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清朝，是距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两个封建王朝。掂量起这两个朝代的一些往事，似乎还存在着一些“温度”。
辨证说，历史漫长且转瞬。
在这两个王朝各自统治的近三百年期间，曾经祸乱朝野的大小奸臣坏蛋自然不在少数。可要说比较出名的，还真就那么几个。这里面，明末的奸宦魏忠贤、清代中前期的和珅都算是突出代表。
明代的崇祯皇帝与清代的嘉庆皇帝，两人相隔一百二十年左右，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而天启朝的魏忠贤与乾隆朝的和珅，也是同样如此互不相干。
但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常常产生特别奇妙的雷同与巧合。
魏忠贤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心腹宦官且成了大气候，自命九千岁，权势熏天；和珅是乾隆皇帝的贴身红人，位居当朝中堂，被人背地里称为“二皇帝”。
这两个自命不凡的权臣，在改朝换代之际，都被继位的新皇帝恨的咬牙切齿。
于是，历史十分相似的一幕出现了：嘉庆帝上位不到半个月，就把“和中堂”的性命送给了上帝；崇祯帝略微缓了缓，也是不到一年，也把那位“九千岁”魏公公的生活归了零。
崇祯皇帝一心振兴朱明皇家大业，无奈其能力平庸又性格暴戾，虽然一生没干成什么大事，但在清除魏忠贤一事上，却干得十分干净利索；
同样，嘉庆也是一个毫无创新的守成皇帝，他一生最精彩的从政手笔，被认为就是捉拿和珅。也因此留下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经典轶闻。
魏忠贤与和珅在朝野的行径，熟悉历史的人都比较楚，无疑都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奸臣与贪官。
崇祯和嘉庆铲除他们，是新君主树立皇威、重振朝纲的必须。
不过，如今有一些文章，仅凭借崇祯临死前重新安葬魏忠贤、嘉庆在执政十五年后客观评价和珅功过，就断定崇祯和嘉庆都为杀此二人后悔了。
这种说法用以演绎故事倒是可以，用以断定史实似乎难以站得住脚。
从无数史料记载看，两个都被视为反面角色的魏忠贤与和珅，均得到了前朝皇帝的百般宠信。
天启皇帝明熹宗朱由校临终时，甚至专门嘱咐继任的弟弟朱由检，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明确让弟弟善待并继续重用他；
而已经成为太上皇的乾隆帝，同样要求儿子嘉庆帝颙琰：不得擅自处理和珅。
前任的话是留下了，但听不听可就由不得他们了。
魏忠贤与和珅都在大红大紫之时，干了太多坏事、丑事，天怒人怨。更主要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都被即将继任的新君看在眼里。由此注定了其二人必然很快丢乌纱、掉脑袋的命运。
说起嘉庆皇帝与和珅的过节，早在乾隆当太上皇的时候就产生了。
乾隆在皇位上坐了六十年，仍觉不过瘾。禅位给了儿子，自己还要当太上皇，并且朝中的一切事都还得他说了算。名义接了班的嘉庆，这时只算是个摆设。
只要乾隆把持大权不放，和珅就如日中天。但这和珅也太利令智昏，轻视嘉庆还多次与其作对。嘉庆忍气吞声，表面装出懦弱姿态，以此麻痹和珅。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1799年2月7日），89岁的乾隆太上皇寿终正寝，和珅的靠山轰然倒塌。也就在同一天，嘉庆在悲痛忙乱之中，却没忘传旨召曾被和珅排挤的他的老师朱珪即速回京。
在太上皇尸骨未寒之时，嘉庆就立即启动了对权力的重新布局，虽然还没有动弹和珅，但已摆出了黑云压城的阵势。
正月初四，嘉庆帝专门发了一道上谕，谴责前方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帅“惟思玩兵养寇，藉以冒功升赏”。锋芒直指这些将领的后台和珅。并当天便突然解除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之职，命其昼夜在大内为太上皇守灵，将其软禁于宫中。
玩了一辈子权术的和珅，被嘉庆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弄得晕头转向。
紧接着，正月初五日，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兴等见和珅失势，立即上疏，弹劾和珅种种不法情状。
第一天软禁，第二天就遭弹劾。正月初八日，在公布太上皇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的一切职务，交由刑部收监，并命人查抄其家产。
结果，从和珅家中抄得白银八亿两，再加上其他的不动产，足足有十五亿之多。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朝廷十多年收入。
正月十六日，直隶总督胡季堂上了一道奏折，说“和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蠹国病民，···真一无耻小人”，请皇上“特颁谕旨，立将和珅照大逆律押赴市曹，凌迟处死”。
