率部参与了东征山西、西征陕甘宁的两次战役，并立下了不少功劳。

打了胜仗的张爱萍万万没想到，他们打败了凶名赫赫的马家军，竟然会在瓦窑堡被马匪设伏袭击！这一仗由于骑兵团准备不足，被马匪打了一个冷不防，造成了很大伤亡。

前面说过了，当时骑兵团可是中央军委甚至毛主席亲自调遣的直属部队，算是王牌中的王牌！带着这样的部队打了败仗，造成的不良影响比普通部队要大不少，要受到的处分肯定也会更重一些。

然而当时的骑兵团上至张爱萍，下到普通士兵，心里也都窝着一肚子火，觉得这场败仗打的太过冤枉。

偏偏这个时候上级又很生气，要开会让张爱萍做检讨。结果一肚子火气的张爱萍，跟主持会议的人一言不合就大吵了一架，甚至连袖子都撸起来了。

张爱萍这一发火不要紧，整件事情的性质就更恶劣了；打了败仗还不肯承认错误，这还了得？于是张爱萍很快就被免去了职务，要求他做深刻的自我反省。

张爱萍是个倔脾气，坚持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要杀头，老子伸着脖子在这里等！”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出马找他谈话，毛主席看他当时还是一副气呼呼的样子，就问他：“怎么？还是不服气？”

张爱萍其实心里也知道，打了败仗自己是负有责任，只不过一时半会儿心里转不过弯儿，依然嘴硬地回答说：“没有，我接受处罚！”

毛主席知道他心里还没转过弯，故意逗他说：“接受处罚？你不是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张爱萍听毛主席揭了他的“老底”，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毛主席见他这个样子，也明白他知道错了，趁势开导他说：“战场上是没有长胜的将军，可是错了我们要知道改！”经过毛主席一番劝解，张爱萍转过了弯子，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随后在主席的介绍下，张爱萍于1936年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

当时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张爱萍，闻讯之后怒火中烧，和同学们一起给学校和总政治部写信请战，要求暂停学习去前线打鬼子。

毛主席知道抗日军政大学有些学员不安心学习，不少人写信要求到前线去的消息之后，特意抽空到抗日军政大学对学员们发表讲话。

在讲话中，主席肯定了学员们积极抗日的热情。同时告诉他们，总政治部确实打算选一批人到抗日前线去。张爱萍听到这个消息，顿时就兴奋了起来，满以为自己有机会可以大展拳脚了。可随后毛主席就告诉他们，上战场打鬼子是非常重要，可是办大学宣传抗日精神，培养抗日人才同样也重要！所以要留一部分人下来，在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

紧接着毛主席就出其不意地宣布：凡是写信要求上战场的，全部留下当教员，没有写过请战信的，才可以分配到前线部队去。

张爱萍一不小心“弄巧成拙”，被留在了抗日军政大学当教员没去成前线，吃了个大“亏”。从此再不敢胡乱请战，老老实实的在抗大当教员，自己读了不少军事理论书籍的同时，也为抗大培养了不少人才。

中央领导看他的性子沉了下来，这决定调他去上海干另一个“老本行”——搞地下工作。

张爱萍虽然对上海挺熟悉，也有过搞地下工作的经验，可他心心念念的始终是正面战场，不愿意去搞地下工作。为这，毛主席又亲自找他谈话，并答应让他自己挑几个人一起去，张爱萍才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张爱萍从延安出发途径上海时途径西安，当时周恩来正跟老蒋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张爱萍因此受总部要求，换上了新军装，还被授予了上校军衔。

不久之后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形势吃紧，张爱萍到达上海之后，就立刻开始着手开办游击培训班，并根据上海的地形特地制定了游击方案。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当时担任省军委书记的张爱萍，对跟他搭档的浙江省委书记刘晓说：“是不是先派吴仲超一人到浙江，我仍撤到上海郊区组织游击战？”

但当时刘晓接到中央的命令，是让他和张爱萍、吴仲超等人一起去南京接受新任务，他当然没法同意张爱萍的提议。张爱萍只能跟着刘晓、吴仲超等人一起去了南京。

等他们到了南京的时候，南京城内已经一片混乱，不少国民党部队不战而逃，留下了很多枪支弹药。

张爱萍看到那些被遗弃的枪支弹药，眼里简直要冒火，无论如何也不肯再走了。

他对随行的陈家康和吴仲超说：“把这些枪收集起来我们打游击！老陈辛苦一趟去武汉，将这里的现状和我们的设想，向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汇报并请示。”

