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位时东吴还是保持着较强大的生命力，整体来看怎么样不能算差，毕竟没丢在孙权手里。但从细节看，这个整体，似乎也不是那么看得过去。我们先来看第一条：
（1）叛乱
东吴领地中爆发的叛乱极多，不考虑少数民族的情况下，自公元221年孙权被封为大魏吴王（从领土上基本达到了建国时的情况）后，有记载的叛乱记录人如下（或有遗漏，望指正）
1）公元225年十二月，鄱阳人彭绮自称将军功克数县，领兵数万，抵抗超过1年，在227年春天被周鄱、胡综联合平定；
2）公元226年，士燮之子士徽起兵造反，自称交趾太守，不久后被吕岱击杀；
3）公元231年十一月，庐陵李桓、罗厉为首等人作乱，作乱超过一年，到了233年二月份才被吾粲、唐咨平定；
4）公元233年10月，鄱阳人以彭旦（估计为彭绮同族）为首的贼寇作乱，234年二月被陆逊平定；
5）公元233年，韩当的儿子韩综虽统领其父部众。虽然韩综为非作歹，但孙权念其父，不予问责。但韩综则一直提心吊胆，终于在233年拿定主意投降曹魏。这也是孙权心中一大恨事。公元252年，东兴之战，韩综为先锋，兵败身死，诸葛恪将其首级告慰孙权；
6）公元233年，将军翟丹也因为犯罪向曹魏处逃亡。孙权便惧怕将领畏罪逃亡，于是下令，诸位将领有三次重罪再行议论是否处罚；
7）公元237年，中郎将周祗在不顾陆逊的建议下向鄱阳郡征兵，结果激起民变。吴遽等人果然造反杀死周祗，功克了数个郡县，豫章、庐江的百姓因天生“全民恶人”也相应吴遽造反，后来陆逊知道后亲自讨伐吴遽，吴遽很快被击败后便向陆逊投降。陆逊由此得到八千精兵，自此鄱阳、豫章、庐江都平定了下来。
8）公元239年春，蒋秘奉命讨伐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但其部下廖式趁机造反，杀害了临贺太守严纲，并自称平南将军，和他弟弟共同攻打零陵、桂阳，影响到交州、苍梧、郁林等地，聚众数万人。吕岱和唐咨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平定了叛乱；
9）公元245年，曹魏卧底马茂与东吴官员符节令朱贞、牙门将朱志以及无难督虞钦（这三人两位姓朱的大概率是朱治或吴郡朱氏族人）密谋趁着孙权入苑中射猎时击杀之，抓捕群臣，占据宫廷及石头坞以再投魏。结果事情泄露被均被诛杀三族；
这9条还是仅孙权封王后到孙权临终，30年间发生的叛乱事件。这还不带少数民族的叛乱。平均每三年一次，而且规模、影响都不小。虽未完全统计，按国土面积来看，都超过了蜀和魏。
（2）民生
东吴的赋税、刑法很重。而“重法”同样还有蜀汉，虽然蜀汉除了南中之外（前文也提过，在诸葛亮平定南蛮后，大规模的叛乱也就是两次，分别被李恢、马忠平定，次一级的也就一次被霍弋平定，再次一级的约莫三次。整体还相对稳定，）但除去夷陵之战后带来的动荡影响，则无蜀汉官员主动投靠和造反。百姓造反的记载也大约三次，整理而言比孙吴稳定多了。那为何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呢，这里不谈太深。
骆统就曾经数十次向算孙权上书认为现在募兵手段极易激发百姓叛离之心，应当制止。而骆统于228年过世，尚有数次叛乱，可见孙权也没去，估计也没办法改变和这个局势。为何呢？这和东吴的士族政治密不可分，东吴的士族大量藏匿人口，持有私兵，朝廷又只能庇护这些大族，当地官员根本无法阻止，故会造成如此结果。
同时，骆统上书的问题不单单是招募的问题，也同样提及了在严重的疫病情况下，还徭役繁重，民户大量减少,到了生儿不敢养，活人吃不饱，死人没人埋的地步。孙权也很认可骆统的观点，但没有去调整法令。
在226年陆逊那也上表希望孙权广施恩德、减轻刑罚，放宽田赋的征收，停止户税的收稽，这次孙权就重视多了，则去安排官员修改法令，并让陆逊和诸葛瑾同意后再下发施行。
虽然法令做了调整，但还依旧严苛到影响了人才的供给。到了武昌后的陆逊还是写信给孙权希望放宽条令，能提拔人才。
而到了238年，刑法严苛、赋税繁重的情况还是得不到较大的转变。陆逊借着谢渊、谢厷提出一些改进现在局势的措施时，由再次提出的自己观点。希望孙权明白不存在“民弱而国强，民富而国弱”的情况。
除了他们外，还有孙登在临终前也希望孙权能“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
但孙权不明白吗？他很明白。吕壹案后，他曾写信给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亲信重将，坦言道：“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同时也多次下诏谈及百姓的疾苦，孙权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为此孙权其实也还算节俭，虽然小钱花得不少（比如开派对，赏赐节俭的功臣），但除了打仗大钱也是没咋花过，比如建邺宫殿破损他就没想过重新建筑宫殿，而是搬到武昌居住，这一点还是值得称赞的。