嘉庆帝在这道奏折上作出批示：“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并翰詹科道悉心妥议具奏，若有不同意见，自行封奏亦可”。
这看似嘉庆帝在广泛征求意见，其实他是在让这些臣工们站队，观察没有不知死活追随和珅的。正月十八，经在京文武大臣会议，一致请求将和珅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并且同意立即执行。
嘉庆这时终于表了态：和珅罪有应得，怎么处治都不过分，但考虑到他曾任首辅大臣，为国体起见，免其肆市，加恩赐令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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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条白绫带子，把和珅的灵魂送往了西天。
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不大规模地牵连百官，以安朝臣之心。
崇祯皇帝查处奸宦魏忠贤，和嘉庆处置和珅的手段不大一样，他没有急于求成。
当时刚刚十七岁的崇祯帝知道，魏忠贤是一个棘手的对头。他在朝野经营几十年，党羽众多，根基深厚，关系网盘根错节。绝不是自己这青年君主能轻易战胜的。如稍有不慎，将全盘皆输。
不得已，崇祯帝拖延到他即位后第二年才动手。
崇祯首先开刀的对象是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崔呈秀。崔呈秀是魏忠贤最得力的心腹。朝议时，崇祯事先安排人弹劾崔呈秀，罗列其诸多罪状，贪污受贿、谋害良臣、专权祸国、结党营私等等。于是下诏罢黜崔呈秀全部职务捉拿下狱。迫使崔成秀畏罪自杀。
《明史》记载：“时崔呈秀知不免，列姬妾，罗诸奇异珍宝，呼酒痛饮，尽一卮即掷坏之，饮已自缢。”但崇祯并未就此放过自杀的崔呈秀，还下旨“追戮尸”
除掉崔呈秀，等于给了朝臣们传递了一个信息，皇帝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魏忠贤。
于是，包括贡生钱嘉征、大臣杨涟在内均先后上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专权、谋害忠良、绝帝嗣子等严重问题。
魏忠贤自知罪责难逃，想以退为进。他于慌乱中上书崇祯帝，以生病为借口，辞去所有职权，甚至提出捐出自己的全部家产，告老还乡。崇祯随即同意其请求，命其为天启帝守灵。
不久，崇祯下令将魏忠贤发配到自己老家安徽凤阳。在去凤阳的途中，魏忠贤仍招摇过市，还豢养一批亡命之徒。崇祯帝闻悉后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把他押回北京审判。
魏忠贤得到密报，自知难逃一死，走到阜城时，与同伙李朝钦在阜城南关一家旅店痛饮至四更，最后一起自缢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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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诏令将魏忠贤肢解，悬头于河间府。将他的同伙客氏鞭死于浣衣局。还查抄了他们的家。
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崇祯帝命大学士韩爌等人审定魏忠贤逆案，将魏忠贤的党羽尽数逐出。
崇祯皇帝上台之后立即惩治阉党，铲除了魏忠贤，文臣们开始对崇祯皇帝歌功颂德，毕竟像魏忠贤这等排除异己、独断专权、祸乱朝纲的宦官，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以魏忠贤这位“九千九百岁”是死有余辜的，因此无论如何，诛杀魏忠贤都是正确的。
魏忠贤与和珅都作为前朝奸臣，都被新继位的皇帝清除索命，事件看似基本相同，但给当时及后世带来的影响却并不一样。
嘉庆皇帝查处和珅，赢来一片喝彩声，也把和珅彻底以巨贪恶名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那么，嘉庆的父皇乾隆帝在位时，对于和珅的贪污行为到底知不知道呢？
按常理，精明一世的乾隆帝，对于和珅私下的不轨行为应当是心知肚明的。
但因和珅精明强干，理政能力超群，对于皇帝交办的事情都能出色完成，而且没有显示篡位的野心，同时，他时时处处讨得乾隆欢心。
在乾隆看来，和珅对朝廷是有重要价值的。所以对于和珅的贪腐行为，采取了基本放任不管的态度。只是这既害了朝廷，也害了和珅。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是和珅被嘉庆赐死后，世上普遍流传的一句话，按照对这句话的字面理解，就是和珅贪污太多，导致大清国库空虚，嘉庆朝官民饭都吃不饱了。
历史的真实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一朝皇帝不会因赐死一个贪官，就能彻底改变全国局势发展，即便和珅是超级大贪官，也只会产生一时震动而已。
