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說及其影視作品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官員判處死刑犯「秋後問斬」，甚至以此還衍生出「秋後算帳」的俗語。
那麼，古代為何要「秋後問斬」呢？「秋後問斬」的起源自哪朝哪代？
用今天的法律術語來說，這是法學中的【行刑時效（The execution limitation）】和【死刑執行制度】問題，屬於「中國法律史」研究範疇。
網上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很多，我查閱一下相關的文獻，發現網上文章的解答，都不怎麼盡如人意，所以，也撰文討論這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關於「秋天行刑」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先秦文獻《左傳》中，也即所謂的「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在經典文獻《禮經》中有「春夏止獄寬種囚，秋冬嚴刑鑄囹圄」的記載：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安萌芽，存諸孤，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訴。仲夏之月，寬重囚、益其食，仲秋之月，申嚴百刑，斬殺必當，仲冬之月，築囹圄，此以助天地同芷也。
可見先秦統治者認為，天時和人間的法律息息相關，法律要順應天時，總的來說要「春夏恤民，秋冬治民」。
其實，不但法律，就連官職、制度也跟春夏秋冬有關，比如：《周禮》中的官員分為「天、地、春、夏、秋、冬」六個大類。
總的來說，這是中國人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體現，到漢代，大儒董仲舒提出「2.0版本」，也即「天人感應」之說，他認為王政要順天時，否則就要受到上天的懲罰，主張「春慶、夏賞、秋罰、冬刑」：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
《漢書·董仲舒傳》：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春者，天之所以生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
我們知道，漢代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董仲舒所提出「德主刑輔」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因此，「春慶夏賞、秋罰冬刑」漸漸成為一種司法制度確立下來。
其實，「春慶夏賞、秋罰冬刑」這也不完全基於虛無縹緲的「天人感應」，也有很現實的因素——不耽誤農時。
我們知道死刑案古往今來都是重大那件，這樣就會牽扯很多證人，而且古代斷獄叛案的時間非常長，而且如果在春夏斷案、繁瑣冗長的司法程序會耽誤農民的農業生產。
引自，注1，
所以，並不是如網上一些文章所說「春天定罪，秋天問斬」，而是整個法律訴訟程序在秋冬時節進行，特別是牽扯眾多證人重大案件，以免耽誤農時。
正如《後漢書·魯恭傳》所言：「春夏斷獄」是「上逆天時，下傷農業」。
其實，「春慶夏賞、秋罰冬刑」只是一種理想化中的制度，並不是所有時候都嚴格執行，也不包括十分罪大惡極的犯罪，如：謀反、忤逆等等。
比如我們熟知的元代戲曲《竇娥冤》，竇娥謀殺親夫的罪名成立，就在六月行刑，所以下起了「六月雪」。
另外，古代還有很多學者對制度提出了批評。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他著名議論文《斷刑論》就抨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虛偽又荒唐。【注2】
《斷刑論》其千古名句是：「賞務速而後勸，罰務速而後懲」，獎賞和懲罰都要快速，才能起到勉和勵警戒的目的。
綜上所述，所謂的「秋後問斬」只是中國古代「春慶夏賞、秋罰冬刑」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春慶夏賞、秋罰冬刑」的思想起源於先秦，反應了古代「代天行罰、敬順天時」的「神判觀」，在漢代，「春慶夏賞、秋罰冬刑」經過儒家提倡，作為一項司法制度慢慢確立下來。
之後，被之後歷代王朝繼承，在明清發展成「秋審」與「朝審」制度——相當於今天的重大案件覆核程序，「秋審」在秋天舉行，「朝審」在霜降以後舉行。【注3】
中國古代「以農立國」，農業決定了百姓溫飽，是國家主要稅收來源，關係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古代審判重大刑案，耗費時日良久，往往牽涉多人，統治者必須要考慮，春夏是農事季節，在這個季節斷獄勢必影響農業生產。
所以，漢代所確定的「秋冬斷獄行刑」的制度，被歷代統治者所繼承，以期達到「上順天時，下安農業」的目的。
網絡上有些文章說，秋冬行刑可以組織農閒的農民觀看，起到震懾犯罪，肅明法紀的作用，可能應該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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