但东吴频繁的向曹魏进军，也只能至此结果，孙权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看看诸葛亮北伐时的蜀汉，这手段高下立判，如评价诸葛亮穷兵黩武，似乎孙权更穷一些。
（3）经济
这可以算是东吴民生上的延伸，为了应对经济压力，下令铸造大钱，一枚大钱的币值相当于五百枚五铢钱。经济方面不是我的专长我不详细分析了。就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发行了500元的面值。两年后又铸造了币值一千的大钱，就像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1000元。这无疑造成了通货膨胀。当年刘备定益州后，在刘巴建议下铸造了币值一百的货币被喷为破坏经济，那这东吴可破坏得没边了，而且还流传有币值两千和币值五千的相关考据。这一系列闹剧直到246年才终止使用大钱。
而考古发现，当时蜀汉币值一百的货币在东吴数量非常大，简直成立硬通货。在蜀汉则发现少量的币值五百的货币。
（4）农桑
在面对民生的困窘的境地，孙权自然也不是毫无作为。在公元226年，陆逊的建议下，大力推广屯田。自己也做表率，亲自参与耕种，并将为自己拉车的牛从八头改为四头。让更多的拉车用的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孙权也在226年、231年、240年下诏劝慰农桑，当官吏建议他修筑宫殿时，孙权也以农事优先。
在公元245年，孙权还派遣校尉陈勋带领三万屯田士兵开凿水利，不单便利了农桑，更有助于运输，以至于东吴的商贸也有长足的发展。
这重视农桑的政策还是为东吴的统治、军事的帮助很大，从未见到东吴部队在作战时忧心粮草的问题（当然也和地势便于运输有关）。
（5）外交及商贸
因东吴地利之便（包括交州的财货），以及孙权重视水利，让东吴的商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乃至于东南亚一带的扶南、林邑，还有日本甚至远至罗马都和东吴有密切的政治、商贸往来。
总得来说，如孙权处在太平年代的东吴，那以他对农事、水利和外贸的重视，确实有可能让东吴百姓安居乐业。但在战争年代，孙权确实没有办法让东吴这片土地上过上他们应该享有的生活。赋税、严法、天灾（时不时疫情、大寒），让东吴百姓造反也难以禁绝。但终究整体上，还是不是太大问题。所以孙权治下的东吴民生谈不上好，但要说差，倒也有限。
东吴的政治环境
其实通过前文我们可以得知，东吴的政治环境非常不好。以公报私的行为比比皆是，乃至于包括东吴的重臣都是此中高手。哪怕不是二宫之争期间，如潘濬也有类似的行为。
无论是东吴的高官还是孙权的儿子都多有劝解，但结果都无效。
但孙权如此行为，显然有他的用意。随着江东士族的逐步壮大，他自己年龄越大，孙权也约忧心日后东吴的权势都握在江东士族手里而不是自己儿孙手里。于是乎，他开始逐步进行了开启了他的计划，极力压制江东大士族，大量扶持北方臣子。他先重用吕壹等酷吏，再一手导演二宫之争，其中孙权最厉害的就是以一人之力，直接斗垮了吴郡四大家族：
1、张家，张温为首脑。是最早被废掉的四大家族。在张温出使了蜀汉后，对蜀汉的政治环境、民生情况非常非常佩服。而孙权就非常怨恨，也嫌弃他名声太盛，群众基础太好，害怕张温不为己用。于是趁着张温举荐的暨艳采用不合时宜较严格的绩效考核模式时惹怒各士族、官员为由，在公元224年，撤除张温官职，发回吴郡。6年后张温默默病逝。此后张家无人居高位。
2、顾家，以顾雍为首。其实孙权对顾家三代人都算很不错，但顾谭、顾承因二宫之争被流放身故后（虽然给了顾谭机会，但这一次不死难保下一次不死），终吴一朝，顾氏都未能踏入高堂。当顾荣有高位时，已是西晋。
3、朱家，以朱桓、朱据为首。朱桓自然死亡且在更多领军在外就不说了。朱据作为孙权亲女婿，为了东吴，那叫一个忠心，那叫一个先国后己。此后，朱家虽然还有朱桓的儿子朱异为东吴大将，但就不再涉及东吴政局。
4、陆家，以陆逊为首。陆逊的权势之前提过，在终东吴一朝，是权势最大的臣子。但陆家，也是自孙皓上台后才再次被启用。
而孙权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也很明显江东的士族确实没有办法再度染指江东的核心圈，但诸葛恪、孙峻兄弟相继上台，让东吴元气大伤。哪怕之后孙皓算是牢牢掌控了局势，但大量的士族人才损失，也是东吴亡国的重要原因。
最后，也简单谈谈关于孙权整体的看法，孙权整体来说确实是一代英杰，但对比曹刘，虽治国、用兵和二人差了许多了，孙权虽然擅用人，但那更多局限于他需要之时，而不用之时对于江东士族乃至一些老臣子过于残忍，名声和手腕、心胸上也略输曹刘（虽然有客观情况），但其制衡之术、权力斗争之法倒不亚于二人。而且孙权确实颇有勾践之奇，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人杰，若在和平年代，孙权的名声、手腕但能为其赚取更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