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冬奥首秀，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1954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届年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但是，国际奥委会的布伦戴奇主席却未经全会讨论，悄悄地把所谓“中华民国”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

新中国迫不得已放弃了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并在1958年8月宣布中断和国际奥委会以及9个单项国际运动联合会的关系。此后，新中国离开奥运赛场长达22年之久。

“奥运模式”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同一天，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文中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倡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对峙状态，呼吁两岸间尽早实现“三通”。重返奥运的努力有了更多运作空间。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信心满满地提出，要在不远的将来，在我国举办奥运会，这对中华体育总会常委何振梁来说，简直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多年的努力终于在当年10月的名古屋会议上获得了回报，“名古屋决议”决定：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确认中国奥委会的会籍；并在改名、改旗和徽、改歌的条件下，同意台湾的体育组织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组织保留其会籍。这就是所谓“奥运模式”。

小镇掀起了“中国热”

“名古屋决议”一个月之后，国际奥委会通过通信表决，在11月26日正式通过了这一决议。次日，中国奥委会即宣布：中国将参加1980年的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这时，距离普莱西德冬奥会开幕还有77天。

在我国本就薄弱的冰雪运动中，速滑是唯一参加过国际比赛的，上世纪60年代还创造过世界纪录、获得过世界冠军。但“文革”后，中国速滑成绩一落千丈，运动员队伍也青黄不接。

虽然派不出可以在国际上一争高下的运动员，但这次出征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表明权利。因此，集训到一半，国家体委又临时决定增加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冬季两项三个大项，派出28名选手。

1980年1月30日上午，中国体育代表团乘汽车从纽约市奔驰而来。“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昂扬歌声从车厢飞出，响彻在普莱西德湖畔。

当中国代表团到达奥运村时，村长和工作人员已经迎候在大门外。一位名叫凯瑟的美国姑娘是接待中方的专属联络员，她会讲流利的中文，逢人就报喜“中国代表团快要到了”。许多国家的记者堵在门口，争先恐后地拍下了中国冰雪运动员到达的第一个镜头。

在纽约、奥运村、滑雪场、餐馆、新闻中心……处处可见热情的笑脸和亲切的问候。一些美国朋友还主动为中国代表团服务，甚至当起了荣誉教练。约翰·霍尔是美国冬季两项运动员，由于脚部受伤没有参赛，被推荐来帮助中国队训练。

他每天一早就来，亲自动手为雪板打蜡，还毫无保留地把多年经验反复向中国队员传授，并把自己的全套设备和滑雪板供中国队员使用。中国队冬季两项所用的枪支，在日本训练时是借用的，从联邦德国订购的，到了美国才开箱取出。约翰·霍尔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使用这些枪，怎样缩短背枪、卸枪的时间。

奥运村餐厅有位头发花白的女志愿者，她见到只有14岁的中国花滑选手包振华，对中国小花喜欢得不得了，还换上滑冰鞋，同她一起冰上起舞。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她是1948年美国东部花样滑冰比赛亚军菲丽丝·费应堡。

奥运村对中国队处处特殊照顾。按规定，每个国家的男女运动员都要分两地居住，但为了让中国队方便联络，村里单独腾出一栋二层小楼，门口还配了保安。

小镇里掀起了“中国热”，纽约华侨会和台胞先后两次举办有200多人参加的宴会和联欢会，就连著名的美籍华人杨振宁教授也赶来看望队员。

鸡蛋想要取代公鸡，做梦！

离冬奥会开幕只有5天了，代表团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坏消息：台湾方面一名高山滑雪运动员在普莱西德湖所在地的阿尔巴尼市地方法院控告美国奥运组委会。2月7日，阿尔巴尼地方法院竟以电视直播的方式判决说，组委会应允许台湾运动员使用所谓“中华民国”的旗、歌。

“名古屋决议”后，台方委员徐亨便在瑞士发起诉讼，状告国际奥委会。

《萨马兰奇传》中写道：萨翁对台方没有把不同意见提出来协商，而是告上法庭这个做法极为愤怒。在执委会会议上，一贯平静的他一脸愠色，愤愤地说：“鸡蛋想要取代公鸡，做梦！”随后，他亲自前往洛桑法院，得到了法官“驳回上诉、不予受理”的亲口允诺。

1980年2月1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五星红旗的引领下，昂首阔步地步入奥运殿堂。

体育外交家屠铭德记述了那天的经历和感受：

天空飘着雪花，寒风刺骨，会场上却是色彩缤纷，气氛热烈。当中国运动员高举五星红旗，健步走进会场时，全场响起“CHINA！CHINA！”的欢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