张爱萍坚持如此，谁劝都没有用，大家只好按他的说的，吴仲超留下跟他一起收集枪支弹药准备打游击，陈家康去武汉向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报告情况。

陈家康走后，张爱萍兴致勃勃地和吴仲超开始收集枪支弹药，布置人手准备打游击。可不久之后陈家康就从武汉打来电话，转达了中共代表团严令他们撤离的命令，不许讨价还价。

张爱萍浙江的“游击梦”彻底破碎，只好服从命令去了武汉。

到武汉之后，张爱萍被分配到参谋处担任少将参谋，而他的参谋长就是叶剑英。

在武汉八路军做了几个月的统战工作之后，张爱萍终于如愿以偿，受毛主席指派和彭雪枫一起到豫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张爱萍到达豫东地区之后大展拳脚，很快就在豫东和皖东北开辟了大块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解放战争初期头部受重伤，被送到苏联治疗3年，一直到1948年才伤愈回国。

回国之后的张爱萍，受命组建新中国第一支海军。

当时我军主要以陆军为主，海上力量非常薄弱，被反动派称为“旱鸭子”。

张爱萍在几乎没有什么基础的情况下，大力招揽海军方面的人才，无论什么出身，只要有海军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一律给予重用。

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就为新中国组建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海军。

从1951年开始，张爱萍调任浙江、东南沿海一代担任军事指挥员，展开东南沿海的剿匪工作，为新中国的海防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首次授衔被授予上将军衔。

东南沿海平定之后，张爱萍转入国防科技工业方面的领导工作，是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张爱萍，脾气丝毫不减。

彭德怀被批后，回北京的时候没人敢和他坐一架飞机，张爱萍却毫不在意，只说了一句“怕什么？！”就毫不犹豫的上了飞机。

彭真被批时，有人趁机说他干预部队，心怀不轨。当时在台下的张爱萍十分不屑：“说好就好得很，说坏就坏得很，现在说坏就那么坏？人家(彭真)又不管军队工作，可过去军队里的许多事为什么向他汇报？还是自己硬往人家那里挤？去年国庆节还请彭真吃狗肉呢！”

为这事儿有人告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和陈毅都知道张爱萍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人，就把情况跟他说了一下，让他说话注意一点。可是张爱萍却改不了说话直到脾气，依旧是想什么说什么。

张爱萍主持酒泉原子弹基地的时候，风头正劲的101要来基地视察，有人提议拨款30万给101建个纪念亭。

张爱萍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他说基地地理位置偏僻，水又少，有这钱还不如给大家建一个汽水厂、冰棍厂，提高一下工作人员的待遇。

后来特殊时期有人旧事重提，拿这件事批判张爱萍。可张爱萍丝毫不惧，直言是自己不让建纪念亭的，因为当时他觉得建冰棍厂、汽水厂更符合实际情况需要。

对方不讲道理，非要说张爱萍不同意建纪念亭就是“反革命”。张爱萍听了对方的话极为不屑，冷笑一声说：“好吧！你有本事你就去建好了。”

后来张爱萍被错误关押6年，受了不少的苦，可他被打被批以至一条腿伤残，就是不肯低头。

1975年，张爱萍复出，任国防科委主任，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的发射。

1977年张爱萍再次复出，在国防科研、军队整顿等方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张爱萍以国防部长的身份访问美国，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辩论，跟对方大吵一架，逼迫对方让步签署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

然而张爱萍在美国国会发火的事情，被美国媒体故意渲染，攻击他“大闹国会”，有失“体面”。同时国内也有一些人，攻击他和美国签订军事技术合作协议是“卖国”。

张爱萍听了之后非常生气，回国之后主动提出辞职。当时中央对整个事件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张爱萍工作做的很好，以最低的成本达成了目标。邓公接到张爱萍的辞职报告之后，当场表示不同意。

面对气愤难平的张爱萍，邓公只好笑着说：“军队里有两个人惹不起，你，张爱萍算一个！”

1987年11月，张爱萍响应中央政策退居二线。

退下了之后，他依旧关心我国的国防科研建设，致力于慈善事业，闲暇时间则写写诗词，搞搞摄影娱乐精神。

在张爱萍将军晚年时期，他的儿子张胜曾经问他：“1975年邓小平搞整顿，有人说你是他手下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

张爱萍生气了，他说：张爱萍很生气：“什么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什么四大干将，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

老将军的这番话，在浮躁扭曲的时代听来格外有力，简直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老将军的精神也格外令人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