毋庸置疑，嘉庆对和珅的惩治，动作迅速，宽严适当，对于严明吏治，打击贪腐风气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他作为一朝新皇帝树立权威、重振朝纲的正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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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嘉庆皇帝秉承因循守旧理念，从政毫无创新和建树，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坐在皇位上十几年，江山依旧，今不如昔。
之所以让一些人猜测他可能对诛杀和珅有了悔意，是在这件事过了十五年后，他对和珅作出的一番评价。
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处死十五年之后，清国史馆将编修的《和珅列传》（稿本）送呈嘉庆帝审阅。嘉庆见记载简略，只记录了和珅的一堆官阶履历，很不满意。
他用御笔朱批道：“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三十年，还是做了很多的事。只是和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狂妄专擅、贪婪专权，才不得不加以重罚。”
应该说，嘉庆这样评价一个已被自己除掉的贪官，一方面为显示他作为一朝天子的博大胸怀，另一方面，也是对在任官员的一种安慰。很难说，这就是嘉庆对于杀死和珅有了什么悔意。
不假，历史中的真实和珅，并非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丑化的那样。他确实还是很有才干的。
乾隆朝一度在他的管理之下，财政节节攀高，虽然他中饱私囊了不少银子，但为皇家挣得更多。
嘉庆帝为何杀掉他？嘉庆的真正动机，在和珅死后曾有所流露。嘉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在江西巡抚张诚基奏折的批复里写道：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实出于万不得已。
可见，嘉庆与其已经“不共戴天”，何来悔意？
或许因为嘉庆朝年间，再也未出现像和珅那样办事能力超群的臣属，朝中遇到重大事件时，许多人都是相互推搡不愿负责，让嘉庆皇帝生出了许多人能力不如和珅的感慨。
同样，崇祯帝原以为魏忠贤一伙被他铲除了，大明朝廷的境况会变的更好。哪知道东林党没了对手，其真实面目也暴露无异。他们除了自己贪污腐化、掏空国家之外，治国能力方面还不如魏忠贤，完全是靠嘴上功夫，以致国势一日不如一日。
能不动声色的一举铲除魏忠贤团伙，也是崇祯引为自豪的从政得意之作。
崇祯皇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良谋，又无任人眼光。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魏忠贤死后，因为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的崇祯不再相信文武百官，他频繁调整朝臣，十七年间竟然换了十七个刑部尚书和五十个内阁大学士。
《明史》记载，在短短十几年里，崇祯就杀了几十位级一二品的文臣武将。
这种让人如履薄冰的高压态势，造成朝中真正的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无能的太监，最终导演了“十万太监亡大明”的历史悲剧。
种种努力无济于事，大明王朝最终难逃覆灭厄运。崇祯十七年，朱由检在大顺兵马压境北京、皇朝大厦将倾的绝望之中，才醒悟没有听取他哥哥留下的那句遗言而快速杀了魏忠贤似有不妥，这才又下了秘旨，命人重新收殓魏忠贤的遗骨，将其安葬在他生前看好的香山碧云寺。
客观分析，魏忠贤与和珅在朝参政多年，两人以功而论，都有不该杀的理由；若以过而论，又有诸多必杀的罪状。
但崇祯和嘉庆已经毅然杀掉了此二人，他们应该永远都不会后悔自己的决策。
只不过在理政中看到诸多无所事事的庸碌之辈，在国难当头之际，看不到能挺身而出的人才时，会生出“这些人还不如魏忠贤与和珅的感慨”而已。
在大明王朝覆灭之际，有人编出了“忠贤若在，事不至此”的警句，并安在了崇祯皇帝身上。其实这不过是明末有人故意杜撰的意淫烂言，因为正史并没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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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崇祯在四面楚歌之际，听随从太监曹化淳说了“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一句话。显然，在太监们心目中，魏忠贤比东林人那帮大臣更能干、更实用。
不过，奸宦魏忠贤“该杀”与“什么时候杀”是两码事。假如崇祯晚点杀魏忠贤，他就可以牵制那些朝堂上迂腐的、抱着投降主义且贪生怕死的东林党腐儒们，崇祯也不至于被他们影响到出现那么多昏庸误国的决策。所以崇祯临死前怨恨地说：文臣个个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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