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出身寒微，根本没有曹操、孙权那种政治资本，如果有的话也就是“皇叔”的身份，刘备也始终以汉室宗亲自居，高举政治上“义”的大旗。这面“义”的大旗固然可以招揽人才，壮大实力，但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让“不义”之人将安所归？
《三国志》载：“十九年，进围成都，璋蜀郡太守许靖逾城降，事觉，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诛靖。璋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刘备以许靖为不义而不用。
与刘备形成对比，曹操在官渡倒履迎许攸，而许攸本人则毫无信义可言，但许攸在官渡之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绣是杀曹操之子侄、爱将的仇人，曹操欣然纳之，卒得其力。连吕布表现出归顺之意之时，曹操都想将其纳入麾下。刘备这面“义”的旗帜在招纳人才时缺少了曹操的包容，势必会影响刘备麾下人才的数量。
刘备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威信较曹操为晚，搜罗人才比曹操自然要晚，在地域上也比曹操为狭。王夫之《读通鉴论》曰：“蜀所得收罗以为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轻，蜀之士躁……”这不仅指出了刘备麾下人才少的客观原因，也指出了刘备手下一些人才的缺陷如“轻”和“躁”，做事缺乏深思熟虑，个人感情占上风。比如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最终失了街亭的马谡，镇守后方却行欺诈手段的李严皆是楚人。
刘备麾下人才少，再加上如陈寿言：“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与曹操择其善者而从之、参酌己见不同，刘备对人才的依赖性较曹操为重，如对关羽的使用，得到徐州时，刘备让关羽守徐州，自己屯驻小沛，得到荆州时，关羽镇守荆州，独当一面。
及至后来，让魏延镇守汉中以当曹操，无不是对人才一劳永逸的使用。对诸葛亮更有所谓的鱼水之欢，信任有加，以至于刘禅在投降后还说“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这与刘备托孤造成的诸葛亮在蜀国的地位不无关系。
刘备在起事时便桃园结义，与关羽、张飞誓同生死，更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的话流传下来，为历来女性所不喜，但刘备对如兄弟一般的臣下讲义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固然能团结人，但因为意气相投，只能团结小部分人，形成圈子，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排他性。如关羽、张飞见到昔日和自己“寝则同床”的大哥和新来的诸葛亮如鱼、如水，则不悦，甚至赌气不想上战场。
过分讲义，会导致法的弱化。陈寿《三国志》载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这无疑是对法与义的功效的一个说明。
关羽华容道释曹操，按律当斩，刘备却苦苦求情，颇有点乱自上作。法的弱化，导致了刘备集团麾下人才不遵法度的事时有发生，如关羽之违诸葛亮隆中对策而发动的襄樊之战、马谡之违诸葛亮而失街亭、李严之违令而致使北伐功败垂成，这样重大且导致严重后果的抗令之举在曹魏集团几乎是没有的。
重义这种对待人才的方法，固然可以使麾下之人死心塌地，但也不免恃宠而骄。如关羽镇守荆州，却计较封号之高低而欲与马超一较高下；罔顾诸葛亮联吴抗曹的基本方针，却孙权之婚，辱东吴之使及孙权；与鲁肃龃龉不断，最终被吕蒙偷袭而败走麦城，身死不悟，使诸葛亮两路出兵的计划落空，导致了蜀国的衰落。
义的排他性，导致了刘备对麾下人才信任程度有别。对关羽就是充分的信任，关羽之死，曹魏集团的刘晔就说：“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刘备对臣下之义使他起兵为之复仇，对诸葛亮的劝阻全然不听，可见诸葛亮受到信任的程度也许并不如关羽。刘备临终托孤对诸葛亮曰：“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被陈寿评价曰：“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不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一直被作为君主对臣下信任的例子为人称道。
但王夫之《读通鉴论》中说：“先主习于申、韩而以教子，其操术也，与曹操同，其宅心也，也仿佛焉。”如此，则刘备的临终托孤实为对诸葛亮不信任。面对刘备的临终托孤，诸葛亮涕泣曰：“臣敢尽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后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向后主表明心迹，更有“淡泊以明志”之言。
诸葛亮临终上表于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恰如王夫之所言：“一若志晦不章、忧谗畏讥之疏远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其为刘备之不信任明矣！这种由义而别亲疏、定远近的用人方法，与法出令行，对人、对事，一断于法的方式相比，是有局限性的，对于统一天下是有阻碍的，最终使得刘备乘边守险，可为一方主，居于中原则只能乱人而不能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