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人注定不幸，因为他曾是儿童

儿童处境的特点，就是他被抛向一个他并没有致力于构建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似乎是一个绝对物，他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

在他的眼里，词语、风俗、价值观等都是一些既成的事实，就像天空和树林一样不可抗拒；这就是说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严肃的世界，因为严肃精神的根本含义就是把价值观当作完全现成的事情。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儿童本身就很严肃，相反，他可以进行游戏，可以自由地花费他的生存。在他儿童的圈子里，他觉得他可以尽情追求，在快乐中达到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但他是在从容不迫中完成这个经历的，这恰恰是因为向他的主观性开放的这个领域，在他自己的眼中显得无关紧要，这是儿童的领域，他很幸运在这个领域中不用负任何责任。

真正的世界，那就是成人的世界，在成人的世界中，儿童只能遵守和服从；他天真地成为他人的海市蜃楼的牺牲者。他相信父母和老师的存在：把他们当作神灵来尊敬，而父母师长却无法成为神灵，他们只好满足于向神灵借取一件外衣，去哄骗儿童那天真的眼睛：奖赏、惩罚、奖品、赞誉或谩骂，都向儿童注入一种信念，即世上存在着善良、邪恶、自身的目标等，就像存在着太阳和月亮一样。

在这个充满确定和充实之物的世界中，儿童会认为他自己也以确定和充实的方法存在着：他要么是个乖孩子，要么是个捣蛋鬼，而且乐在其中。

倘若在儿童隐秘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否认这个信念，他会将这个缺陷隐藏起来；他会自我安慰，把这种不坚定性归咎于年幼无知，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将来他也会成为伟大而庄严的人物。而眼下，他扮演着存在的角色：扮演圣人、英雄、流氓；他觉得自己和这些楷模没有两样，他所读过的书向他粗线条地描绘了这些楷模：探险者、强盗、慈悲修女等，其形象清晰。严肃的游戏在他童年的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以至于他自己确实会变得很严肃：我们知道这些作为成人缩影的儿童的情况。甚至在生存的快乐处于最强烈的时候，当儿童醉心于其中时，他会感到得到某种顶板的保护，以对抗生存的风险，这个顶板是一代代人在他头顶上建设起来的。正是在这个方面，儿童的状况（在其他方面还应该是个不幸的状况）在玄学方面是优先的状况。

儿童在正常情况下会摆脱对自由的焦虑，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不听话、懒惰，他的任性和错误都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在大地上并没有什么分量。他的错误并不损害一个世界那恬静的秩序，因为这个世界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没有他时就已经存在，在这个世界中，他因为无足轻重而处于安全之中。他可以做他喜欢的一切事情而不受惩罚，他知道，永远也不会因为他而发生任何事情，一切都是既成的事实；他的行为不会介入任何东西，甚至他自己也不会介入进去。

有这样一些生灵，他们的整个生命就在儿童世界中流逝，因为他们被保持在一种受奴役和无知的状态中，他们没有掌握任何办法，去打破架在他们头顶上的顶板；他们可以像儿童那样去行使自己的自由，但只能在那个在他们之前和没有他们时就已形成的世界中行使这个自由。例如奴隶，当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身被奴役的状况时，情形就是这样。当时南方种植园主把黑人看作“大孩子”，这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黑人顺从地忍受他们的家长式统治；情况是他们遵守白人世界的规矩，所以黑人的处境与儿童的处境完全一样。

在许多文明中，这种处境也是女人的处境，她们只能忍受男人所创建的法律、神灵、习俗和真理。即使在今日的西方国家中，还有很多的女人，即那些还没有在工作中学习使用自由的女人，她们仍然处在男人阴影的庇护下；她们对丈夫或情人所认可的意见和价值观言听计从，这使得她们发展了一些儿童的素质，一些禁止成人拥有的素质，因为她们依托在一种不负责任的情感上。

人们常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如果说女人的这种状态常常显得很有魅力，非常优雅，如果说女人的这种状态具有令人感慨的真实性，那是因为它像儿童的游戏那样，表现为生存的一种无动机和纯粹的爱好，它是严肃的缺失。

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无忧无虑，这种欢乐，这些诱人的发明却导致了一种深层的与男人世界的同谋关系，而女人们又似乎只用亲切的态度去抗议这个男人世界。对这种情况感到惊讶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旦庇护她们的大厦似乎处于危险之中时，这些敏感、天真而又轻率的女人，便表现得比她们的主人更为激烈、更为顽强，甚至更加疯狂或更加残忍。

于是我们看到女人与真正的儿童之间存在的差别：对儿童来说，处境是强加的，而女人（我指的是今日的西方女人）则选择了这种处境，或者说她至少认可了这种处境。

无知和犯错是不争的事实，与监狱的墙壁一样不可抗拒。

十八世纪的黑奴，被关在闺阁深处的穆斯林女人，他们没有任何工具反抗这种压迫他们的文明，就连在脑子里想一想，或对此感到惊讶或生气都不可能。他们的行为只能在这个既成现实中加以定义和评判。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即在女人的处境中，就像在所有受限制的人类处境中那样，她们认识到一种对自身自由的完全肯定。但是一旦某种解放显得有可能时，不去利用这种可能性就是对自由的一种放弃，这种放弃将导致恶意行为，成为一种积极的错误。

事实上，儿童世界很少能够保持到青少年。从童年时起，就开始出现一些裂痕；在惊奇、反抗和不遵守的行为中，儿童渐渐要问：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这样做对什么有用？而如果我不这样做，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于是他发现了自己的主观性，也发现了他人的主观性。

而当他到达青少年的年龄时，他的整个世界开始摇晃，因为他发现了许多使成年人互相对立的矛盾，使他们的迟疑和缺点暴露无遗。人在他的眼中不再以神灵的形象出现，同时，青少年会发现他四周现实的人性特点：语言、习俗、道德、价值观等都来自这些飘忽不定的造物；他自己将应召亲自参与人类的改造行动，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他的行为就像其他人的行为一样，开始在大地上具有分量，他也必须做出选择和决定。

我们知道，儿童非常艰难地经历自身历史的这个时刻，这无疑也是青少年危机的最深层的原因：个体应该最终承担他的主观性。从某个角度来说，严肃世界的倒塌倒是一种解脱。当儿童不负责任时，面对领导事物进程的黑暗力量，他感觉到没有自卫的能力。但是，不管获得解放的快乐有多么强烈，青少年还是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他感到自己被抛向了一个不再现成的世界，一个需要构建的世界。

青少年被一个什么也抓不住的自由折磨着，他感到自己被人遗弃，感到自己的生存没有道理。

面对这个全新的处境，青少年会做什么呢？正是在这一时刻，他将做出决定；如果个人的历史，即人们称之为自然的历史，如官能性、情感情结等，主要取决于他的童年，那么青少年时代将是他做出道德选择的时刻：于是自由显露了出来，在自由面前必须决定他的态度。

毫无疑问，这个决定可以随时受到质疑。但实际上转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向我们返回一个选择的映像，并通过这个选择所造就的世界对这个映像进行确认；这样就形成一个越来越严格的圈子，要摆脱这个圈子也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人所具有的不幸，即因为他曾经是个儿童而造成的不幸，就是他的自由起初是对他隐瞒着的，所以他终身保持着对这段时光的留恋，留恋那段不知自由及其要求为何物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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