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白：第一个加入中共的美国人，却两次蒙冤入狱，2019年才去世

当时21岁的李敦白在听到珍珠港被袭之后，放弃自己的学业报名参了军。

说来也是有意思，李敦白参军那会儿，美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连在美国的日本侨民都被收拾了。可与此同时，美国却掀起了一波研究日本的热潮。

李敦白因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材生，入伍之后被几乎顺理成章的被长官分配去学日文。这时候李敦白的“一身反骨”再次发挥了作用，他认为日本的失败是必然的，学会了日文战后肯定会被派去日本常驻，所以坚决不肯学日文。

当时的中国已经和美国结盟，为了能够打败日本之后尽快回到美国，李敦白强烈要求要学中文。在和长官几次沟通之后，李敦白于1943年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开始如愿以偿地学习中文。

正是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李敦白遇到了两个对他的命运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著名的左派作家斯特朗。

张闾瑛让李敦白了解了中国文化的魅力，而斯特朗让他更加了解共产主义。

当时斯塔福大学里的学生，普遍比较同情延安，对国民党没有什么好感。李敦白在斯坦福学习期间，接触了很多革命思想浓郁的文艺作品。根据李敦白后来的回忆，他在斯坦福大学学中文的时候，就已经读过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听过《黄河大合唱》了。

李敦白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了一年多中文，最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可李敦白和他的同学们毕业之后，并没有被派到中国战场，而是莫名其妙地分配到了密苏里州当了通讯兵，整天爬电线杆子架设维修通讯设备。

这让李敦白和他的同学郁闷的同时也很不理解，我们辛辛苦苦的学中文了解中国，好不容易毕业了，就让我们干这个？

李敦白的“一身反骨”再次发作，一怒之下跟同学们一起找到了美军最高检察长，直接投诉美军“浪费人才”。

最高检察长一听他们的投诉，乐了，让你们在安稳的美国本土呆着，你们还不乐意了？好！安排！就让你们去中国吧！

于是1945年9月，李敦白和同学们在印度一起乘坐美军的运输机，经“驼峰航线”来到中国云南，正式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找到组织，加入组织

由于是高材生的原因，李敦白来到中国之后，也没有编入一线作战部队，而是被分配到了美军驻昆明的军法处担任赔偿部的中文专员。

在这个职位上，李敦白遇到了一件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件。当时日本已经投降，战争结束之后的美国大兵们普遍比较放纵，就爱换着花样寻找刺激。

有一次几名美国大兵喝的烂醉如泥之后，开着吉普车在大街上飞驰。一个名叫李木仙的中国小姑娘，因为躲避不及，被这几名大兵当场撞死。李敦白本以为这几名大兵会被严肃处理，但最后军法处只是象征性的审判了一下，并没有真正追究他们的责任。

当时美军撞死一匹马都要赔一百多美元，可给李木仙家的赔偿金，却只有区区26美元。更可悲的是就连这区区的26美元，经过保长、甲长等人的层层盘剥，到李木仙的黄包车夫父亲手里时，竟然只剩下8美元。

最让李敦白震惊的是，那个黄包车夫被撞死了女儿，被克扣了赔偿金，还要对他和保长等人说：“谢谢”！

这件事情对李敦白的思想冲击很大，让他一度因震惊而怀疑人生。1945年11月，驻扎在昆明的美军撤退回国。还没有从李木仙事件中走出来的李敦白，没有跟随美军回国，他联系了昆明的地下党，决心留在中国。

为了留在中国，李敦白主动申请调往美军驻上海总部，继续担任中文专员。

当时美军非常需要懂中文的军官，他的申请几乎毫无悬念的就被通过了。

到了上海之后，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李敦白交了很多中国朋友，其中甚至包括像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等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人士。后来在宋庆龄的推荐下，李敦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当了一名救济观察员。

这份工作让李敦白脱离了美军序列，可以随时自由进入国统区和解放区，这让李敦白非常的高兴。但真正融入这份工作之后，也让李敦白看到了旧社会肮脏不堪的一面。

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援助的粮食，通常都是给那些遭遇灾难、人民食不果腹地区的救命粮。可旧社会的官僚们，竟腐朽堕落到连这种救济粮都不放过，往往是他们刚把粮食运送到灾区，不久之后，粮食就以高价出现在黑市上。

这种情况让李敦白在痛心之余，也对腐朽无能的国民政府更加失望。

1946年，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到湖北省大悟县的宣化店一带，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里是被蒋军包围的解放区。当时李先念率领着6万多人，在这一带不到200公里的区域驻扎。李敦白在把粮食押运过来之后，看到了这里跟国统区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这里虽然遭了灾，但却没有死尸，没有人卖儿卖女，救济的粮食运来之后，当地的农民通过公开会议的方式，讨论粮食的分配问题。

