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要說的「款識」，指的是古代鐘鼎彝器上鑄刻的文字。顏師古注稱：「款，刻也；識（讀zhì），記也。」在遠古，款識是一個意思。比如這是大盂鼎：
（大盂鼎）
這是大盂鼎上的款識文字：
（大盂鼎上的文字）
到了後世款識，又有了新定義：人們又稱凹入的陰刻文字稱為「款」，凸起的陽刻文字稱為「識」。好在我們今天不討論款與識的定義，只討論——
款識文字能不能入印？
關於款識文字不能入印的理論，最早出自吾丘衍的《三十五舉》：
二十九舉曰：多有人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時卻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辨其美惡，楬而璽之』之說。注曰：「印，其實手執之 卩（音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樸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
關於款識文字不能入印，吾丘衍說得斬釘截鐵：「此大不可」！實際上，吾丘衍之後不到300年，就出了一位以款識入印而開宗立派的大師，就是程邃，程邃是徽派的開派宗師，他最初的印風特徵就是以《款識錄》文字入印，用的正是商周金文文字入印。如圖：
（程邃的《款識錄》入印朱文印）
不但可以入印，而且程邃成了一代宗師，更不用說後世的趙之謙、吳昌碩，特別是黃牧甫了（這幾位更是「印外求印」的大師）。
可是吾丘衍為什麼會這樣說呢？他為什麼會得出「款識文字不能入印」這樣的結論呢？原因很清楚：他受時代的局限——
吾丘衍的立論根據是：「蓋漢時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時卻又無印」，很簡單，漢代沒有人這樣刻，因為漢代人制印，用漢篆（不管我們是稱為「摹印篆」還是「繆篆」），總之沒有人用款識文字入印，這是他的第一個依據。這一條，到現在為止，依然是正確的。問題出在他的其他依據上：
他的第二個依據是「三代無印」。他說的這個「三代」，指的是夏、商、周三代。
我們知道，隨著出土物的增多，現在的篆刻史研究，已經把篆刻的起源推至商代，就是我們以前說過的「商代三璽」，如圖：
（商代三璽）
這三方商璽的出土時間是20世紀30年代，吾丘衍當然不可能見到，更不可能預知。不過，這三方商璽基本上是圖案印，與後世入印文字體系關係並不大。可以說，有印無印，無關璽印文字體系的大局。
至此，吾丘衍雖有論據上的錯誤，但並未對其結論產生重大影響。
接著，吾丘衍又引《周禮》的話，認為周代有「卩」無印。這是他的又一個局限性錯誤。
周代當然有印，先說西周，西周時期的璽印與商代璽印差不多，多是含義不明的圖案，也基本與入印文字體系無關，如圖：
（西周璽印）
當然，東周時期也有印，春秋時期的如圖：
（春秋時期的印例）
以上五方只是我們從眾多的春稱璽印中挑出來的，依次是，「畋璽」、「士君子」、「湏戴丘立盟旗」、「（厝+阝）將洰傳璽」、「大車之璽」。這是原始狀態的文字璽印，實際上，這些文字，也同期存在於鼎彝器具之上，就是周金文；
更不用說，還有戰國古璽的大量存在。戰國璽印量大，這裡就不再細說了。但有一點是可以得出結論的，使用在戰國時期金器上的六國文字，與周代金器上的文字是同一文字體系的，也就是《款識錄》上收錄的大篆文字。
（戰國璽實物）
沒辦法，與商璽一樣，戰國璽印出土也是很晚的事情，吾丘衍同樣沒有機會看到。他證明周代無印或者周代璽印文字體系不成熟的證據只有《周禮》里的話：《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辨其微惡揭而璽之之說。注曰：「印，其實手執之 卩（音節）也。」
他認為《周禮》的這段話能夠證明，當時的璽印，只是有職人員，拿在手中用於表明身份的「卩」，其作用並不是為了抑壓或鈐印。
吾丘衍出現了又一個論據上的的錯誤，周代當然有印，且這些印，並不只是拿在手裡充當「卩」。沒辦法，他沒見過周代璽印，得出錯誤結論可以理解。
緊接著，是秦印，他又接著犯錯誤。
到了秦印，吾丘衍認為：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樸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詞耳。
當然，他說這一句是為了證明周時無印。進而說《淮南子》里劉安的話也毫無依據。只是「寓言而失詞」罷了。他認為秦印的作用也不是用來鈐蓋的，因為他看到的「秦印」上的文字是正字，又或者，他看到的只是秦印封泥。
這個觀點與我們現在手中的材料不相符合，因為秦印中，我們幾乎見不到朱文印，而這些白文印，多是篆書反書，不是正書。現在我們已經知道，秦印的使用方法在於抑壓封泥，封泥之後，形成的印文是朱文正字，如圖，
（秦印與封泥效果）
那麼，我們基本可以做這樣的猜想：吾丘衍這裡說的「秦印」很可能是戰國古璽，戰國古璽被明確斷代是晚清的事兒，因為戰國古璽文字中的文字多是六國文字，直到現在，尚且有大量戰國璽印我們無法辨明文字正反，甚至有一部分璽印文字本身就刻成正字，所以，他認為刻正字無可厚非。
秦人當然有印，也不是古人「淳樸」到用了正字的程度，只用以取信（因為他看到的很可能不是「秦印」）。
（戰國璽印：孫某某）
他順帶又提了戰國時的蘇秦佩六國印的說法，是制度中沒有記載的，實際上，秦統一後，湮滅六國文字，因此不可能有蘇秦的制度史料，蘇秦合縱六國畢竟是反秦的。這個不用多說，前面我們已經說過，戰國璽印已非常成熟，無須證明了。
綜上所述：吾丘衍得出款識文字不能入印的結論的理由是「古無先例」：1、三代無印；2、周代有「節」無印；3、秦印也只是取信；4、漢代不用款識文字。
而實際上，這四條「古無先例」的論據，除了第四條漢印不用款識文字外，其他三條全部都是錯誤的，因此，他的結論自然也會失去準確性。審美是多元的，印式也就是多元的。
實際上，到趙之謙（1829-1884）時，趙大師已經開始將古鏡銘文字、古泉幣文字、秦詔版文字、漢吉金文字、漢磚文文字等納入入印文字，舉例如圖：
（趙之謙和他的吉金文字入印印例）
第一方「壽如金石佳且好兮」是取材古鏡銘文字的印例；第二方「鄭齋所藏」是取材六國幣文字的印例。在他這裡，款識文字還沒有納入他的創作取材範疇。
到了黃牧甫（1849-1907）時，吉金文字更是大量納入入印文字體系，佳作極多，這種印風也漸成從者雲集的重要流派，就是「黟山派」。如圖：
（黃牧甫和他的吉金文字入印印例）
第一方「鍾」，有極強的裝飾性，從印式到文字，都有強烈的金文色彩；第二方「吉安稽首」、第三方「永享嘉福」印，「煞刀」、「捺刀」極其醒目；第四方「萬物過眼即為我有」用的正是款識文字特有的「亂石鋪地」之法，看上去如滿天星斗，又如萬花筒一般炫目精彩。
所以，鐘鼎彝器上的款識文字不僅能夠入印，而且可以刻出精彩的作品。畢竟，審美是多元的，藝術形式當然也是多元的！