李敦白在这里认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我党的高级将领，并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6年5月8日，李敦白在宣化店的粮食押运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本来是可以离开的。然而正是这个时候，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来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解”。

李敦白本想见一见周恩来的，可是没想到他先无意间在厕所遇见了美方代表白鲁德。当时白鲁德以为李敦白是“自己人”，毫不隐瞒地催促他赶紧离开宣化店，并告诉他“和平调解”不会有任何意义，国民党已经集结好了部队，随时会对宣化店解放区发起进攻。

李敦白听了白鲁德的话十分震惊，做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先念。虽然当时李先念等人对蒋军的谋划早已有所洞察，但李敦白的这个情报还是起到了坚定大家信心的作用。

李先念本人对这件事印象也比较深刻，晚年还曾经跟身边的人提起过这件事。

李敦白在看清楚中国内战已经无可避免之后，对当时的形势一度感到很失望，回到上海就辞去了联合国救济总署观察员的工作，打算离开中国。

在离开之前，李敦白向为他介绍工作的宋庆龄辞别。宋庆龄听了李敦白的想法之后，建议他跟周恩来道个别再走。李敦白听从了宋庆龄的建议，从上海赶赴南京去见了周恩来，向他表达了自己想要回国的想法。

周恩来听了李敦白的话之后，耐心地向他分析了时代的发展趋势，并建议他去一趟延安，见一见伟人，免去他个人的遗憾，顺便到革命老区看一看，好对中国革命有更深刻全面的了解。

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李敦白先到北平，再转进河北张家口，并在这里见到了当时担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

当时张家口是中共在华北地区控制的最大城市，这里比之宣化店的情况要好很多，工厂、学校、医院等一应俱全。

聂荣臻告诉李敦白我党早晚会战胜反动派，到那个时候肯定需要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交流，所以毛主席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英语电台。但当时精通英语又熟悉外国的人才不多，所以聂荣臻希望李敦白能够留下来，指导这个英文电台的英文语法和文法。

李敦白答应了聂荣臻，从此留在张家口负责英文电台的英语文稿校正工作。

1946年9月，北平的傅作义调集军队围攻张家口。聂荣臻出于安全考虑，派人护送李敦白离开了张家口，送他前往早已心心念念许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到了延安之后，李敦白被委以新华总社英语专家的重任，负责翻译和改编英文稿件。在这里，李敦白也终于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主席。

在看到了解放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之后，李敦白放弃了回国的想法，再次提出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邀请李先念和王震做自己的入党介绍人。

最终在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直接批准下，李敦白成为了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位外籍中共党员。

两次入狱

1948年年底，身在中国的李敦白还不知道，一场即将造成他陷入困境的事件正在苏联发生。

这一年北平和平解放，李敦白的老师美国左派作家斯特朗，在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地在东欧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颂中共的胜利是自主的胜利，并非照搬的苏联模式。斯特朗没有想到的是，当时的斯氏异常敏感，看到这篇报道之后非常不满。以至于斯特朗从东欧刚到莫斯科，就克格勃的特工抓了起来。

在斯氏的授意下，苏联方面声称斯特朗是“间谍”，并且建立了一个国际“间谍网”，而李敦白也是她的同伙，要求中国方面把他也抓起来。

当时中国方面对苏联的反应很不理解。但为了大局，还是用了一些方法把李敦白哄到了北平，在一间民房里单独看管了起来。

1950年李敦白被转入北平第二监狱，并在那里被关了5年多。1953年斯氏驾崩，苏联方面开始出现松动，很多斯氏在世时的冤案被平反，李敦白也在1955年4月被正式释放。

当时的领导人，还特意为李敦白的冤案向他道歉。

李敦白出狱之后，自己选择到缺少外语专家的广播事业局工作，主要负责英语广播稿件的审核和润色，期间还曾经参与过《毛选》的翻译工作。

对于李敦白来说，这段日子无疑是最轻松，最快乐的。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与终身伴侣王玉琳结合。这段时间的李敦白极为活跃，各种运动，他都积极地参与其中。

1966年的国庆节，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李敦白和斯特朗等国际友人，并亲切地和他们握手，李敦白和主席握手的照片还上了报纸头版。

这让李敦白“国际主义战士”的名头，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面对汹涌而来的荣誉，李敦白后来回忆称是“头脑发昏”了，在别人的鼓励怂恿下，做了不少出格的事情。

1968年2月，李敦白再次被捕入狱，罪名是还是“美国间谍”。

在他妻子王玉琳的奔走下，李敦白于1977年11月被放了出来，他又在中国生活了三年，1980年，李敦白用补发的工资买机票回到了美国。

回美国之后的李敦白，利用自己对中国的了解，在美国开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借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风潮，李敦白的商业咨询公司生意一度很火爆，在帮助中美两国商业往来的同时，他也赚得盆满钵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